白双全：他们是伞后遗民，我是受伤的传教士

六四周年刚过，七一又将到来。香港这城，惯于百变翻身，我们访问一批随著香港情势变化，而不断发明对此城此地“新”的承担方式的人。这一次是白双全，艺术家，曾代表香港参加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而去访问他，是因为2017，雨伞运动后两年，他交出了一批“很不白双全”的作品⋯⋯

白双全说，从前他换一盏灯，就想像到一轮月亮。抬头，房间会像天空一样出现。一个富有白双全印记的精神世界，情深而玩味。这轮月亮，很容易令人想起他从前的创作，法国小镇照片里诱发记忆与思念的方形月亮，还有曝光百次、用新月轨迹画成的满月。而从月亮，你会想到他的海，他的旅行地图，他漫无目的地等待一个人。

“现在没有了，变成换一盏灯，光慢慢在你的视网膜蚀出一小口残影，然后你看什么，残影都一直在。”白双全这样形容经历79天占领运动后他的世界。月亮没了，往后挥之不去是一块残影般的痂。

“之前我的作品，喜欢在意念背后找最到位的地方创作。现在我做不到，反而钻入情绪最深刻的部分，兜兜转转。”

1. 无法过回雨伞运动前

但他说回不去了。面对灰暗的香港，他没有办法再像从前般跳跃，直观。

从前世界是这样的——香港沉闷、单一，商场消费和过份井然的城市规划主导了生活，但他最爱在街上蹓跶和创作，萌生的点子一闪而过，就记录在簿子里：“在出生登记处偷了一支笔放在死亡登记处”；“向你所暗恋的人借一件物件，让她一直想著你”；“在茶餐厅里坐得近过和我最亲的人，听到不应听到的亲暱对白”⋯⋯眼前每一样事物仿佛向他说话。改变世界是这样开始，因著你认定世界有许多的可能性，连香港也有著可触及的诗意与美好。但他说回不去了。面对灰暗的香港，他没有办法再像从前般跳跃，直观。

雨伞运动后两年，2017，他交出一批“很不白双全”的作品。恶梦墙纸、封印等一系列法院听审的手绘创作，旁听的案件如重夺公民广场案、以胸袭警案、蚝涌爆炸品案、旺角暴动案等，他坐在庄严肃穆的法院，用黑色墨水笔一笔一笔素描出阴影般的图案，如同扶乩，情绪在里面，审判、预言也在里面。白双全形容为神话般的符号世界，让他进入当中想像和思考，从语言系统及郁闷情感中解放出来。

占领后让他专注、有创作欲望的地点，由蹓跶的街道转移到法庭，甚至最接近监狱的地方。

“占领对我而言是新事物，令我对香港的看法，对自己，对艺术的想法完全扭向新的方向，我无法控制。因为我的创作就是反映我的状态。”他在另一个访问曾说过，没有办法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过回雨伞运动前甚无分别的日子，像对自己、对一场运动的背叛。白双全以他艺术家的敏感与如实，最先触摸和处理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伤患和政治日常。

一切先由白双全创作的欲望开始说起，他说，创作欲即生存欲。

2. 身体必须最快遇上灵感

“超市，巴士，书店，地铁，地图或身体。有我出没的地方，就有作品。”

1977年福建出生的香港艺术家白双全，7岁移居香港，2002年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副修神学，毕业后16年没有做过一份全职工作——全职艺术家除外。到了不惑之年的他介绍自己：“香港的奇迹之一。”他露出招牌笑容。

“年年的生存方式都不一样，有时兼职教书帮补，随著环境的转变去适应。幸好我的生活简朴，不用花太多钱，最大的娱乐和快乐就是做作品。”近几年，他半只脚踩入艺术市场，作品由画廊代理，成为这些年主要的收入来源，也代表他不得不面对艺术生态里的权力架构、人际关系和市场期望，不时与他的内在价值和信念产生冲突。

“不是人人适合当明星。”他说。一直以来，他重视作品是否对自己坦诚，作品是否对世界有意义，一些最为本质的价值。“为什么画廊对我的冲击这么大，因为它不会量度你的真诚，最重要各种元素加起来卖不卖钱，一旦竞争大家就想著噱头，对我而言就不行。”

白双全谈起他第一次的精神危机，发生在2009年，代表香港参加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那年，平台由报纸专栏变成展览形式，也改变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角色，令他迷失和抗拒。“来到展场，别人看你是谁，才来看你的展览，艺术市场也是类似运作方式。但报纸没有这问题，任何人放上去什么人可以看到，比较公平，也接近我看事物的方向。当时感觉做展览很没意思，威尼斯回来后，有一种崩溃的感觉。”2003年至2007年间，他主要在《明报》“单身看”专栏发表作品，一段他最快乐和自由的创作时期，也确立他要走的艺术方向，不少重要的作品都出自“单身看”专栏，例如作品“给路人的一朵小花”，获得2006年澳门艺术博物馆的“海外交流奖”，他的作品慢慢流传香港以外，法国、台湾、釜山、纽约、广州等地作交流和参展。

网上能找到一小段文字，记下他在《明报》发表作品的机缘。2003年， PARA/SITE有个关于沙士（SARS）的艺术展，《明报》副刊编辑黎佩芬去了看，她看到白双全的作品“3692”，决定找来这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主理每周一次的创作专栏“单身看”，没有前设或限制，就给他一版空间创作。

“第一年很多读者写信去编辑部投诉我，闹我不知道做什么，很无聊，幸好黎佩芬顶著。直到刊登收据作品《信他者必得永生》，读者开始慢慢接受我，投诉信少一点。”白尴尬笑说。

“3692”早早有著白双全独特的视觉与日常观察。沙士期间，管理公司在大厦的密码锁上加了胶片，定期清洁和更换，他展示一张旧胶片，上面压印有居民出入的痕迹，包括印痕“3692”，正是大厦的密码。白说他“概念艺术”的系统，来自大学时选修陈育强的混合媒介课程，没有特定一种媒介，基本什么东西放在手上也能创作，颠覆了传统艺术对技巧的追求，但作品展示平台仍以展览为主。

“进入报纸平面，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你顾及观众和阅读方式，沟通很重要，但我会多一重，沟通之余保持这是一件作品，最重要有一种跳跃度，由你和世界的关系最基本的位置出发。我的作品呈现当下如何反应这世界，也回到艺术世界，最当代讨论的，你如何诠释世界。这点传统艺术媒介做不到，去到大众化的报纸就真实和自由地做到。”

这也是“白双全式”创作的源起。报纸的工业特性和公信力，影响了白的创作习惯，政治冷感的他，开始阅读新闻时事，寻找灵感，他的作品连结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幻与动荡，给读者另一拆解与观看的角度。为了跟上出版流水线的速度，身体必须时刻流动，最快遇上灵感。他习惯在街上闲逛，巧合和偶遇为作品增添了神秘性。

“超市，巴士，书店，地铁，地图或身体。有我出没的地方，就有作品。”白双全说出日常和艺术之间最激情的关系。

3. 现实好难，回到精神世界开一扇窗给自己

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个受伤的传教士。

“《明报》那批创作，洗掉了我大学时代创作的苦涩味，那种苦涩味，比较接近现在我做创作的方向和心境。”那个我们所不熟悉的白双全，苦涩，会用沉重的石泥模塑出黑山、黑河等意象，有著基督视觉。如果像他所说，创作的出现，归根究底在人的心灵深处产生，访问慢慢地又再深进一点。

“小时我经常活在情绪的波动中，不懂用言语表达，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好像中了枪。”

白双全四十岁了，这种敏感于内心世界的躁动，受外在环境影响，仍如同小时，猜测是躁动父亲的遗传，妹妹患有情绪病，两个弟弟的情绪也不好。五兄弟姐妹在自控与失控之间，白双全找到他的方法。“艺术和信仰就像最后一道安全网，防止我坠落。解构、吸收和释放，低点时找方法帮助自己。小时不懂得什么叫艺术，就画漫画释放和表达。”漫画内容关于奉献、牺牲、大爱与苦难，他同时把宗教压抑下来的，血淋淋，人际关系的暴力，欲望等，也透过漫画创作释放。这是他小时候经验到艺术、信仰和自身的关系。

白双全第二次的精神危机发生在雨伞运动后，内疚、自责和迷失，情绪将濒临失控。他形容“丧尸”、“废青”，终日睡觉，做什么也提不起劲，也不再打理自己。那时他停止创作将近一年。直到2015年6月，他偶然地走进观塘法院听审，法院洁白、庄严的气氛让他想起十年前的教会，心始慢慢平静下来，此时创作欲如同生存欲，一笔一笔专注地画，体验接近宗教灵修。

“法院做的作品，很多人都觉得很政治性。但我不是想修复政治，我想对世界完美、完好的想法崩了一角，再填补好，而法院可以填补这个位。”然后他谈到某个失落的信仰：“现实好难，回到精神世界开一扇窗给自己，总不能对世界没有希望。”

从前，你以为白双全不做艺术家，就是诗人，艺术家以外，传教士比诗人更接近他的本质。但你听见，他的口中所描述，他更像一个受伤的传教士。

他从中一开始返教会，叫喜乐福音堂，1992至2002年间，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影响著他一整个青春期。他形容，教会作风极端，唯一做的事就是读圣经，灵修，没有任何联谊活动，男女要分开坐，圣经里讲的话严格遵守。但他很享受那段清教徒、苦行般的日子，因基督的爱就是包含痛苦，痛苦令他升华，心灵获得满足。“那间教会的操作，令我觉得世界上除了信仰和心灵世界，其他一切都没有意思。”这也同时令他对信仰产生怀疑，那么公义？人的苦难？他需要信仰以外的另一套语言，重新接触世界。大学副修神学也没法解决信仰的怀疑，苦力一段日子，他离开教会，也离开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后，白专心投入艺术创作，发现艺术能补偿所失去的宗教经验，如神的暗示，精神上亢奋、对真善美的追求等，他的作品有迹可寻。“我能感觉你作品的味道，因为我也从基督教的世界出来，我们总把自己放在痛苦之中，才与基督同在。”白双全某个朋友说的话，他一直记著。

“你为什么在街上乱走？或等一个你不知会否遇到的人？可能你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但过程中出现一些事物，成为你的目的。你相信有连系产生，带动一连串行为，才出现我想像中的事。即使偶然，像后设，但我有信念。”

白想起他的作品“巴士先生”，由十年前巴士站上的一连串巴士号码，他打出电话联络到巴士先生，十年后，他约了巴士先生见面，他带白双全去自己出生的地方，薄扶林村，走到村中的伯大尼修院，冥冥中像有条线牵连一切。

“伯大尼让受伤的传教士休养，从前我也想像自己是受伤的传教士。”他说。

4. 艺术可能做到精神和心灵的建构

他们也如同雨伞运动后的遗民，过不回从前甚无分别的日子，却每天像幽灵般回到原地。

黄耀明明曲晚唱音乐会的舞台上，悬挂著四个恶梦墙纸系列的巨型雕塑，射灯穿透而过，转换的阴影打在墙身，或观众的脸上，似懂非懂。明哥讲起在监狱里的人，政权底下，受苦的人。四幅墙纸记下了四个不同的法院审判故事，包括暴动案，蚝涌爆炸品案及施SIR案，他们都是自雨伞运动后流落边缘的香港人，承受著牢狱之灾。白双全用符号盛载事件最为复杂的情感，和埋身的政治事件，起初弥漫似懂非懂的气氛，像有了著落。

“符号和绘画的开放性，容易帮助我们进入一种宗教或精神想像。”白双全曾经想像，这批作品最好的展示场地，不是令他经常产生疑问的展览场地。符号可以放在高的天花板上，光线昏暗，人一走入去能安静下来，默想，像宗教场地。墙纸也可在被告或者有关人士的睡房出现，记忆进入梦境再产生另一种释放，他想像是更生活化及宗教性。

在明哥的演唱会上，恶梦墙纸和流行文化一再结合，演唱会上灯光一亮，他看著自掌心延伸出去的符号，心里想，事成了。

从前一直有人把白双全部分艺术创作归入政治艺术，他与策展人杨阳曾有过这一讨论，他不同意这个归类：“如果政治艺术对我来说有意思的话，最后能达到一个实际的政治上影响。但到了那一步，我又不觉得我自己在做艺术。”现在，白双全继续在法院听审做创作，他走进了真实的世界，接触支援政治释囚的香港市民、律师，甚至连接到释囚，探监，写信和惦记在心中，他说自己从没有如此接近过社运、政治。“如果你说，《明报》那些创作算接近（政治），现在是直达核心，能扣连整个社会背景，扣连到真实的人。”

“会不会觉得，做的事超过了艺术家的身份？”我问。

“像我一开始答你，艺术家怎样状况我才最满意？我觉得是现在，艺术创作是一种修行，反映我的生命，但延伸出什么？或者慢慢脱离艺术的观念？我未知道。起码到现在这点，它有一种张力把我吸了入去，这就是最真实的状况。”

“或者，艺术作品过份政治性，对你而言，有没有危险性？”

“有。危险在于，你太接近政治漩涡里的人，成为影响事件的一部分。艺术本身未必需要太过政治性，我心中有警钟，低调、适当的距离是比较恰当，那里留有一处安身立命的位置做创作。最近我读黄碧云的《卢麒之死》，她拿捏的距离和多角度，也是我想做到。”

白双全打开双手，由左手到右手，由一点到另一点，他重新谈到艺术创作“反抗”的作用，那个白双全一直没变：“由日常的政治事件，如何拉开到日常生活空间的呈现？我不是想呈现政治事件。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政治事件，被影响，转化是我们需要做。例如连讲‘港独’、‘结束一党专政’也被禁言，的确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我现在的作品要处理，政治事件到日常处境之间的转化。”

他一直想著占领运动后有个“鸠呜团”，维持下来，千几人只剩下十几人，每天仍驻守旺角街头；另一边添美道连侬墙，有几个天主教徒每星期做弥撒，直到现在，他们也如同雨伞运动后的遗民，过不回从前甚无分别的日子，却每天像幽灵般回到原地。“他们一团火没有熄，但无以为继，唯一剩下只有坚持，也剩下了僵局。究竟有没有其他办法，帮助我们突破精神、理念的想像。艺术可能做到精神和心灵的建构吗？我想做这个位置。”

白双全教我看他其中一张恶梦墙纸，鸟的胚胎，颠倒看时像人的脸，挂著一滴眼泪。黑色越浓稠，代表他来回涂改，当下情绪有多不安定，同时你想像著各种喻意，胚胎与泪水，颠倒的梦。他说：“黑乎乎，像抑郁，但它对我是有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