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研究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再用“拆墙打洞”的方式盖房子

建筑师朱起鹏眼中，在北京“最文艺的旅游方式”是先吃一碗爆肚（编注：老北京小吃），然后拿着文物地图集，在旧城里按图索骥地寻访古迹。

五年前，他在北京鼓楼附近的胡同里找到一座名叫“宏恩观”的庙宇。这原先是一个道观，是清末退休太监养老的地方，60年代被改造成车间厂房，90年代工厂停产，原先的各个殿宇被分租给菜市场、超市、枱球厅、咖啡厅、live house、酒吧……2003年左右，一位文莱设计师看中了这里，斥巨资把大殿后方改建成高级会所，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访华时就曾造访停留。

“卡梅伦在宏恩观里喝茶，门口一字长蛇站满了外国帅哥保安。保安身后的山门里，地下摇滚乐队在 live show；山门边的菜市场里，胡同大妈跟菜贩子为一捆韭菜讨价还价……”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朱起鹏绘声绘色地赞叹宏恩观的奇特景象——不同群体的人们都能在这小小一方天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你看别人的时候，你也成为别人的风景。”

那一场演讲的题目叫做《北京“私搭乱建”局部史》。朱起鹏以宏恩观为例，叙述“私搭乱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这些自发组织的、非正式的建造，真实地描摹了一个（北京）旧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么鲜活，这么生动有力。”

演讲全文公布在互联网上，很快点击率就达到“10万+”。有人跳出来骂他，斥责他无视脏乱差、只会谈情怀：“明明是有历史的建筑变成了城乡结合部的农贸市场，全是电线，着火了不知道烧死谁。”争论还延伸到了香港的九龙寨城，“追捧它的人进去住过哪怕一天吗？情怀是个好东西，但不是看着别人生活在泥潭里，然后站在高处饱含深情的评价。”

“其实大家质疑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有活力的城区和脏乱差并没有必然的共生关系。环境的不舒适、不卫生、消防与结构隐患，都有相应的设计对策可以解决。建筑师就有很多办法去改良它们。”朱起鹏对端传媒记者说，但总不能因为这些可以改善的弊端，“而把整个城市有活力的部分和自发的东西全部消灭。”

旧城只有不断适应现代生活，才能活着

朱起鹏提到的“全部消灭”，是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治理运动。

以北京为例，从2017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内，就有数千家沿街店铺被官方定性为“私搭乱建”或“拆墙打洞”而遭到治理。一时间，北京的旧城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有拆改的痕迹，重新抹平的墙面上刷着大字标语，告知市民要提升城市形象，营造美好环境。

通读政策，朱起鹏注意到，各方对旧城治理的目标并不清晰，“最终只能指向一个含混的目标”——恢复清末民初老北京风貌。

清末民初的老北京，街巷幽静、庭院深深。但朱起鹏的研究发现，那时北京真实的生活面貌却比我们印象中丰富得多。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在冬夏两季于院落里搭设临时的罩棚。街道上也常见各种彩楼牌坊，营造出喧嚣的市井氛围。“北京曾是个非常有弹性的世界，各种坚固的建筑之外，是临时搭建勾勒出的斑斓面貌，人们聪明地以最低的代价，实现城市对社会变化的反馈。”

变化在上世纪中叶发生，北京重新成为国家的首都，“大量国家机关要重新迁入到北京城市的体内，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陶醉于“通过微妙的空间调整来延展物理空间的这种乐趣”，反而“砸碎一切旧的东西，来拥抱新的世界。”

“我们急于摆脱旧有的束缚，急于摆脱这些看上去杂乱的东西……”朱起鹏说，于是，“这个城市几乎已经丧失了它所有的那种有弹性的非正式建造的能力和水平。”

“破旧立新”的思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谈及2017年的整治“拆墙打洞”运动时，朱起鹏惋惜对北京旧城而言，“最大的伤害是‘瞬间的阻断’”。“太突然了，城市是非常复杂的生命体，”例如宏恩观，“不同历史时期的人都在这上面留下了痕迹”，“就像年轮一样，清代的房子、60年代的加建、90年代的菜市场……”这些部分“互为基础，互为前文”，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为了追求最高的行政效率，容不得商讨，这些年轮被一笔抹平。

如今，宏恩观成为一座安静、空荡、油饰一新的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紧锁，里面的菜市场、酒吧、live house 等都已经不在了，唯独东面一侧的矮屋被装修成现代感的办公室，租用给一家英语教学机构。

“我们必须清楚，现代的北京和100年前不一样。”朱起鹏说。以前一座四合院里只住一户人家，一条胡同不过数百居民。而今，一家一户的四合院被分割，挤进十余户人家，共用厨房、洗手间和浴室，变成杂院，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集合住宅”。旧城人口总量大大增涨，过去，四合院里很多家庭的人足不出户，有佣人负责采购生活饮食用品；现在的旧城里，人人都要走出家门买东西，对胡同的生活服务需求激增，于是拆墙破洞的果蔬铺、烟酒店、小餐馆应运而生。

“人变了，生活变了，旧城必然要随之变化。”而变化本身是复杂的，有些无序杂乱，有些顺应发展，“当这些变化出现时，城市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压制，而是制定规则。”

朱起鹏举例说，“日本京都的花见小路，是闻名遐迩的历史街道。多数铺面都是私有产权，按照市场机制出租开业。但政府严格规定任何业态不能对历史建筑本身进行破坏，对展示日本传统文化的业态进行扶植，另外会限定单纯的旅游服务项目的数量（比如抹茶冰淇淋店、纪念品店）。规则清晰而严格。”

其实北京不乏各种管理规章，比如管控绿地、水体、建筑高度、保护历史建筑，甚至规定了建筑色彩。但另一方面，这些管理长期落空，甚至是“怠政”。有的房子违法加建了三四层，无人制止；有的街区传闻拆迁多年，索性野蛮生长，一副“末日狂欢”的模样。在朱起鹏的观察里，旧城里的业态多姿多彩，优劣并存，有“良币”也有“劣币”，却统统遭到新政策的拦腰斩除。

“咔嚓！”他用了一个拟声词，形容自上而下的治理运动是怎样碾平城市活力的来源——“城市在瞬间地改变，很多人离开”。

“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前提下，能不能允许做出一些改变，能不能有一些弹性的出口？”朱起鹏说，“旧城只有不断适应现代生活，才能活着。而活着的旧城才是健康的。”

记录城市发展的“野史”

2017年，朱起鹏在胡同里的作品“嵯峨馆”施工完成。这原是一座普通四合院里的西厢房，红门青瓦，格局老派，面积约一百平米（约1076呎、30坪左右）。因为历史产权的原因，这厢房被一组矮墙包围起来，成了“院中之院 ”。它和宏恩观一样，还留着建筑演变的痕迹，能看到“早期粗率的重建，后期随意的修补，到某次反悔的空间修改”。类似这样的房子在北京大概有几万座。

嵯峨馆附近是热闹的什刹海风景区，几步路便能走到夜夜笙歌的酒吧街。它也是传统胡同生活的一个典型常态，“混居、杂乱，”“有点脏，有点窄，采光不好”。接到专案，朱起鹏便想要给它来一个“急剧的矫枉过正”。

“我们希望新的房子能呈现新的状态，把每个旧城的‘典型缺点’都翻转过来，让它很干净、通透、阳光非常好。周围都是人工化的环境，我们便把自然山石挪进房间。”整栋房子故意做成纯白色的，很显眼，“当邻居看到这幕场景时，也许会怀疑他过往的旧城生活经验。”

今年33岁的朱起鹏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系。他历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和原本营造设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兼设计总监。2017年，他和两位同行王冲、王斯迪一起创办了一间新的建筑事务所“神奇建筑研究室”。

什么样的建筑师会给自己的事务所取名为“神奇”？“理想似乎不是成年人该玩的游戏，但总有些心智不全的家伙爱撞南墙。”他们这么回应。既然关心城市的复杂性，又对“通过建造影响社会仍怀有幻想”，于是干脆放下包袱，让“那些奇妙主意变成真实的物质世界，影响更多人”。

朱起鹏和端传媒报导过的“绘造社”创始人李涵、胡妍一样，都是八零后，都生活在北京，都曾在国家体制内长年工作。他们或曾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建筑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协作——从资本上游到末端工人，年轻建筑师很难真正表达个人意志，更逞论以建筑去影响社会。而他们在建筑的人文属性里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进行跨学科领域的探索，书写城市发展的“野史”，并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化产出。

与他们相似的还有年轻的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何志森，他曾和朱起鹏在同一个讲台上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城市里的流浪汉如何像抢地铁座位一样抢公园里的位置睡觉，小商贩如何和城市管理者博弈并设计出逃跑轨道，上海弄堂里的居民为什么每天早上要拎着尿壶谈天……何志森觉得，普通人的行为颠覆了设计师的定义，在所谓脏乱差的社区里演绎出一种新秩序。

“他们都亲身见证了中国城市近三十年狂野的发展，”建筑师、策展人王硕曾经这么评论道，他曾为朱起鹏、李涵等九位青年建筑师的作品策划展览。“他们共同的经验是都曾自发地对其生活的城市本身进行观察，通过关注那些常常被正统的城市史、惯常的城市研究忽略掉的城市现象与演化历史，去观察、分析和再现近三十年的城市进程。”

建筑总是以“静态”和“动态”作回应

“神奇建筑研究室”在北京胡同里的另一个作品叫做“橱窗之家”。这是一个15平方米（约160呎，4.5坪）的隔间，要包含睡觉、洗澡、会客、工作等各项功能。朱起鹏和他的同事用钢结构和木板设计了“一个体量复杂的植入体”，把它嵌入这座房子里，室内空间便“被重新划分为若干新的空间单元”。

最有意思的是，这间屋子“朝向街道的一面是打开的”，是透明的玻璃窗和门。

他们希望借此能“重新建立一种胡同居民的社交模式”。现代人为什么觉得北京没有人情味了？“因为现在的胡同是生人社会，有很多外来者，大家互相警惕。而让陌生人开始熟悉，第一步就是让我和你的家‘鸡犬之声相闻’。”朱起鹏说。

他站在胡同当中，与记者一起看着穿睡衣和拖鞋的中年女人牵着柯基犬走出家门，在路边闲坐，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聚在树荫下，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打麻将、喝茶。“他们没有把胡同当做公共领域，而是当成起居空间。”而“橱窗之家”正迎合此景——适度地“暴露生活”，留出一些“彼此窥探的余地”，便是社交形成的第一步。

朱起鹏心中的好建筑有两个标准，一是适宜，“比如你要一个住宅，有一系列可量化的标准，譬如大小、质地、花费，来帮你生成这样的物理存在”；二是有趣。“有趣没办法量化，它需要和你的想像力共同作用。”对于建筑来说，“适宜人人需要，而有趣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不过，他还面临着新问题：为胡同里低收入人群设计房子，帮助他们改善居住环境后，这座房屋价格便很快升高，不再适合原先的使用对象。因此，朱起鹏戏称建筑师的工作只能是“筑巢引凤”，瞄准目标用户，将他们吸引到自己设计的空间来；若只瞄准某一个地理空间，“那结果就是，新设计的介入带来这个位置上社会结构的变动。”

强力的外在干预也让他时常“心情紧张”。胡同里的那几个作品，无论是“嵯峨馆”还是“橱窗之家”，都有可能面临着城市监管的治理，“要么被划为私搭乱建，要么被划为拆墙打洞”。虽然墙并非他开，洞并非他打，但在时阴时晴的政策面前，他不得不承认，“建筑总是以‘静态’和‘动态’做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