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院舍照顾老人：管理一个迈向死亡的进出口公司

早上7点，林彩善赶到安老院，第一件事是帮还睡在床上的老人逐个换尿片。她麻利地帮一个老人脱下裤子，翻开尿片，一看，里头藏着一只手套。“这谁干的活儿呀，这么差劲，也不检查？”她大叫一声。没有同事应答。眼前8张床上的老人，每一个都严重退化，已经不会说话。

今年四十出头的林彩善是香港安老院的照顾员。她在这行做了三年多，时间不长，但已经服务过20多家安老院，从派药、喂药、喂饭、冲凉到换尿片，什么都做，见识过无数相似的荒诞局面。她曾经看见同事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药塞到了另一个老人的嘴里；一个老人大便后，没人马上为他换尿片，被发现的时候，整个人整间房都是大便；一家老人院因为清洁不足，以致跳蚤为患，一个公立医院护士来探访时，甚至把跳蚤带回了医院......

她诚恳地说：政府资助的安老院服务普遍比较规范，而大量私营安老院，素质参差不齐。情况最糟糕的是那些按照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来定价的安老院，每月收费七千至八千，服务和卫生素质都令她“震惊”。“太便宜的还是别去了，”她总是这么说。但在政府资助安老院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些便宜院舍往往是许多凭藉政府救济金过活的老人的唯一选择。林彩善承认，无论公营私营，家家安老院都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2018年1月底，正是在一个照顾员管50多个老人的情况下，才发生了“尿片包手套”的事。“也难怪她，辛苦做通宵本来就头脑不够清醒。”林彩善叹气。

此时此刻，香港已经迈入彻底的老龄社会，到2046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对长期护理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但谁来照顾漫长的老年生涯，是香港社会至今未解的难题。根据社会福利署的调查报告，即使是在政府资助的安老院，人手空缺也高达15.8％。不过，有18年院舍运营经验、曾担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会长的陈志育根据他的观察指出，整个市场的实际空缺高达30%，因为部分院舍请不到人，只能聘请一些不合资格的人来暂时顶替。

现在，支撑着这个脆弱的照顾体系的，是一个又一个像林彩善一样的中年妇女。不久之后，她们自己也将步入老年。

“上午死一个人，下午马上就有人来住这个床”

来香港之前，林彩善从没有想过会去安老院打工。她生于中国大陆，毕业于师范大学，年轻的时候在企业做销售，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香港丈夫，两人结婚生子。大约五年前她随丈夫到香港定居，不久后，儿子也获批来港，一家三口住在公屋。

在陌生的香港，照顾儿子和家人占据了她大量时间。在朋友介绍下，她选择了时间可以灵活安排的老人院保健员工作。用半年时间报读培训班，再考取了保健员牌照，她入了行。

在香港的安老院，林彩善的经历是无数照顾员的缩影。细分来说，院舍的工种包括护士、保健员、护理员、清洁工等，收入依次递减：保健员的工作类似护士，管理老人的病痛和安全——因为护士工资太高，不少院舍不聘请护士，只聘请保健员；而护理员则负责冲凉、扶抱、喂食、处理大小便等。

翻查劳工处2018年的招聘广告，私营安老院招聘保健员一般提供一万四至一万五港元的月薪，而护理员工资更低，约一万一至一万三，更需要轮值通宵夜更。低廉的薪酬配以耗费体力、又脏又累的工作，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入行，最终只能依靠基层妇女，特别是新移民妇女，另外也有不少从中国大陆引进的外劳。

最初入行，林彩善颇不适应。2014年，她应聘第一家安老院，私人老板运营的，收费低廉。她记得：“走进去，一阵异味，几十个老人家，只看见一个主管，不见其他人手。”“感觉一切都很随便，主管不像主管，像一个村妇，”林彩善回忆说，她不能肯定主管是否拥有专业知识，提出先当半天的实习生，不要工钱。

院舍里有不少体弱老人，有些已经不能自己进食，而是靠一条插入胃部的喉管，吸收营养奶。上课培训的时候，林彩善学到：每次喂食之前，要先用针筒在喉管里抽取液体，用PH试纸测试，如果呈酸性，证明喉管已经稳妥地插入胃部。但在那家老人院，她发现主管根本不去测试。“他们拿针筒抽一下，然后就推回去了，很危险啊！如果那条管子不在胃里可能已经出来了，例如在肺里，奶喂到肺里面就成肺炎了。”

林彩善被吓到，半天后就辞职了。她转应聘另一家收费较高的私人安老院，院舍照顾立刻规范起来：没有异味，有老人尿湿了床单“就会全部换过”，每星期一至七，都会有规律的给不同房间的老人换被单、床单和枕套。她这才明白，安老院也和去菜市场买菜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可以说的很直白，上午死一个人，下午马上就有人来住这个床，生意超好。

后来为了更灵活地照顾儿子，她放弃了在一家安老院做全职，而是挂靠在中介公司做兼职，每天被派遣去不同安老院。安老院人手长期不足让这类中介公司应运而成，他们为妇女提供更高的时薪，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哪家老人院最近突然缺人，他们就派妇女去哪家。奔波于不同安老院之间的林彩善，拿着73港元的时薪，见证安老院百态。

2017年年末，她来到一家收费低廉的安老院工作：里头住着接近160个老人，大多是8人一间的大房，收费相当于综援，花钱多一点的可以住上单人间；整个院舍只有一个清洁工，床铺来不及处理，充满了酸臭味；人手不足，喂饭的时候，有的护理员赶时间，烫口的饭菜也往老人嘴里塞。更让她惊讶的是，整个院舍充满了跳蚤，护理员每天都忙着清洁，还是无法灭掉跳蚤，后来老板花钱把所有木板床和床铺都扔掉了，换了全新的，跳蚤停歇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又快速繁殖起来。

尽管素质低劣，但因为收费低廉，这家院舍客源不断。“我可以说的很直白，上午死一个人，下午马上就有人来住这个床，生意超好。”林彩善说。她在这家院舍工作了半年，期间社会福利署三次来查看，但院舍依然相安无事的营运。

“一个吃，一个拉，管理一个进出口公司”

每一个住进安老院的老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林彩善说，她记得有老人无法接受自己不能走路了，整天情绪低落；有老人因为病痛，不想活了，故意一直不吃饭，最后送到医院，被强迫插胃管；还有老人没有一个家人或朋友来看望，最后孤独地离世。

偶尔空闲的时候，她会和一些老人聊聊天，但绝大部分时候，她只能一刻不停，打仗一样地操劳不同工序。香港目前许多安老院都是住满一百多个老人的规模，为了以有限的人手照料大量老人，所有老人的生活都必须尽量以同一规律、同一程序来安排。

用林彩善的话说，就是“管理好一个进出口公司”，“一个吃、一个拉”，喂饭、喂药、处理大小便和身体清洁。

打仗通常从清晨六点半至七点就开始。先为每一个老人换尿片，扶抱到轮椅上，再轮番推去洗澡，两个照顾员为一个老人洗澡，同一时间，通常有几个老人在分别洗澡。正常来说，一个老人从脱衣服到穿好衣服，最快10分钟，更加体弱的需要15分钟，小型院舍可以每天都为所有老人洗澡，但一些住一两百个老人的，可能只能隔天洗一次。

七点半至八点，早餐开始。有的老人在大堂就餐，体弱的要扶抱回床。早餐按照糖尿餐、痛风餐、普通餐等，将食品分类，有的老人容易呛到，必须在流质里加凝固粉，卧床插胃喉的老人，就要将营养奶倒进胃喉。

早餐之后，有的老人坐在大堂看电视，保健员为一些老人探热、量血压。大约11点半，中餐开始了，程序不断复制，大约五点，又开始了。

除了老人或家属有特别要求，才可以留在大堂活动，不然一般晚饭之后，所有老人就包上尿片，上床睡觉。另外，进入院舍以后，除非老人头脑清晰、可以表达清楚，才会根据老人需求扶推老人上厕所；不然就会要求老人包上尿片，防止失禁所带来的“麻烦”；而躁动而容易跌倒的老人，也会寻求医生评估和家属同意，穿上约束衣。

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保健员要进行配药、派药、喂药的工作：在院舍里，几乎没有老人不用吃药，他们大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慢性病，不时还会遭受感冒、发烧等急病。

这是许多安老院采取的普遍程序，在此之外，娱乐和活动的安排因院舍而异。政府资助的院舍大多会聘请提供辅导和小组活动的社工，还有提供复康训练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但在中低档次的私营安老院，这些岗位通常并不存在，唯一的娱乐是外面的宗教团体、义工团体偶尔来组织一些活动。

对安老院的运营和照顾规范，香港政府设有《安老院条例》来提供指引，不过这已经是1996年设立的文件，至今22年没有任何修订，其中对于院舍人均面积、人手比例的规定在今天看来都是过低的门槛，并不难达标。而与白纸黑字的文件相比，照顾其实是一门微妙细致的工作，不少细节难以准确规定，照顾得好与不好之间，往往存在大片灰色空间。

在人手紧缺、不少私营院舍管理混乱的局面下，林彩善说，照顾好坏“全凭照顾员的良心”。

比如，并不是每家院舍都会每天都为老人洗澡；不是每个照顾员都会每两小时为老人换一次尿片（许多时候是四小时一次），也不一定会两小时为瘫痪的、或者穿上约束衣的老人翻一次身；假若老人的屎尿弄脏了床铺，也不一定立即更换。而在一个照顾员对着数十个退化以及严重退化的老人的局面下，林彩善不得不承认，照顾员和老人最终都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局面。

她记得有一个婆婆，患了失智症，说话还算清楚，尽管站立不稳，但很喜欢带着助行器到处走动。她不喜欢包尿片，有一次想自己走去上厕所，摔倒了，破皮了，女儿很紧张，来投诉老人院。几天之后，她想自己走去打电话给女儿，又摔倒了，这次脸都瘀青了，女儿又来投诉。院舍的护士长很紧张，最后便让老人坐上“大班椅”——一张前面有围板，左右有扶手的沙发椅，后面一锁住，人就不能动弹了。

“婆婆后来就成天在那不停地喊，姑娘帮帮忙啊……我已经坐到好累了……”林彩善说，她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面对临终，也面对“老人不能死在院舍”的压力

每一天下午收工离开院舍，林彩善都浑身酸疼疲惫，但她还不能歇息，必须赶在下午四点之前，回到屋邨，接上刚刚从幼稚园回来的儿子。坐上回家的巴士，她常常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到家以后，她会先彻底消毒，再陪儿子玩耍、做功课，然后做晚饭、洗衣服，第二天凌晨五点多又从床上爬起来，赶去院舍。

她的日子，过得像一个疲惫的钟摆，每天在照顾老人和照顾孩子之间，来回摆动。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做多久。说实话，我现在还像一个大学毕业生吗？”她忍不住沮丧起来，在安老院打工，似乎难以有晋升的机会，可能做十年，收入也不会涨多少。

不过，她偶尔会感受到，照顾老人带给她的满足感。最近她特别开心的是，一家私营院舍里有一个患了糖尿病的婆婆，身上有伤口，老是不能痊愈，她下定决心，每天都为婆婆定时涂药膏两次，一个月下来，伤口完全好了。

“她的模样有点像我妈妈，她什么都跟我讲，”林彩善说，这个婆婆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苦，一家数口蜗居在小房子，丈夫嗜赌，她原来盼着以后退休了，就可以清闲享福，没想到很快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家里没人可以照顾她，只能住到安老院。

刚进入院舍打工的时候，林彩善就发现，一家院舍里，每个月都有一个老人离世，刚开始她不能接受，“那会儿难受，觉得好像好接受不了那种生死。他们一死了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就想哭。”

但除了悲伤，老人的临终也会给她带来实实在在的工作压力，因为每一家安老院都不希望老人死在院舍里。“老人院不愿意负这个责任，死在老人院会被说你照顾不力，警察和社署就会来找你麻烦，”而保健员的工作，也包括仔细监控每一个有临终迹象的老人的生命体征，即时进行急救，再送去医院。

他活着很累啊，活着很痛苦啊。

有一些变化不那么容易察觉。一个老人，突然不愿意吃饭，喂了又吐，反覆折腾，和平常不一样，林彩善报告主管，院舍为老人作了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可到了晚上，老人就在院舍里走了，后来社署和警方就来调查。

另一个老人，“安安静静的，看不出来什么。她呼吸也不急，就觉得她是睡着了”，但院舍里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告诉林彩善，这个老人快要走了，让她多留意，每两小时为老人测一次血氧量。林彩善很紧张，每一小时就会测一次，后来真的发现老人的血氧量过低，将老人送去医院急救，但两天之后，老人还是在医院里走了。

三年过去，林彩善见证了一个又一个老人的离去，她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难过了。“有些时候有些老人，他死其实是一种解脱，不是件坏事。他活着很累啊，活着很痛苦啊。”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林彩善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