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院舍照顧老人：管理一個邁向死亡的進出口公司

早上7點，林彩善趕到安老院，第一件事是幫還睡在床上的老人逐個換尿片。她麻利地幫一個老人脫下褲子，翻開尿片，一看，裏頭藏著一隻手套。「這誰幹的活兒呀，這麼差勁，也不檢查？」她大叫一聲。沒有同事應答。眼前8張床上的老人，每一個都嚴重退化，已經不會說話。

今年四十出頭的林彩善是香港安老院的照顧員。她在這行做了三年多，時間不長，但已經服務過20多家安老院，從派藥、餵藥、餵飯、沖涼到換尿片，什麼都做，見識過無數相似的荒誕局面。她曾經看見同事不小心把一個老人的藥塞到了另一個老人的嘴裏；一個老人大便後，沒人馬上為他換尿片，被發現的時候，整個人整間房都是大便；一家老人院因為清潔不足，以致跳蚤為患，一個公立醫院護士來探訪時，甚至把跳蚤帶回了醫院......

她誠懇地說：政府資助的安老院服務普遍比較規範，而大量私營安老院，素質參差不齊。情況最糟糕的是那些按照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來定價的安老院，每月收費七千至八千，服務和衛生素質都令她「震驚」。「太便宜的還是別去了，」她總是這麼說。但在政府資助安老院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這些便宜院舍往往是許多憑藉政府救濟金過活的老人的唯一選擇。林彩善承認，無論公營私營，家家安老院都面臨人手不足的困境。2018年1月底，正是在一個照顧員管50多個老人的情況下，才發生了「尿片包手套」的事。「也難怪她，辛苦做通宵本來就頭腦不夠清醒。」林彩善嘆氣。

此時此刻，香港已經邁入徹底的老齡社會，到2046年，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對長期護理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但誰來照顧漫長的老年生涯，是香港社會至今未解的難題。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調查報告，即使是在政府資助的安老院，人手空缺也高達15.8％。不過，有18年院舍運營經驗、曾擔任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會長的陳志育根據他的觀察指出，整個市場的實際空缺高達30%，因為部分院舍請不到人，只能聘請一些不合資格的人來暫時頂替。

現在，支撐著這個脆弱的照顧體系的，是一個又一個像林彩善一樣的中年婦女。不久之後，她們自己也將步入老年。

「上午死一個人，下午馬上就有人來住這個床」

來香港之前，林彩善從沒有想過會去安老院打工。她生於中國大陸，畢業於師範大學，年輕的時候在企業做銷售，在工作中認識了現在的香港丈夫，兩人結婚生子。大約五年前她隨丈夫到香港定居，不久後，兒子也獲批來港，一家三口住在公屋。

在陌生的香港，照顧兒子和家人佔據了她大量時間。在朋友介紹下，她選擇了時間可以靈活安排的老人院保健員工作。用半年時間報讀培訓班，再考取了保健員牌照，她入了行。

在香港的安老院，林彩善的經歷是無數照顧員的縮影。細分來說，院舍的工種包括護士、保健員、護理員、清潔工等，收入依次遞減：保健員的工作類似護士，管理老人的病痛和安全——因為護士工資太高，不少院舍不聘請護士，只聘請保健員；而護理員則負責沖涼、扶抱、餵食、處理大小便等。

翻查勞工處2018年的招聘廣告，私營安老院招聘保健員一般提供一萬四至一萬五港元的月薪，而護理員工資更低，約一萬一至一萬三，更需要輪值通宵夜更。低廉的薪酬配以耗費體力、又髒又累的工作，幾乎沒有年輕人願意入行，最終只能依靠基層婦女，特別是新移民婦女，另外也有不少從中國大陸引進的外勞。

最初入行，林彩善頗不適應。2014年，她應聘第一家安老院，私人老闆運營的，收費低廉。她記得：「走進去，一陣異味，幾十個老人家，只看見一個主管，不見其他人手。」「感覺一切都很隨便，主管不像主管，像一個村婦，」林彩善回憶說，她不能肯定主管是否擁有專業知識，提出先當半天的實習生，不要工錢。

院舍裏有不少體弱老人，有些已經不能自己進食，而是靠一條插入胃部的喉管，吸收營養奶。上課培訓的時候，林彩善學到：每次餵食之前，要先用針筒在喉管裏抽取液體，用PH試紙測試，如果呈酸性，證明喉管已經穩妥地插入胃部。但在那家老人院，她發現主管根本不去測試。「他們拿針筒抽一下，然後就推回去了，很危險啊！如果那條管子不在胃裡可能已經出來了，例如在肺裏，奶餵到肺裡面就成肺炎了。」

林彩善被嚇到，半天後就辭職了。她轉應聘另一家收費較高的私人安老院，院舍照顧立刻規範起來：沒有異味，有老人尿濕了床單「就會全部換過」，每星期一至七，都會有規律的給不同房間的老人換被單、床單和枕套。她這才明白，安老院也和去菜市場買菜一樣，「一分價錢一分貨」。

我可以說的很直白，上午死一個人，下午馬上就有人來住這個床，生意超好。

後來為了更靈活地照顧兒子，她放棄了在一家安老院做全職，而是掛靠在中介公司做兼職，每天被派遣去不同安老院。安老院人手長期不足讓這類中介公司應運而成，他們為婦女提供更高的時薪，更靈活的工作時間，哪家老人院最近突然缺人，他們就派婦女去哪家。奔波於不同安老院之間的林彩善，拿著73港元的時薪，見證安老院百態。

2017年年末，她來到一家收費低廉的安老院工作：裏頭住著接近160個老人，大多是8人一間的大房，收費相當於綜援，花錢多一點的可以住上單人間；整個院舍只有一個清潔工，床鋪來不及處理，充滿了酸臭味；人手不足，餵飯的時候，有的護理員趕時間，燙口的飯菜也往老人嘴裏塞。更讓她驚訝的是，整個院舍充滿了跳蚤，護理員每天都忙著清潔，還是無法滅掉跳蚤，後來老闆花錢把所有木板床和床鋪都扔掉了，換了全新的，跳蚤停歇了一段時間，不久後又快速繁殖起來。

儘管素質低劣，但因為收費低廉，這家院舍客源不斷。「我可以說的很直白，上午死一個人，下午馬上就有人來住這個床，生意超好。」林彩善說。她在這家院舍工作了半年，期間社會福利署三次來查看，但院舍依然相安無事的營運。

「一個吃，一個拉，管理一個進出口公司」

每一個住進安老院的老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林彩善說，她記得有老人無法接受自己不能走路了，整天情緒低落；有老人因為病痛，不想活了，故意一直不吃飯，最後送到醫院，被強迫插胃管；還有老人沒有一個家人或朋友來看望，最後孤獨地離世。

偶爾空閒的時候，她會和一些老人聊聊天，但絕大部分時候，她只能一刻不停，打仗一樣地操勞不同工序。香港目前許多安老院都是住滿一百多個老人的規模，為了以有限的人手照料大量老人，所有老人的生活都必須盡量以同一規律、同一程序來安排。

用林彩善的話說，就是「管理好一個進出口公司」，「一個吃、一個拉」，餵飯、餵藥、處理大小便和身體清潔。

打仗通常從清晨六點半至七點就開始。先為每一個老人換尿片，扶抱到輪椅上，再輪番推去洗澡，兩個照顧員為一個老人洗澡，同一時間，通常有幾個老人在分別洗澡。正常來說，一個老人從脫衣服到穿好衣服，最快10分鐘，更加體弱的需要15分鐘，小型院舍可以每天都為所有老人洗澡，但一些住一兩百個老人的，可能只能隔天洗一次。

七點半至八點，早餐開始。有的老人在大堂就餐，體弱的要扶抱回床。早餐按照糖尿餐、痛風餐、普通餐等，將食品分類，有的老人容易嗆到，必須在流質裏加凝固粉，臥床插胃喉的老人，就要將營養奶倒進胃喉。

早餐之後，有的老人坐在大堂看電視，保健員為一些老人探熱、量血壓。大約11點半，中餐開始了，程序不斷複製，大約五點，又開始了。

除了老人或家屬有特別要求，才可以留在大堂活動，不然一般晚飯之後，所有老人就包上尿片，上床睡覺。另外，進入院舍以後，除非老人頭腦清晰、可以表達清楚，才會根據老人需求扶推老人上廁所；不然就會要求老人包上尿片，防止失禁所帶來的「麻煩」；而躁動而容易跌倒的老人，也會尋求醫生評估和家屬同意，穿上約束衣。

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保健員要進行配藥、派藥、餵藥的工作：在院舍裏，幾乎沒有老人不用吃藥，他們大多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痛風等慢性病，不時還會遭受感冒、發燒等急病。

這是許多安老院採取的普遍程序，在此之外，娛樂和活動的安排因院舍而異。政府資助的院舍大多會聘請提供輔導和小組活動的社工，還有提供復康訓練的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但在中低檔次的私營安老院，這些崗位通常並不存在，唯一的娛樂是外面的宗教團體、義工團體偶爾來組織一些活動。

對安老院的運營和照顧規範，香港政府設有《安老院條例》來提供指引，不過這已經是1996年設立的文件，至今22年沒有任何修訂，其中對於院舍人均面積、人手比例的規定在今天看來都是過低的門檻，並不難達標。而與白紙黑字的文件相比，照顧其實是一門微妙細緻的工作，不少細節難以準確規定，照顧得好與不好之間，往往存在大片灰色空間。

在人手緊缺、不少私營院舍管理混亂的局面下，林彩善說，照顧好壞「全憑照顧員的良心」。

比如，並不是每家院舍都會每天都為老人洗澡；不是每個照顧員都會每兩小時為老人換一次尿片（許多時候是四小時一次），也不一定會兩小時為癱瘓的、或者穿上約束衣的老人翻一次身；假若老人的屎尿弄髒了床鋪，也不一定立即更換。而在一個照顧員對著數十個退化以及嚴重退化的老人的局面下，林彩善不得不承認，照顧員和老人最終都會陷入一種兩難的局面。

她記得有一個婆婆，患了失智症，說話還算清楚，儘管站立不穩，但很喜歡帶著助行器到處走動。她不喜歡包尿片，有一次想自己走去上廁所，摔倒了，破皮了，女兒很緊張，來投訴老人院。幾天之後，她想自己走去打電話給女兒，又摔倒了，這次臉都瘀青了，女兒又來投訴。院舍的護士長很緊張，最後便讓老人坐上「大班椅」——一張前面有圍板，左右有扶手的沙發椅，後面一鎖住，人就不能動彈了。

「婆婆後來就成天在那不停地喊，姑娘幫幫忙啊……我已經坐到好累了……」林彩善說，她也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面對臨終，也面對「老人不能死在院舍」的壓力

每一天下午收工離開院舍，林彩善都渾身酸疼疲憊，但她還不能歇息，必須趕在下午四點之前，回到屋邨，接上剛剛從幼稚園回來的兒子。坐上回家的巴士，她常常迷迷糊糊就睡著了。到家以後，她會先徹底消毒，再陪兒子玩耍、做功課，然後做晚飯、洗衣服，第二天凌晨五點多又從床上爬起來，趕去院舍。

她的日子，過得像一個疲憊的鐘擺，每天在照顧老人和照顧孩子之間，來回擺動。

「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會做多久。說實話，我現在還像一個大學畢業生嗎？」她忍不住沮喪起來，在安老院打工，似乎難以有晉升的機會，可能做十年，收入也不會漲多少。

不過，她偶爾會感受到，照顧老人帶給她的滿足感。最近她特別開心的是，一家私營院舍裏有一個患了糖尿病的婆婆，身上有傷口，老是不能痊癒，她下定決心，每天都為婆婆定時塗藥膏兩次，一個月下來，傷口完全好了。

「她的模樣有點像我媽媽，她什麼都跟我講，」林彩善說，這個婆婆年輕的時候日子過得苦，一家數口蝸居在小房子，丈夫嗜賭，她原來盼著以後退休了，就可以清閒享福，沒想到很快得了嚴重的糖尿病，家裏沒人可以照顧她，只能住到安老院。

剛進入院舍打工的時候，林彩善就發現，一家院舍裏，每個月都有一個老人離世，剛開始她不能接受，「那會兒難受，覺得好像好接受不了那種生死。他們一死了我就心裏很不舒服，就想哭。」

但除了悲傷，老人的臨終也會給她帶來實實在在的工作壓力，因為每一家安老院都不希望老人死在院舍裏。「老人院不願意負這個責任，死在老人院會被說你照顧不力，警察和社署就會來找你麻煩，」而保健員的工作，也包括仔細監控每一個有臨終跡象的老人的生命體徵，即時進行急救，再送去醫院。

他活著很累啊，活著很痛苦啊。

有一些變化不那麼容易察覺。一個老人，突然不願意吃飯，餵了又吐，反覆折騰，和平常不一樣，林彩善報告主管，院舍為老人作了檢查，沒發現任何問題，可到了晚上，老人就在院舍裏走了，後來社署和警方就來調查。

另一個老人，「安安靜靜的，看不出來什麼。她呼吸也不急，就覺得她是睡著了」，但院舍裏一個有經驗的護士告訴林彩善，這個老人快要走了，讓她多留意，每兩小時為老人測一次血氧量。林彩善很緊張，每一小時就會測一次，後來真的發現老人的血氧量過低，將老人送去醫院急救，但兩天之後，老人還是在醫院裏走了。

三年過去，林彩善見證了一個又一個老人的離去，她覺得自己不像以前那麼難過了。「有些時候有些老人，他死其實是一種解脫，不是件壞事。他活著很累啊，活著很痛苦啊。」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林彩善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