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MeToo：性骚扰者被解雇後，她们想建立制度保护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称“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成为中国版MeToo运动的开端。

迄今，已有超过74所高校、8000多名毕业生或在校生联署，向母校寄出公开信。浙江大学性别研究在读博士猪西西就是其中一员，除此之外，她还鼓励大家寄信给交通管理部门和人大代表，要求防范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

“把我能做的先做了，不做就是零，做了可能有回应。”猪西西说。寄信的重点不是能否收到回应，而是传播、讲述故事。受她影响，7个省市的参与者给当地人大代表寄信，建议增设反性骚扰标识，其中4个省的代表已经提案，贵州省人大代表还是主动找来的。

这一切，令经历中国女权运动沉浮的猪西西感到乐观。MeToo运动只是一个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人人参与的长效机制。

MeToo走出高校，富士康女工反对性骚扰

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的第11天，北航做出回应：经调查，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教师职务。几天后，教育部取消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并表示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

记者黄雪琴将这一消息截图发了微信朋友圈，配上五个字：“真正的曙光！”

揭开这道曙光的第一个力量来自大洋彼岸。2017年10月，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的女性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MeToo”。

这场风起云涌的MeToo运动感染了罗茜茜，她组起一个名为“水果硬糖”的聊天群，与几名一同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学妹交流经历并互相鼓舞，最终站出来实名举报，紧随其后的是张累累发起的“万人致信母校”行动。

猪西西是最早参与寄信的成员之一。1月5日，她开始在浙江大学征集联署，刚征了二十多个，学院领导就找上来，要求她撤回联署。参与签名的在校生，不少在学院老师的压力下，撤回了签名。其它学校的联署，也频遭删帖。学生被学校谈话、施压，非常普遍。

女权活动家吕频在文章中写道：“与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

2017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联合做了高校性骚扰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女生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5%，而且37.8%的人遭受2次以上的性骚扰。在遭遇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向校方和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4%。

但这一次，参与联署的校友和学生顶住了压力，坚持继续发帖、发声，并终于等到了对陈小武的处置。罗茜茜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水果硬糖”群里的师妹在听到此消息后，去冰箱里拿了瓶啤酒，要庆祝。这不仅是“水果硬糖”的胜利，也是所有参与者的胜利。

行动才刚刚开始。北京语言大学的刘舒怡说，“我们一起先高兴五分钟”。之后，她给母校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引用鲁迅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发酵继续。1月21日，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悄然流传，发起人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徐开彬。宣言承诺绝不染指性骚扰，并对校方、立法、反性骚扰培训及惩罚措施做出呼吁。

徐开彬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拿到教职，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高校对于性别暴力的“零容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徐开彬记得一位教授因对妻子家暴，而被禁止进入学院大楼。另一名参与签名的白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也不能看着学生受欺负，失去平静的书桌，却连联署和承诺都不做。

1月25日，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发布公开信，进一步督促教育部和各大学制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表，并倡议将学生和教师纳入到机制建立的过程中。

MeToo运动的化学反应更溢出“城市高等教育人群”的边界，打破了阶级壁垒。就在此前两天，深圳富士康女工也发表公开文章，要求工厂建立车间性骚扰防范措施。文章中称，流水线上的性骚扰多来自身边的男工，也有少数来自领导。“大声讲黄段子，用身材和长相调侃身边的女同事，借‘指导工作’为由进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在工厂车间里，普遍存在着像这样的‘性骚扰文化’……我们知道不公平的性别环境不会一日之间消除，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不行动永远不会有改变。”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发动员，亦是中国女权运动一个可喜的新开端。在MeToo运动之前，中国的女权运动者已在这条路上举步维艰多年。

从“教育”民警到被抓，女权运动经历跳崖式压缩

2013年，媒体曝出多起中小学校园性侵，海南万宁更发生了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女权主义者叶海燕发起了“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一人一照片活动，在网络引起热烈反应，猪西西和女权运动者李麦子一起拍照响应。

当时，几位教育平权者要求校园进行性教育。猪西西觉得，反性侵教育是必要的，但并非校园性侵害、性骚扰的解决方式，“没有教育人不要性骚扰别人，那受害者教育再完美也没有用啊。”

这一年9月，女权运动者肖美丽发起“美丽的女权徒步”，从北京徒步到广州，呼吁防治校园性侵害。猪西西陪走了最初的一段。到了石家庄，她听闻一个学校为了安保，要求女生晚上待在寝室不能出门，便发起了一个“关强奸犯不要关我”的倡导，要求公共部门把精力用在抓性侵者上面，而不是压缩女性的公共空间。

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被曝光。考古系教授吴春明运用手中职权，性骚扰其门下女研究生，并长期控制。曝光后，吴春明仅仅被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高校内的科研岗位仍保留。

广州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以此契机发布了反性骚扰小册子，介绍怎样识别性骚扰、怎样应对。猪西西联合其它几个大学的学生，穿着小红帽衣服，打出“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口号，去学校分发小册子。

不久后，南京市仙林派出所的民警做了个实验，假扮开车的司机向女大学生问路，结果女大学生轻易上车，民警最后的结论是：女大学生防范意识不足，呼吁女生加强防范意识。这个“实验”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猪西西和小伙伴继续“小红帽对抗大灰狼”的行动，穿上小红帽的衣服到仙林派出所约谈民警。琢磨了沟通技巧后，猪西西首先肯定了派出所对女性安全的重视，接着向民警科普了关于强奸文化的迷思：不能一味教导受害者自我保护，而应该教育潜在的施害者，不要去伤害别人。最后还向民警赠送了反性骚扰小册子。

那时候，女权运动者还能开诚布公地和警察探讨强奸文化的迷思。在一点点的努力逐步获得成效之时，女权运动遇到反挫，伴随着公民社会的被打压，活动空间跳崖式压缩。

2015年3月8日，一群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想做一个“反性骚扰贴贴贴”的活动，把宣传语贴纸贴在身上，到处派发，计划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几个城市一同进行。在活动发起的前一天，郑楚然、韦婷婷、李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位女权主义者在不同的城市被抓捕，带到北京海淀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放出。

同样是贴纸设计者的猪西西胆战心惊地“跑路”了，一周多后回到学校，又被国保约谈，因为担心自己的话被用来构陷其他朋友，只得继续跑路……途中，不甘心的猪西西还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被反绑的受伤新娘”，呈现反性别暴力的女权主义者遭遇国家暴力。她将照片发布到网络。与以往的行为不同，这次她只露出了背部，而不是高调地露出脸。

至今回忆起来，这段逃亡时光仍是猪西西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5到2016年，是女权行动蛰伏的两年。从直接在街头打出诉求的行动，转为更温和的方式，比如网络众筹。他们相信过程即是传播。张累累发起“反性骚扰”广告位众筹，在极短时间内筹到四万元，却买广告位而不得，重重阻挠下，只好把广告牌背在身上。

张累累居住在广州，前后被逼迁四次，起因均是她进行女权运动。喝茶、被国保找谈话，早已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MeToo运动的爆发，是漫长、温和的蛰伏后，一次新的契机。

MeToo并不够，还要every in

尽管在联署信的浪潮中，各所大学反应不一，但却很难否认其正当性。在MeToo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湖北襄阳的一个高中老师问猪西西要不要给当地的人大代表寄信？

1月30日，猪西西在微博上发出热情洋溢的号召，并很快收到回应。

在上海网友“sky明月”的努力下，上海市人大代表大提交了增设反性骚扰标识的建议信，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将在上海市杨浦区试点，推出反性骚扰海报与地铁视频，还建议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继续提建议，推动全国性的反性骚扰政策。

趁热打铁，猪西西继续呼吁：“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给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吧，反性骚扰接力，不能没有你”。

在这股呼吁下，有四个省的人大代表最终交了提案。猪西西意识到，有行动潜力的人很多，只是了解的渠道太少。很多人在默默做事，也有很多人想做不知道怎么做事，一个公开的行动，让大家彼此看到，连结起来。这些都让她更加乐观。她继续在微博呼吁，“我有反性骚扰标识，你来让它布满全世界吧！”

关心女性权益，不关心男性受害者，是反性骚扰运动常见的误解和批评。在设计禁止性骚扰标识贴时，猪西西特别做了去性别化，图标除了女性，也包括男性和同性恋者，容纳多元性别。

猪西西相信持续行动的力量。她的同伴韦婷婷刚发起一个众筹，给高校寄性骚扰调查报告，筹建反性骚扰网络。韦婷婷在号召文章里说，“MeToo并不够，还要every in，人人参与”。

女权主义者们不满足于推动个案，而是要建立机制，尽管建制未必百分百有用。美国有相对完备的防范性骚扰机制，依然难禁性骚扰，反抗性骚扰的重点是社会观念，文化土壤，及背后的权力结构。

猪西西认为，公共场合性骚扰和熟人关系性骚扰的共同本质都是控制，和性本身的关系不大。在公共场合对陌生人的性骚扰，体现的是对Ta人身体的不尊重。而发生在高校的性骚扰，则是老师对学生、上位者对下位者间的难以制约的权力。

这是一条艰难且漫长的道路。MeToo运动是一次例外还是一个新气象的开头？参与者们还无法下定论。但它无疑带来了鼓舞。女权活动家吕频写文章称赞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她们专注于具体而现实的议题，使用力所能及的资源和策略去自我组织，清醒，务实，立即行动，不说大话，不抱幻想，也不那么容易被压制和安抚。

“最让我感动的，甚至不是这些青年人在当下还敢做公民行动的胆量，而是她们的见识与智慧。”

“形势一片大好，”猪西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