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多写不完、循环欠债、形式老旧：台湾小学生成为家庭作业的奴隶？

“老师，我儿子的课本及作业被我撕了，我叫他上床去睡觉，抱歉！”

去年十月，一张台湾国小课本被学生父亲撕成碎片的照片引起多人关注。这位父亲曾于社交网站描述儿子“三更半夜趴在书桌上睡著”，“小手还握著笔杆”，“罚写再罚写，加上每天喘不过气的家庭作业，就像是本金加利息还有滞纳金，逼著你到学校时立刻缴清。循环利滚利瞬间让孩子的自信心溃堤⋯⋯”撕课本事件后，父亲替儿子办了休学，摆脱了“利滚利”式的作业生活，旅行享受亲子时光。又走访多间小学“面试”，最终选择了另一家国小。

此事一出，网络上有人力挺撕课本“最悍老爸”，也有人质疑父亲的举动也是为孩子做了错误示范。近几月，事件主角婉拒采访，望风波就此淡去，父亲希望儿子能顺利融入新的学习环境，让上学成为每天睁眼最期待的事。一个小学生“逃出生天”，而现实中，虽然台湾经历数次教育改革，填鸭教学仍被认为如紧箍咒般笼罩在学生和家长头上，大多数儿童，仍然生活在被学校家庭作业填塞的童年里。

算下来一名台湾小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最长可达11小时以上，“这简直是台湾奇迹！”

作业又多、形式又死板

台湾教育部定义家庭作业（Homework）是“由教师指定学生在家庭做的课业练习”，反映学生是否吸收课堂所学，也帮教师发现学生学习困难。由于家长需要在学生联络簿逐项签名，因此家庭作业的负责人其实是学生与家长双方。

受访者李太太有两个孩子，每周两日放学后要上英文班，回到家中已快7点，距理想就寝时间不到3小时。由于作业量多，孩子要1小时以上才能完成。指针滴答，分秒流逝，白昼累积的疲累，不断重复的抄写计算带来的厌烦感，让作业时间总是越拖越长。眼见孩子疲累，父母自然多加催促早些上床休息，期间拉扯甚至忍不住责骂，本该温馨的家庭气氛急降冰点，家庭作业仿佛成为亲子关系的杀手。

持有同样苦恼的还有来自台北“蛋黄区”的杨太太，她的两名女儿自小念蒙特梭利幼稚园，学校强调依照小孩发展调整学习状态，但这种没有课业压力的生活却被升小学后的梦魇取代。升小后，女儿的作业每日约5、6项，假日8项起跳，量与难度随年级增加，减少的则是笑容停留在小脸上的时间。又因父母常加班，孩子要上安亲班，结果大女儿不但跟不上学校进度，安亲班写作业的速度也倒数，孩子自尊心强，开始怀疑自己，渐失学习信心。杨太太曾告诉安亲班老师让女儿写完作业就好，不必再花时间订正。孰料隔日，学校老师即提醒家长必须协助订正，杨太太不解既然老师自己都没时间订正，为何还要出这么大的作业量？

眼见孩子疲累，父母自然多加催促早些上床休息，期间拉扯甚至忍不住责骂，本该温馨的家庭气氛急降冰点。

讽刺的是，当杨太太和其他家长谈及小孩作业太多，却引来部分家长羡慕眼神，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送去作业最多、老师最凶的班级才有进度；甚至抱怨自己孩子班上老师太混，作业太少。连安亲班老师也劝她：老师作业多，是为小孩好，是老师负责任的表现。这让杨太太更加迷惘，该庆幸女儿遇到认真老师，还是设法降低作业量？有趣是当老师按她提议专为她女儿减少部分作业时，杨太太自己反而开始担心：个性好强的女儿，会否因为跟班上同学有差别待遇，认为自己比较笨？

除量的不合理，李太太也认为作业形式应多元发展。她细数孩子平日作业以国语、数学为主：国语每课有各种练习本，包括习写生字生词、造词、填空、造句，以抄写为主，数学科则多是重复计算，要求算到精熟。此外，老师还会额外集体购买补充教材，要求抄写部分内容。“反复的抄写、计算，我看了那些题目也觉得不烦才怪。这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真的有帮助吗？”李太太指出，当孩子算到很烦，她索性给他们计算机来完成作业。而她也非常讶异，现在的小学，在教学方式、教科书、作业内容上，和自己30多年前的经验竟无甚差别，而学生上课时花太多时间研读内容不是那么丰富的教科书，甚至去钻研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使用了的修辞法，最后反而没时间阅读其他的书。

讽刺的是，当杨太太和其他家长谈及小孩作业太多，却引来部分家长羡慕眼神，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送去作业最多、老师最凶的班级才有进度。

影响一：亲子关系伤不起

近年都会区双薪家庭日益普及，台北、新北等地方政府，均把延长课辅、托育时间当成德政般宣传。小学生规定早上7：50前到校，于是多数双薪家庭的典型画面是：6：30父母把孩子挖起床，催促吃早餐刷牙洗脸换衣服出门；晚上7：00离校，到家后父母又催促洗澡做作业，睡前孩子想和爸妈说说话，但已快10：00，得赶快睡觉，因明早6：30又要起床上学。李太太表示，早上7：50到校，若参加课辅则晚上7：00离校，算下来一名台湾小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最长可达11小时以上，“这简直是台湾奇迹！”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校时间如此长久的基础上，仅余的在家时间还要被作业占去许多，如此便很难不埋下亲子相处、睡眠减少、学生自主空间无法发展等多重成长隐患。“台湾学生家庭作业真不是普通的多！”亲子教育专家陈安仪表示：光从许多家长每天见到孩子第一句话是“今天功课多不多”，就不难看出家庭作业对于亲子关系造成的影响。为了让孩子顺利完成作业，即使在非双薪的家庭里，陈安仪发现，家长宁可把孩子送去安亲班，也不要为了家庭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

长期的学习疲劳让学习变得没有效率，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半数学生感到学习疲劳，愈疲劳的孩子，学习动机也愈低落。

影响二：睡不饱，体能差？

此外，作业多也导致孩子体能锻炼的时间变相减少。陈安仪表示，国小学童除了智能训练外，更需要培养手脑并用和体能训练。然而，学校每周只有一到两堂体育课，放学后几乎都被关在安亲班里写作业，还在成长阶段的孩子，被剥夺的不只是自由玩耍时间，更是基础的体能训练。

和体能训练减少一起进行的，还有睡眠时间被剥夺。至于作业多导致的晚睡，李太太听闻班上有同学甚至要写到11点：“为赶功课而睡眠不足，岂不是对孩子成长本末倒置？”数据也支持了她的担忧，据美国睡眠医学会研究，6-12岁儿童每日应有9-12小时睡眠。然而儿福联盟的调查却发现，在台湾，49.6%的学童夜间睡眠时数低于7小时，更有21.4%低于6小时。相较2011年，睡不足6小时的孩子从17.7%上升至21.4%。

就是这样，长期的学习疲劳让学习变得没有效率，根据儿福联盟调查发现，半数学生感到学习疲劳，愈疲劳的孩子，学习动机也愈低落。36.6%孩子在上完一天的课和补习后，感觉整个人都累垮了、甚至更有32.5%想到要上课就已没力。甚而这更造成学童身心问题，如13.4%孩子因为课业压力而焦虑到失眠、睡不好、9.5%的学童出现头痛或胃痛、6.2%学童因此吃不下饭或暴饮暴食，甚至还有6.5%出现自我伤害或一死了之的念头。

据美国睡眠医学会研究，6-12岁儿童每日应有9-12小时睡眠。然而儿福联盟的调查却发现，在台湾，49.6%的学童夜间睡眠时数低于7小时，更有21.4%低于6小时。相较2011年，睡不足6小时的孩子从17.7%上升至21.4%。

影响三及其他：没时间发展创意

此外，陈安仪还认为，国小阶段孩子需要独立完整的游戏时间，才能够发展创意；而大量的家庭作业让孩子没有时间游戏，难以从小培养兴趣。经常被人诟病的台湾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也与从小缺少长时间阅读机会脱不了关系。除此之外，多数以“抄抄写写”为主的家庭作业，也剥夺到孩子手脑并用、发挥创意的机会。而据台湾儿童福利联盟公布的《2017年台湾学童学习状况调查报告》，高达54%的国小生因课业太忙，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和2011年相比，学童放学后写作业与念书时数有增加趋势：放学后写作业达4小时以上的孩子，从10%上升到16.3%，达3到4小时的孩子，则从11.5%增加到16.6%。

而现行的作业“游戏规则”，订正制度，意指作业出错后翌日重新写一次或多次。错愈多、罚写愈多，如此才形成文章开头那种钱庄“本金加利息还有滞纳金”式的作业“债”。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学生和家长都想避免在作业上犯错。于是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安亲班（课后补习社），靠那里的老师检查来避免犯错。而在安亲班里，陈安仪表示，很多需要发挥创意思考的作业如国语造句，都是安亲老师直接给答案，孩子抄写。也有很多家长自己给孩子检查作业。只是经过安亲班或家长检查后的作业，送到老师手上几乎都是正确，反映的学习成果都是假象。

“学习的过程不就是需要犯错吗？”比起西方社会教育环境，陈安仪表示，亚洲社会不轻易容许犯错。本来从作业到考试，基本目的在于发现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哪些地方不足，然而在台湾，除了出于学校作业规则，还有很多家长根本非常在意孩子犯错，一旦考试没有超过90分，直觉想法定是平常练习不够，而不是找出学生错误观点，然后一起厘清打通。

多数以“抄抄写写”为主的家庭作业，也剥夺到孩子手脑并用、发挥创意的机会。而学生错愈多、罚写愈多，如此形成了文章开头那种钱庄“本金加利息还有滞纳金”式的作业“债”。

国际经验：作业应该写多久？

然而放眼世界，家庭作业量剥夺欢乐与健康不只台湾独有，甚至也非亚洲特有现象。长居英国的美国演员 Rob Delaney 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质疑：“为什么在英国，他们要给7岁的小朋友这么多功课？我想自己的孩子在外边嬉戏、画画和踢足球。谁知道我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制止这个疯狂的情况？”事实上，英国政府曾在1998年推出指引，建议当地5至7岁小孩每星期不应花多于一个小时做功课，而7至11岁儿童每晚不应做功课多于半小时。吊诡的是，这份指引推出前，英国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统计，每10家英国学校有6家会要求学生做功课；指引推出后隔年，这个数字不跌反升，每10家英国学校有9家要求学生做功课。最后英国政府在2012年撤回这个指引，宣布学校“有权自己决定”。

相较于英国政府把作业量回归学校自主，中国选择利用法规来遏止乱象。不久前，中国教育部等9个部门联合制订《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共30条，严格规定了中小学生作业总量，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能有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除此之外，减负30条也明文规定，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至少10小时。此外，还有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PTA，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提出“10分钟原则（10 minutes rule）”，即将年级乘以10分钟，即一年级作业量在10分钟以内，二年级在20分钟以内，依此类推。

只是台湾政府目前对于小学生家庭作业的时间与量，尚无明确规定。台北市大佳国小校长李钟慧建议，国小低年级学童因肌肉还没发育完成，写字久了容易导致手指长茧甚至歪斜变形，作业量应设计在30到40分钟内。中年级后可增加至40到50分钟，高年级大约在60到70分钟已足够。

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PTA，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提出“10分钟原则（10 minutes rule）”，即将年级乘以10分钟，即一年级作业量在10分钟以内，二年级在20分钟以内，依此类推。

需要这么多作业的，到底是谁

是学生需要这么多作业，还是老师抑或家长？决定学生作业量的有哪些因素？在没有官方统一标准情况下，表面上，老师手中似乎握有极大决定权。然而实际并不如此，台北市万华区国小老师张亭婕指出，老师在决定作业量时，必须面临三大压力源：学生家长、同侪、安亲班。当同样的作业量却有人嫌多有人嫌少，第一线的老师该如何拿捏？

以张亭婕的教学经验为例，通常她会依照学生程度与需求来决定作业量，然而，每一次当她接任新班级初期，都会引来家长反应。曾有家长因学生成绩不好，质疑老师出的作业太少，甚至怪罪老师无能，“觉得老师很混。”；也有家长向校方投诉课业太多，让孩子熬夜完成，“亲子时间被剥夺”。而家长们在安亲班通讯软体群组上也不时会比较：为什么隔壁班有什么我们班老师却没有？一旦某校或某班被家长社群贴上“太混”的标签，难免影响学校的社区声望，进而带动招生数字下滑。这时作业型态偏向活泼多元的老师，反而因此承受无端压力。

当双薪家庭日益普及，越来越多孩子们放学后被送去安亲班，家长的责任剩下签名。一旦遇到安亲班作业太多，孩子们总是选择性的先完成安亲班作业，以免遭受惩罚。

另一方面，学校课后班都是老师们彼此轮流任教，指导不同班别的学生做作业。于是老师同侪间也会相互比较，新来老师通常需要一段磨合跟缓冲期，才能调整出和全年级不同班级相差不太远的作业量。

当双薪家庭日益普及，越来越多孩子们放学后被送去安亲班，家长的责任剩下签名。一旦遇到安亲班作业太多，孩子们总是选择性的先完成安亲班作业，以免遭受惩罚。学校作业往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牺牲，老师们甚至得因此减轻作业量，才能让孩子们有时间完成。

可是家长对学校政策的观察似乎又能补充老师所述：杨太太发现，原来自己女儿学校并非所有老师都出这么多作业，通常年资越深的老师，作业量反而越少。打听过才知道，原来学校会定期抽查不同班级年级作业，以此判定老师是否认真教学，此政策导致年资较浅老师刻意“认真”出作业。事实上，对老师而言，作业出愈多，也得花愈多时间批改。而年资较深老师相对不那么看重教学评鉴，反而乐得清闲，作业适量即可。

老师在决定作业量时，必须面临三大压力源：学生家长、同侪、安亲班。当同样的作业量却有人嫌多有人嫌少，第一线的老师该如何拿捏？

抄抄抄，算算算：落在时代后面

反复练习可是考试的致胜必杀技？许多人认为台湾学生作业量多且形式僵化，肇因于社会深陷考试迷思，过分在意成绩，又把“反复练习可以拿高分”当金科玉律。一旦作业少，家长反担心练习不够，自行到坊间买参考书补足。儿童福利联盟执行长陈丽如提到台湾教育改革自1990年代始，从“九年一贯”、“一纲多本”到“多元入学”、“十二年国教”一路下来都是希望舒缓过度升学压力，无奈十二年国教上路至今，学生仍因“考试领导教学”感到疲惫与压力。

与此同时，小学生的作业形式在陈安仪看来却“非常落伍”，完全跟不上时代变化。比如反复抄写式的作业美其名要让孩子熟悉手写每个国字，实际上现代人手写机会越来越少。而数学作业就像要训练计算机器，大学考试都已开放使用计算机，小学生却得每天练习。陈安仪质疑，在手机就可快速计算出正确答案的年代，为什么孩子需要培养快又准的计算能力？

小学生的作业形式“非常落伍”，完全跟不上时代变化。对分数的锱铢必较，也箝制了作业形式多元创新的空间，因那种多元作业或会让一时难以抛开分数窠臼的家长无法从学习单中量化孩子的成绩表现。

台北市大佳国小校长李钟慧也表示，华人社会里，家长对学校普遍的期待，就是孩子们放学回到家，要坐在书桌前写作业才正常。对分数的锱铢必较，也箝制了作业形式多元创新的空间，因那种多元作业或会让一时难以抛开分数窠臼的家长无法从学习单中量化孩子的成绩表现。结合生活型态的作业如整理鞋柜、纪录家中垃圾分类，更会引来安亲班老师担忧，这样的作业必须等孩子回到家后才能完成，未来会不会家长不再需要安亲班？各种压力之下，老师出作业的方式被制约，让多元学习与评量迟迟难以被落实。

“练习法是教学法之一，但绝非唯一。”多年的办学经验让李钟慧体悟：过度练习只会引来反效果，如多数小朋友最怕的抄写课文，只会让孩子更加厌恶国语课。十二年国教新课纲即将上路，强调培养孩子生活能力，李钟慧以此建议老师参照此理念，结合真实生活情境，“让作业不要只是抄抄写写”。她看来，知识本应应用于生活中，即使背再多诗词课文、认识再多国家地名，文字不过是文字，地理不过是神游，没有真正的生活体验，就难以真正的吸收理解。她更直言，同样一个生字，练习写半行跟写两行，有什么不同？假如学生本身就不懂，多写多错，孩子对这个生字错误印象反而在重复抄写中被加深。

台湾特色：制式化的课本与教科书

其实，作业形式之所以老旧死板，大多还是拜制式化的教材体系所赐。须知多元作业需要老师用心用脑，悉心设计，结合当下现实，灵活多变，比起如今学生回家做的大多仍是制式化辅导书和练习册上的习题，显然专门的多元设计更加需要创新能力和辛苦劳力。回顾台湾教材历史，从1968年实施台湾国民义务教育，“国立编译馆”就一直是中小学教科书的唯一供应来源，所谓“统编本”教科书。解严后，为回应民间教育改革呼声，教育部始打破教科书的长期国家垄断，1996年起逐步放宽民间参与编纂教科书。直到2002年，国立编译馆全面退出教科书市场，统编本走入历史。

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周祝英估计，开放民间编辑后，教科书市场每年约有20亿元利润。自由市场竞争下，书商为取得市场占有率，压低教科书价格，同时把营运成本转嫁参考书。周祝英在其著作《谁捉弄了台湾教改？》中提到，书商透过这种“交叉补贴”的方式谋求高利，其实是对学生受教权的一种伤害。经济条件较差的学子们，必定较无力负担昂贵的参考书，在学习的表现上可能就较趋劣势；阶层分化的情形会愈来愈明显，阶级复制的无奈将愈牢不可破。

多数老师为了方便批改，习惯直接使用书商提供的习作或作业卷。只是许多拥有一定年资的老师，则因为习惯传统教学法，无法有能力快速跟上学习环境的改变。

另一方面，李钟慧直言许多台湾老师“自废武功”，被教科书商长期宠坏。她指出，早期书商为了博取老师欢心，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不时传出各类游走灰色地带的行销活动，轻者免费提供教具，重者直接贿络校方决策者。例如数学课教到“时间”，就送给学校老师手表，美其名是当成辅助教具，实际上是变相以赠品讨好。除此之外，各种免费的补充教材、习题、测验卷，都是书商在争取老师选用时的基本配备。久而久之，初衷是希望学习内容更多元的教科书开放政策，最后依然让老师们被书商牵著鼻子走。

“老师如果只能作教科书的代工者，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不需要教学专业。”李钟慧表示。李太太就表示，学校的课后习作、补充教材多由书商提供，老师也只是仰赖书商所送的制式测验卷作为考试题目，而不是依照班级程度与学习状况命题。她讶异有些作业或教材内容，明明是书商硬凑出来，老师们却照单全收，再硬塞给孩子。

任教于台北市国小的教师张亭婕，坦承多数老师为了方便批改，习惯直接使用书商提供的习作或作业卷。张亭婕认为，身为老师应要找到“最适合”孩子、而非“最安全的”教学法。只是许多拥有一定年资的老师，则因为习惯传统教学法，无法有能力快速跟上学习环境的改变。

李钟慧直言许多台湾老师“自废武功”，被教科书商长期宠坏。学校的课后习作、补充教材多由书商提供，很多老师也只是仰赖书商所送的制式测验卷作为考试题目，而不是依照班级程度与学习状况命题。

作业革命，可能吗？

作业一定是又多又死板的梦魇吗？在第一线教育现场，乐观者深信情况可以改变。李钟慧常在学校里鼓励老师将教学情境融入真实生活，比如教酸碱值，老师可以设计学习单，让孩子们回家分析晚餐菜色，哪些食物偏酸性、哪些偏碱性？针对近来流行的蝶豆花茶，老师们可以透过作业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碟豆花茶可以调出渐层颜色？又如教认识长度，不是在测验卷中纸上谈兵，假定纸上3分钟为100公里，要学生练习各种计算。而是直接把捷运图拿来，让学生认识某站到某站为几公里，多少公里得花多少车票钱，或是拿一把尺，到校园里测量柱子跟柱子间的距离。

为降低来自家长的改革阻力，李钟慧常会开学第一周，邀请所有老师与家长座谈，各科老师分享这学期出作业的方式与理念。李钟慧笑说，一开始先打预防针，让家长知道学校教学不是属于贝多芬（谐音“背多分”）、蒋光超（谐音“讲光抄”）形式，而是会有许多动手机会，久而久之，反而吸引认同这样理念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就读。

即使有心的教育工作者愿意打破同温层，仍需要强力的后盾。革命初期势必会带来混乱，考验著老师随机应变、危机处理的能力。这时如果家长或学校不愿意给老师们多一点实验的空间，很快地，没有胜算的骑士，最后只愿躲回安稳的城墙内。

以自身为例，张亭婕笑说，自己算是台北少数“玩很大”的老师。她指小学三年级前的作业通常仍属“直觉性”内容，例如要孩子回答几加几等于几；四年级开始，国文、数学、社会等科目，开始培养孩子转弯思考，找出前后连结，归纳出解题逻辑，让许多孩子在衔接初期大感不适应。通常学期初，张亭婕会先与家长沟通，预告作业会有许多弹性调整，让家长知道老师不只注重成绩，更希望能透过多元化教学与作业型态，让孩子做好面对课业转变的准备。

张亭婕班上，虽然每天作业六七项看似繁重，但只要家长实际检视不难发现，那是因为作业种类的多元，单一项作业量其实不多。例如为了让孩子们认识海洋环境面临危机，张亭婕在课堂上会以桌游引发孩子们注意，这时课后作业便是游戏延伸出学习单，引导深层思考。

当搜寻引擎改变了人类生活，陈安仪建议，教育也要与时俱进。与其反复抄写计算，不如培养搜集信息。与其一个生字写很多次，不如写短文纪录生活观察。她的儿子在小学四年级转到实验学校就读，家庭作业通常是跟爸妈玩一场桌游、拜访一位邻居、阅读一本书等，鲜少抄写，即使有型态也会是写一封信给家人之类。她坦承，初期儿子的手写能力确实有比在一般小学就读时退步，但到升上国中后，为准备升学考试中的作文项目，儿子开始养成一周写一篇作文习惯，手写能力很快又补了回来。

当搜寻引擎改变了人类生活，陈安仪建议，教育也要与时俱进。与其反复抄写计算，不如培养搜集信息。与其一个生字写很多次，不如写短文纪录生活观察。

目前，台湾官方并无明文统一的家庭作业规范，为将学习自主权还给孩子，台北市政府在2015年底废除“台北市各国民小学寒暑假作业实施要点”，让学生可以自由决定寒暑假作业形式。对此陈安仪表示乐见官方放宽作业形式，在数量上则可以有些指引，例如每天抄写量不要超出半小时。即使有心的教育工作者愿意打破同温层，仍需要强力的后盾。张亭婕指出，革命初期势必会带来混乱，考验著老师随机应变、危机处理的能力。这时如果家长或学校不愿意给老师们多一点实验的空间，很快地，没有胜算的骑士，最后只愿躲回安稳的城墙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