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多寫不完、循環欠債、形式老舊：台灣小學生成為家庭作業的奴隸？

「老師，我兒子的課本及作業被我撕了，我叫他上床去睡覺，抱歉！」

去年十月，一張台灣國小課本被學生父親撕成碎片的照片引起多人關注。這位父親曾於社交網站描述兒子「三更半夜趴在書桌上睡著」，「小手還握著筆桿」，「罰寫再罰寫，加上每天喘不過氣的家庭作業，就像是本金加利息還有滯納金，逼著你到學校時立刻繳清。循環利滾利瞬間讓孩子的自信心潰堤⋯⋯」撕課本事件後，父親替兒子辦了休學，擺脫了「利滾利」式的作業生活，旅行享受親子時光。又走訪多間小學「面試」，最終選擇了另一家國小。

此事一出，網絡上有人力挺撕課本「最悍老爸」，也有人質疑父親的舉動也是為孩子做了錯誤示範。近幾月，事件主角婉拒採訪，望風波就此淡去，父親希望兒子能順利融入新的學習環境，讓上學成為每天睜眼最期待的事。一個小學生「逃出生天」，而現實中，雖然台灣經歷數次教育改革，填鴨教學仍被認為如緊箍咒般籠罩在學生和家長頭上，大多數兒童，仍然生活在被學校家庭作業填塞的童年裡。

算下來一名台灣小學生每天在校時間最長可達11小時以上，「這簡直是台灣奇蹟！」

作業又多、形式又死板

台灣教育部定義家庭作業（Homework）是「由教師指定學生在家庭做的課業練習」，反映學生是否吸收課堂所學，也幫教師發現學生學習困難。由於家長需要在學生聯絡簿逐項簽名，因此家庭作業的負責人其實是學生與家長雙方。

受訪者李太太有兩個孩子，每週兩日放學後要上英文班，回到家中已快7點，距理想就寢時間不到3小時。由於作業量多，孩子要1小時以上才能完成。指針滴答，分秒流逝，白晝累積的疲累，不斷重覆的抄寫計算帶來的厭煩感，讓作業時間總是越拖越長。眼見孩子疲累，父母自然多加催促早些上床休息，期間拉扯甚至忍不住責罵，本該溫馨的家庭氣氛急降冰點，家庭作業彷彿成為親子關係的殺手。

持有同樣苦惱的還有來自台北「蛋黃區」的楊太太，她的兩名女兒自小念蒙特梭利幼稚園，學校強調依照小孩發展調整學習狀態，但這種沒有課業壓力的生活卻被升小學後的夢魘取代。升小後，女兒的作業每日約5、6項，假日8項起跳，量與難度隨年級增加，減少的則是笑容停留在小臉上的時間。又因父母常加班，孩子要上安親班，結果大女兒不但跟不上學校進度，安親班寫作業的速度也倒數，孩子自尊心強，開始懷疑自己，漸失學習信心。楊太太曾告訴安親班老師讓女兒寫完作業就好，不必再花時間訂正。孰料隔日，學校老師即提醒家長必須協助訂正，楊太太不解既然老師自己都沒時間訂正，為何還要出這麼大的作業量？

眼見孩子疲累，父母自然多加催促早些上床休息，期間拉扯甚至忍不住責罵，本該溫馨的家庭氣氛急降冰點。

諷刺的是，當楊太太和其他家長談及小孩作業太多，卻引來部分家長羨慕眼神，他們覺得孩子就應該送去作業最多、老師最兇的班級才有進度；甚至抱怨自己孩子班上老師太混，作業太少。連安親班老師也勸她：老師作業多，是為小孩好，是老師負責任的表現。這讓楊太太更加迷惘，該慶幸女兒遇到認真老師，還是設法降低作業量？有趣是當老師按她提議專為她女兒減少部分作業時，楊太太自己反而開始擔心：個性好強的女兒，會否因為跟班上同學有差別待遇，認為自己比較笨？

除量的不合理，李太太也認為作業形式應多元發展。她細數孩子平日作業以國語、數學為主：國語每課有各種練習本，包括習寫生字生詞、造詞、填空、造句，以抄寫為主，數學科則多是重複計算，要求算到精熟。此外，老師還會額外集體購買補充教材，要求抄寫部分內容。「反覆的抄寫、計算，我看了那些題目也覺得不煩才怪。這對於孩子的認知能力真的有幫助嗎？」李太太指出，當孩子算到很煩，她索性給他們計算機來完成作業。而她也非常訝異，現在的小學，在教學方式、教科書、作業內容上，和自己30多年前的經驗竟無甚差別，而學生上課時花太多時間研讀內容不是那麼豐富的教科書，甚至去鑽研連作者都不知道自己使用了的修辭法，最後反而沒時間閱讀其他的書。

諷刺的是，當楊太太和其他家長談及小孩作業太多，卻引來部分家長羨慕眼神，他們覺得孩子就應該送去作業最多、老師最兇的班級才有進度。

影響一：親子關係傷不起

近年都會區雙薪家庭日益普及，台北、新北等地方政府，均把延長課輔、托育時間當成德政般宣傳。小學生規定早上7：50前到校，於是多數雙薪家庭的典型畫面是：6：30父母把孩子挖起床，催促吃早餐刷牙洗臉換衣服出門；晚上7：00離校，到家後父母又催促洗澡做作業，睡前孩子想和爸媽說說話，但已快10：00，得趕快睡覺，因明早6：30又要起床上學。李太太表示，早上7：50到校，若參加課輔則晚上7：00離校，算下來一名台灣小學生每天在校時間最長可達11小時以上，「這簡直是台灣奇蹟！」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校時間如此長久的基礎上，僅餘的在家時間還要被作業佔去許多，如此便很難不埋下親子相處、睡眠減少、學生自主空間無法發展等多重成長隱患。「台灣學生家庭作業真不是普通的多！」親子教育專家陳安儀表示：光從許多家長每天見到孩子第一句話是「今天功課多不多」，就不難看出家庭作業對於親子關係造成的影響。為了讓孩子順利完成作業，即使在非雙薪的家庭裡，陳安儀發現，家長寧可把孩子送去安親班，也不要為了家庭作業造成親子關係緊張。

長期的學習疲勞讓學習變得沒有效率，根據兒福聯盟調查發現，半數學生感到學習疲勞，愈疲勞的孩子，學習動機也愈低落。

影響二：睡不飽，體能差？

此外，作業多也導致孩子體能鍛鍊的時間變相減少。陳安儀表示，國小學童除了智能訓練外，更需要培養手腦並用和體能訓練。然而，學校每週只有一到兩堂體育課，放學後幾乎都被關在安親班裡寫作業，還在成長階段的孩子，被剝奪的不只是自由玩耍時間，更是基礎的體能訓練。

和體能訓練減少一起進行的，還有睡眠時間被剝奪。至於作業多導致的晚睡，李太太聽聞班上有同學甚至要寫到11點：「為趕功課而睡眠不足，豈不是對孩子成長本末倒置？」數據也支持了她的擔憂，據美國睡眠醫學會研究，6-12歲兒童每日應有9-12小時睡眠。然而兒福聯盟的調查卻發現，在台灣，49.6%的學童夜間睡眠時數低於7小時，更有21.4%低於6小時。相較2011年，睡不足6小時的孩子從17.7%上升至21.4%。

就是這樣，長期的學習疲勞讓學習變得沒有效率，根據兒福聯盟調查發現，半數學生感到學習疲勞，愈疲勞的孩子，學習動機也愈低落。36.6%孩子在上完一天的課和補習後，感覺整個人都累垮了、甚至更有32.5%想到要上課就已沒力。甚而這更造成學童身心問題，如13.4%孩子因為課業壓力而焦慮到失眠、睡不好、9.5%的學童出現頭痛或胃痛、6.2%學童因此吃不下飯或暴飲暴食，甚至還有6.5%出現自我傷害或一死了之的念頭。

據美國睡眠醫學會研究，6-12歲兒童每日應有9-12小時睡眠。然而兒福聯盟的調查卻發現，在台灣，49.6%的學童夜間睡眠時數低於7小時，更有21.4%低於6小時。相較2011年，睡不足6小時的孩子從17.7%上升至21.4%。

影響三及其他：沒時間發展創意

此外，陳安儀還認為，國小階段孩子需要獨立完整的遊戲時間，才能夠發展創意；而大量的家庭作業讓孩子沒有時間遊戲，難以從小培養興趣。經常被人詬病的台灣學生閱讀能力下降，也與從小缺少長時間閱讀機會脫不了關係。除此之外，多數以「抄抄寫寫」為主的家庭作業，也剝奪到孩子手腦並用、發揮創意的機會。而據台灣兒童福利聯盟公布的《2017年台灣學童學習狀況調查報告》，高達54%的國小生因課業太忙，沒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和2011年相比，學童放學後寫作業與念書時數有增加趨勢：放學後寫作業達4小時以上的孩子，從10%上升到16.3%，達3到4小時的孩子，則從11.5%增加到16.6%。

而現行的作業「遊戲規則」，訂正制度，意指作業出錯後翌日重新寫一次或多次。錯愈多、罰寫愈多，如此才形成文章開頭那種錢莊「本金加利息還有滯納金」式的作業「債」。而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學生和家長都想避免在作業上犯錯。於是很多家長把孩子送去安親班（課後補習社），靠那裡的老師檢查來避免犯錯。而在安親班裡，陳安儀表示，很多需要發揮創意思考的作業如國語造句，都是安親老師直接給答案，孩子抄寫。也有很多家長自己給孩子檢查作業。只是經過安親班或家長檢查後的作業，送到老師手上幾乎都是正確，反映的學習成果都是假象。

「學習的過程不就是需要犯錯嗎？」比起西方社會教育環境，陳安儀表示，亞洲社會不輕易容許犯錯。本來從作業到考試，基本目的在於發現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哪些地方不足，然而在台灣，除了出於學校作業規則，還有很多家長根本非常在意孩子犯錯，一旦考試沒有超過90分，直覺想法定是平常練習不夠，而不是找出學生錯誤觀點，然後一起釐清打通。

多數以「抄抄寫寫」為主的家庭作業，也剝奪到孩子手腦並用、發揮創意的機會。而學生錯愈多、罰寫愈多，如此形成了文章開頭那種錢莊「本金加利息還有滯納金」式的作業「債」。

國際經驗：作業應該寫多久？

然而放眼世界，家庭作業量剝奪歡樂與健康不只台灣獨有，甚至也非亞洲特有現象。長居英國的美國演員 Rob Delaney 在社交網站 Twitter 上質疑：「為什麼在英國，他們要給7歲的小朋友這麼多功課？我想自己的孩子在外邊嬉戲、畫畫和踢足球。誰知道我要怎樣做，才能幫助我制止這個瘋狂的情況？」事實上，英國政府曾在1998年推出指引，建議當地5至7歲小孩每星期不應花多於一個小時做功課，而7至11歲兒童每晚不應做功課多於半小時。弔詭的是，這份指引推出前，英國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統計，每10家英國學校有6家會要求學生做功課；指引推出後隔年，這個數字不跌反升，每10家英國學校有9家要求學生做功課。最後英國政府在2012年撤回這個指引，宣布學校「有權自己決定」。

相較於英國政府把作業量回歸學校自主，中國選擇利用法規來遏止亂象。不久前，中國教育部等9個部門聯合制訂《中小學生減負措施》共30條，嚴格規定了中小學生作業總量，要求小學一二年級不能有書面家庭作業，三至六年級家庭作業不超過60分鐘。除此之外，減負30條也明文規定，小學生每天睡眠時間至少10小時。此外，還有美國家長教師聯誼會（PTA，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提出「10分鐘原則（10 minutes rule）」，即將年級乘以10分鐘，即一年級作業量在10分鐘以內，二年級在20分鐘以內，依此類推。

只是台灣政府目前對於小學生家庭作業的時間與量，尚無明確規定。台北市大佳國小校長李鐘慧建議，國小低年級學童因肌肉還沒發育完成，寫字久了容易導致手指長繭甚至歪斜變形，作業量應設計在30到40分鐘內。中年級後可增加至40到50分鐘，高年級大約在60到70分鐘已足夠。

美國家長教師聯誼會（PTA，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提出「10分鐘原則（10 minutes rule）」，即將年級乘以10分鐘，即一年級作業量在10分鐘以內，二年級在20分鐘以內，依此類推。

需要這麼多作業的，到底是誰

是學生需要這麼多作業，還是老師抑或家長？決定學生作業量的有哪些因素？在沒有官方統一標準情況下，表面上，老師手中似乎握有極大決定權。然而實際並不如此，台北市萬華區國小老師張亭婕指出，老師在決定作業量時，必須面臨三大壓力源：學生家長、同儕、安親班。當同樣的作業量卻有人嫌多有人嫌少，第一線的老師該如何拿捏？

以張亭婕的教學經驗為例，通常她會依照學生程度與需求來決定作業量，然而，每一次當她接任新班級初期，都會引來家長反應。曾有家長因學生成績不好，質疑老師出的作業太少，甚至怪罪老師無能，「覺得老師很混。」；也有家長向校方投訴課業太多，讓孩子熬夜完成，「親子時間被剝奪」。而家長們在安親班通訊軟體群組上也不時會比較：為什麼隔壁班有什麼我們班老師卻沒有？一旦某校或某班被家長社群貼上「太混」的標籤，難免影響學校的社區聲望，進而帶動招生數字下滑。這時作業型態偏向活潑多元的老師，反而因此承受無端壓力。

當雙薪家庭日益普及，越來越多孩子們放學後被送去安親班，家長的責任剩下簽名。一旦遇到安親班作業太多，孩子們總是選擇性的先完成安親班作業，以免遭受懲罰。

另一方面，學校課後班都是老師們彼此輪流任教，指導不同班別的學生做作業。於是老師同儕間也會相互比較，新來老師通常需要一段磨合跟緩衝期，才能調整出和全年級不同班級相差不太遠的作業量。

當雙薪家庭日益普及，越來越多孩子們放學後被送去安親班，家長的責任剩下簽名。一旦遇到安親班作業太多，孩子們總是選擇性的先完成安親班作業，以免遭受懲罰。學校作業往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犧牲，老師們甚至得因此減輕作業量，才能讓孩子們有時間完成。

可是家長對學校政策的觀察似乎又能補充老師所述：楊太太發現，原來自己女兒學校並非所有老師都出這麼多作業，通常年資越深的老師，作業量反而越少。打聽過才知道，原來學校會定期抽查不同班級年級作業，以此判定老師是否認真教學，此政策導致年資較淺老師刻意「認真」出作業。事實上，對老師而言，作業出愈多，也得花愈多時間批改。而年資較深老師相對不那麼看重教學評鑑，反而樂得清閒，作業適量即可。

老師在決定作業量時，必須面臨三大壓力源：學生家長、同儕、安親班。當同樣的作業量卻有人嫌多有人嫌少，第一線的老師該如何拿捏？

抄抄抄，算算算：落在時代後面

反覆練習可是考試的致勝必殺技？許多人認為台灣學生作業量多且形式僵化，肇因於社會深陷考試迷思，過分在意成績，又把「反覆練習可以拿高分」當金科玉律。一旦作業少，家長反擔心練習不夠，自行到坊間買參考書補足。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陳麗如提到台灣教育改革自1990年代始，從「九年一貫」、「一綱多本」到「多元入學」、「十二年國教」一路下來都是希望舒緩過度升學壓力，無奈十二年國教上路至今，學生仍因「考試領導教學」感到疲憊與壓力。

與此同時，小學生的作業形式在陳安儀看來卻「非常落伍」，完全跟不上時代變化。比如反覆抄寫式的作業美其名要讓孩子熟悉手寫每個國字，實際上現代人手寫機會越來越少。而數學作業就像要訓練計算機器，大學考試都已開放使用計算機，小學生卻得每天練習。陳安儀質疑，在手機就可快速計算出正確答案的年代，為什麼孩子需要培養快又準的計算能力？

小學生的作業形式「非常落伍」，完全跟不上時代變化。對分數的錙銖必較，也箝制了作業形式多元創新的空間，因那種多元作業或會讓一時難以拋開分數窠臼的家長無法從學習單中量化孩子的成績表現。

台北市大佳國小校長李鐘慧也表示，華人社會裡，家長對學校普遍的期待，就是孩子們放學回到家，要坐在書桌前寫作業才正常。對分數的錙銖必較，也箝制了作業形式多元創新的空間，因那種多元作業或會讓一時難以拋開分數窠臼的家長無法從學習單中量化孩子的成績表現。結合生活型態的作業如整理鞋櫃、紀錄家中垃圾分類，更會引來安親班老師擔憂，這樣的作業必須等孩子回到家後才能完成，未來會不會家長不再需要安親班？各種壓力之下，老師出作業的方式被制約，讓多元學習與評量遲遲難以被落實。

「練習法是教學法之一，但絕非唯一。」多年的辦學經驗讓李鐘慧體悟：過度練習只會引來反效果，如多數小朋友最怕的抄寫課文，只會讓孩子更加厭惡國語課。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將上路，強調培養孩子生活能力，李鐘慧以此建議老師參照此理念，結合真實生活情境，「讓作業不要只是抄抄寫寫」。她看來，知識本應應用於生活中，即使背再多詩詞課文、認識再多國家地名，文字不過是文字，地理不過是神遊，沒有真正的生活體驗，就難以真正的吸收理解。她更直言，同樣一個生字，練習寫半行跟寫兩行，有什麼不同？假如學生本身就不懂，多寫多錯，孩子對這個生字錯誤印象反而在重複抄寫中被加深。

台灣特色：制式化的課本與教科書

其實，作業形式之所以老舊死板，大多還是拜制式化的教材體系所賜。須知多元作業需要老師用心用腦，悉心設計，結合當下現實，靈活多變，比起如今學生回家做的大多仍是制式化輔導書和練習冊上的習題，顯然專門的多元設計更加需要創新能力和辛苦勞力。回顧台灣教材歷史，從1968年實施台灣國民義務教育，「國立編譯館」就一直是中小學教科書的唯一供應來源，所謂「統編本」教科書。解嚴後，為回應民間教育改革呼聲，教育部始打破教科書的長期國家壟斷，1996年起逐步放寬民間參與編纂教科書。直到2002年，國立編譯館全面退出教科書市場，統編本走入歷史。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周祝英估計，開放民間編輯後，教科書市場每年約有20億元利潤。自由市場競爭下，書商為取得市場佔有率，壓低教科書價格，同時把營運成本轉嫁參考書。周祝英在其著作《誰捉弄了台灣教改？》中提到，書商透過這種「交叉補貼」的方式謀求高利，其實是對學生受教權的一種傷害。經濟條件較差的學子們，必定較無力負擔昂貴的參考書，在學習的表現上可能就較趨劣勢；階層分化的情形會愈來愈明顯，階級複製的無奈將愈牢不可破。

多數老師為了方便批改，習慣直接使用書商提供的習作或作業卷。只是許多擁有一定年資的老師，則因為習慣傳統教學法，無法有能力快速跟上學習環境的改變。

另一方面，李鐘慧直言許多台灣老師「自廢武功」，被教科書商長期寵壞。她指出，早期書商為了博取老師歡心，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不時傳出各類遊走灰色地帶的行銷活動，輕者免費提供教具，重者直接賄絡校方決策者。例如數學課教到「時間」，就送給學校老師手錶，美其名是當成輔助教具，實際上是變相以贈品討好。除此之外，各種免費的補充教材、習題、測驗卷，都是書商在爭取老師選用時的基本配備。久而久之，初衷是希望學習內容更多元的教科書開放政策，最後依然讓老師們被書商牽著鼻子走。

「老師如果只能作教科書的代工者，任何人都可以當老師，不需要教學專業。」李鐘慧表示。李太太就表示，學校的課後習作、補充教材多由書商提供，老師也只是仰賴書商所送的制式測驗卷作為考試題目，而不是依照班級程度與學習狀況命題。她訝異有些作業或教材內容，明明是書商硬湊出來，老師們卻照單全收，再硬塞給孩子。

任教於台北市國小的教師張亭婕，坦承多數老師為了方便批改，習慣直接使用書商提供的習作或作業卷。張亭婕認為，身為老師應要找到「最適合」孩子、而非「最安全的」教學法。只是許多擁有一定年資的老師，則因為習慣傳統教學法，無法有能力快速跟上學習環境的改變。

李鐘慧直言許多台灣老師「自廢武功」，被教科書商長期寵壞。學校的課後習作、補充教材多由書商提供，很多老師也只是仰賴書商所送的制式測驗卷作為考試題目，而不是依照班級程度與學習狀況命題。

作業革命，可能嗎？

作業一定是又多又死板的夢魘嗎？在第一線教育現場，樂觀者深信情況可以改變。李鐘慧常在學校裡鼓勵老師將教學情境融入真實生活，比如教酸鹼值，老師可以設計學習單，讓孩子們回家分析晚餐菜色，哪些食物偏酸性、哪些偏鹼性？針對近來流行的蝶豆花茶，老師們可以透過作業引導學生思考，為什麼碟豆花茶可以調出漸層顏色？又如教認識長度，不是在測驗卷中紙上談兵，假定紙上3分鐘為100公里，要學生練習各種計算。而是直接把捷運圖拿來，讓學生認識某站到某站為幾公里，多少公里得花多少車票錢，或是拿一把尺，到校園裡測量柱子跟柱子間的距離。

為降低來自家長的改革阻力，李鐘慧常會開學第一周，邀請所有老師與家長座談，各科老師分享這學期出作業的方式與理念。李鐘慧笑說，一開始先打預防針，讓家長知道學校教學不是屬於貝多芬（諧音「背多分」）、蔣光超（諧音「講光抄」）形式，而是會有許多動手機會，久而久之，反而吸引認同這樣理念的家長，願意把孩子送來就讀。

即使有心的教育工作者願意打破同溫層，仍需要強力的後盾。革命初期勢必會帶來混亂，考驗著老師隨機應變、危機處理的能力。這時如果家長或學校不願意給老師們多一點實驗的空間，很快地，沒有勝算的騎士，最後只願躲回安穩的城牆內。

以自身為例，張亭婕笑說，自己算是台北少數「玩很大」的老師。她指小學三年級前的作業通常仍屬「直覺性」內容，例如要孩子回答幾加幾等於幾；四年級開始，國文、數學、社會等科目，開始培養孩子轉彎思考，找出前後連結，歸納出解題邏輯，讓許多孩子在銜接初期大感不適應。通常學期初，張亭婕會先與家長溝通，預告作業會有許多彈性調整，讓家長知道老師不只注重成績，更希望能透過多元化教學與作業型態，讓孩子做好面對課業轉變的準備。

張亭婕班上，雖然每天作業六七項看似繁重，但只要家長實際檢視不難發現，那是因為作業種類的多元，單一項作業量其實不多。例如為了讓孩子們認識海洋環境面臨危機，張亭婕在課堂上會以桌遊引發孩子們注意，這時課後作業便是遊戲延伸出學習單，引導深層思考。

當搜尋引擎改變了人類生活，陳安儀建議，教育也要與時俱進。與其反覆抄寫計算，不如培養蒐集資訊。與其一個生字寫很多次，不如寫短文紀錄生活觀察。她的兒子在小學四年級轉到實驗學校就讀，家庭作業通常是跟爸媽玩一場桌遊、拜訪一位鄰居、閱讀一本書等，鮮少抄寫，即使有型態也會是寫一封信給家人之類。她坦承，初期兒子的手寫能力確實有比在一般小學就讀時退步，但到升上國中後，為準備升學考試中的作文項目，兒子開始養成一週寫一篇作文習慣，手寫能力很快又補了回來。

當搜尋引擎改變了人類生活，陳安儀建議，教育也要與時俱進。與其反覆抄寫計算，不如培養蒐集資訊。與其一個生字寫很多次，不如寫短文紀錄生活觀察。

目前，台灣官方並無明文統一的家庭作業規範，為將學習自主權還給孩子，台北市政府在2015年底廢除「台北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讓學生可以自由決定寒暑假作業形式。對此陳安儀表示樂見官方放寬作業形式，在數量上則可以有些指引，例如每天抄寫量不要超出半小時。即使有心的教育工作者願意打破同溫層，仍需要強力的後盾。張亭婕指出，革命初期勢必會帶來混亂，考驗著老師隨機應變、危機處理的能力。這時如果家長或學校不願意給老師們多一點實驗的空間，很快地，沒有勝算的騎士，最後只願躲回安穩的城牆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