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人手记：我见证了中国摇滚乐杂志的退场

【作者按】近日，中国最老牌的摇滚乐杂志《通俗歌曲》官方发布了停刊的消息，自此中国摇滚乐杂志经历了近20年的萌芽，发展，壮大到衰落，退场，如今已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摇滚乐杂志品牌。裹挟了60后/70后/80后和部分90后摇滚青年记忆与成长轨迹的传播脉络就此终止，中国摇滚杂志的发展和衰落，是与我们这些中国80后青春的成长和逝去是同步的，庆幸自己在青春时代被这些摇滚杂志打开了认知的大门，在扼腕这些传统杂志退场的同时，我们也应去保持当年遇到这些杂志和它介绍的那些伟大音乐时的产生的无限惊喜和好奇心，继续挖掘、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和自己，去洞见人生发展的真理和可能。

一

2002年的夏天，我在石家庄的姑姑家借宿，一个新闻系的实习生开始了在家乡省会实习并试图找工作的生涯。

每天姑姑给我两个一块钱的硬币，我坐公交车穿越半个石家庄去城市另一头的一个大院里上班，那个像国营单位的院里的水泥地都开裂了，有野草在疯长。石家庄的夏天特别炎热，新买的蓝色匡威帆布鞋一个夏天就被晒成了水蓝色，狭小老旧的办公室内蚊子横行，吊扇一开全都是土，我挨过中午就走路去旁边的小卖部买瓶绿茶，隔个两三天就会中一个“再来一瓶”，所以我一直坚持着在那里没走——也许我的好运就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吧。

这个荒草丛生的国营单位大院就是《通俗歌曲》杂志社，《通俗歌曲》当年的口号是“中国摇滚第一刊”，作为80后的摇滚青年，我是读着这本和其他杂志度过青春期的。这是我第一份正式的跟摇滚杂志有关、跟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也是人生一扇大门真正被开启的地方。

我是在等车的报刊亭上看到那期《通俗歌曲》，封面是我很喜欢的“舌头”乐队。照着版权页上的电话打过去，一个好听的男中音接的电话，很正经地跟我介绍了一下杂志社状况，我听着不像骗子就过去了，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宏杰，更之前，我是托姑姑的关系，在河北省的党报党刊实习，姑妈还试图说服领导让我毕业了就留在那混个铁饭碗，但这样的日子无疑我是不想过的。

在《通俗歌曲》实习的日子满轻松的，刚去老李怕我不熟悉业务，让我负责编辑读者来信和乐评人的专栏，那时候大部分稿件都是以平信的形式从邮局寄来的。 我打字快，老李就叫我打到 Word 里，然后再校对一遍。我对那些专栏的名字如数家珍：比如杨波的叫海不扬波，孙孟晋的叫阁楼客，郝舫的叫电动方舟，颜峻的叫撒把芥末，每个人的文笔、个性、观点都非常鲜明，不看署名我都知道哪篇是谁写的，打字抄字校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他们的乐评专栏不仅是摇滚乐的启蒙，甚至是我写作的启蒙。后来很多人说我说话写字过于刻薄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掠过杨波或颜峻，很多人说我煽情和“酸”的时候，我会想起孙孟晋老师。

是的，那年我才刚满20岁。

二

去《通俗歌曲》杂志社实习之前，我在兰州读大学。学校对面的一只船北街上有个叫“非主流”的小店，那里有我见过所有早期的摇滚杂志，打口带和牛皮纸包起来的 vcd。

杨波主编的《朋克时代》一共出了四期，估计是每个朋克孤绝之心的启蒙具乐部；《盛世摇滚》有三期，颜峻写的偏多，把摇滚乐说的比改变世界的革命家还伟大；黑色的《摇滚》是孙孟晋主编的，文字充满意向和煽情，像念给天空和西方世界的情书；《我爱摇滚乐》更朋克和社会新闻，还有好多打打杀杀“阴暗面”的东西；我还是更喜欢《通俗歌曲》认真介绍国内外乐队、唱片介绍、乐评人专栏，乐队采访。就像《古代汉语》或《五四以后的中国新闻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的学习方法，我开始诵读、记住、传播这些段落故事，然后把生活费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去买打口带。


兰州除了“非主流”还也有其他卖打口带的店，我按图索骥地找，拿着从杂志剪下来的封面图去对，买到后认真在Walkman里听完，写下自己的感受，然后再看我的感受跟乐评人写的一样不一样，有点像自己给自己上自习，而且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那段时间我完成了对西方经典摇滚音乐的科普性认知，并逐渐从中嗅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摇滚乐和其他独立电影、话剧、当代艺术的气息，对更未知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向往，我所在的兰州那么荒凉，大学那么无聊，我那么孤单，如果没有这样的按图索骥和沉浸其中，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熬过来。

三

毕业后我想去北京看之前摇滚杂志上介绍的那些乐队演出，以及 MIDI 音乐节，就去北京了。跟同学挤在一起租来的房子里，坐二十几站地铁出门工作，继续保持着看《通俗歌曲》的习惯，并帮他们在北京做乐队的采访，换点额外的生活费和免费看演出的机会。我的主业是在一家主流的文化杂志《青年周刊》，加上新闻系毕业，写东西拍照片都是训练过的一板一眼的专业。那时候，他们总笑称我是“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摇滚记者”。大量观看现场演出和采访也让我从旁观者的视角，了解了摇滚乐在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境遇和状况。

在北京还可以看到更多摇滚乐相关的杂志，《通俗歌曲》主编彭洪武出走，又主编了更文艺更好看的《非音乐》。他介绍4AD、EELS 和苏打绿、甜梅号。附赠的 CD 里所有的歌都特别好听，靠这些附赠的 CD，几乎完成了自己审美体系的筛选。《摩登天空》也出过几期杂志，主编当然是沈黎晖，他们还出版过书，田原、新裤子、清醒、果味 VC 都是那时候知道的，当时还看不出来摩登天空跟其他小厂牌有啥区别。

《口袋音乐》就是小崔创办的，在做这本地下杂志之前，他也是个卖打口带的，这本杂志介绍的更偏国内，李志、杜昆、青年小伙子、王磊、张浅潜都是那时候看《口袋音乐》知道的。后来《口袋音乐》也出书、出唱片、接国外乐队来中国的巡演、自己做巡演，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音乐产业的“奇葩”。更好看的还有那时候的《城市画报》，在豆瓣来临之前，这是文艺青年们，唯一的聚集地和相认的密码。

那大概是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所有的朋友都是摇滚乐论坛上的网友，大家每个礼拜在豪运或无名高地会面，在一场场门票不过50块人民币，人数不过百的现场演出中碰到所有未来会成为朋友或合作者的人，当时却并不相识，也不搭讪；用记者式的方法“看演出”：注重乐队本身的表现力和歌词深度，从不借此泡姑娘。然后，剩下的时间，无所顾虑，大口呼吸，一个礼拜磨一篇采访文章，然后买杂志、买 CD、互相考歌、借盘，写博客、写乐评影评，把听得更多，知道更多，表达更多，当作唯一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甚至开始摸摸索索地操练起乐器，试图自己创作——时间就这样自由而不计成本地丰润和挥霍着。

2005年在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按图索骥的去大自鸣钟买到第一张《Leonard Cohen》的时候，我搂着那张 CD 哭了一会儿，心想等我有钱了，要买齐所有当年这些杂志和杂志上介绍过的唱片。

后来，还没来得及等我有钱呢，这个世界就有豆瓣和虾米了，世界也开始悄悄变化了。

四

2006年，《滚石》引进到中国推出中文版，主编是郝舫老师，执行主编是李宏杰。在我们心里，那是西方最著名、圣经级的摇滚乐杂志，我所有看演出的、写乐评的、翻译外国传记的、做设计的小伙伴都蜂拥着去那上班了，我理所当然地去问何时可以去上班，一个月工资最高能给多少钱，郝老师认真地说：“我谁都敢收，就是不敢收你，怕耽误你。”那时候，我本职已经是《青年周刊》的主笔，《青年周刊》也是团委下面的“铁饭碗”，郝老师说，一不能砸了你的铁饭碗二你好好写字，好好见更多世面，日后留着你还有别的用。

我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加入了，郝老师给我讲国外《滚石》杂志的故事，让我了解什么是“纲佐”，并试着尝试这种写作方式。他还给我开书单，看一系列的垮掉派文学作品，我每个月都会接到《滚石》中文版（五期之后改了名字叫《音乐时空》）一个万字以上的大专题要写，什么朋克三十周年、中国草根研究、摇滚诗人、摇滚爸爸、北京 CALLING……对中外摇滚乐乃至青年文化的深入和梳理，我都是这样以专题的形式开始的。我采访一个风格或地域的所有乐队， 一个热点文化现象表面的参与者和背后的操盘者，我还帮着摇滚乐队拍时尚大片，借衣服租摄影棚，当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乐队，他们会在我的脑海里呈现4个版面，当我遇到一个没意思的乐队，他们会在我的脑海里呈现一个豆腐块。

2007年，一本泛青年文化的杂志《甲壳虫》在沈阳创刊，他们喜欢我在《青年周刊》和《滚石》中文版的选题，也几乎是慕名而来要我来定期写文章，做专题。我一开始觉得没名气没意思，创刊地又是在沈阳这种小地方，就把我们自己杂志上发表的东西，随便改改扔给他们，但文章被他们编辑后，每次都完全不同，比我原来的稿子好看很多，我开始逐渐重视起这件事来。

这个杂志的主编张帆沉默寡言，但太懂新闻太会编辑了，他在 QQ 上给我详细地讲南方报系新兴的写作方式和手法，拿《南方周末》李海鹏、奶猪的文章一篇篇给我分析，比我大学时候的新闻系老师教我的那些破烂玩意儿专业多了，他早就看出我写东西的优势和弱点，不断强调我要有自己的“风格”，一篇篇地帮我改导语，调结构，刻细节，我非常系统地跟他学习“非虚构类写作”，一个作者对一个好编辑简直是有精神依赖地，虽然后来《甲壳虫》杂志很快就停刊了，但我每每跟人讲：以后我得什么文学奖了，一定要把张帆列到我的感谢名单里。

2012年，最喜欢的 VICE 来到中国组建团队，我生怕别人不敢砸我的铁饭碗，就先自己辞了职，然后去了 VICE 中国。按自己之前对 VICE 的了解，还是基于它是一本横行美国的免费朋克杂志，文章、图片和版式都是全世界最苦的。大概去了几个多月，才逐渐明白，现在的 VICE 是要做互联网青年文化平台，视频、节目、活动、商业，反正跟一本免费杂志没什么关系， 我这团委“铁饭碗”出来的，有点适应不了，熬了一年就打算离开了。

那段迷茫的日子，郝老师还认真地问我要不要跟他学一下打德州扑克，以后做发牌小妹还能有点额外收入。

同时期英国的《Q》也开始做中文版， 那时的我已经大部分经历在带演出，走南闯北走江湖，基本无心写大专题稿也不太听国外的新东西了，而《Q》作为一个偏资讯类的摇滚乐杂志，介绍的乐队也好单曲也好，可以有太多网站和流媒体的平台可以比中文版杂志先于几个月的知道，再看纸质杂志已经没什么新鲜劲头了。《Q》时期倒是会经常给我自己带的乐队，自己主办或参与的演出写报道和专题，有点像“软文”，那时《Q》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本音乐杂志了，我从来没主动问过《Q》要稿费，能让我写的文章有地儿放就不错了。


五

回归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从《通俗歌曲》的千字六十块钱的稿费标准，到《非音乐》和《口袋音乐》从来没提过稿费这件事，到正规的《滚石》（中文）和《Q》（中文）这样号称国际大刊，几乎所有杂志最后都拖欠作者稿费，并陆续倒闭，我这样的80后爱乐人，几乎没有不被欠过稿费的。

现在回过头来，按流程分析一下：按照常规行业标准，杂志稿费流程是三个月一结算，但其实没有几家摇滚乐杂志能熬过几个三个月，在彻底宣布倒闭那一天，前面可能有几个三个月都是死撑阶段，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别说给作者开稿费了。

郝老师曾戏称说：“办杂志就是要靠消耗这些歌迷的才华和热情。”其实说白了，还是经营不善的问题。摇滚乐本身就是小众之小众，甚至还被带上有色眼镜看东西，做杂志这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问在中国其实也没人深入研究。无论是《通俗歌曲》的国营大院还是《滚石》的高级写字楼。在中国，其实根本没有知道“怎样做好一本摇滚乐杂志”。而互联网那么快就来了，博客那么快被微博微信取代了，所有人都忙着社交了， 谁还有时间去写大块专注的文章呢，写给谁看呢？

倒是无心去批判这些摇滚乐杂志到底为什么会欠稿费，我也没算过这些杂志到底欠过我多少钱。我一直认为为你热爱的东西去付出，本身就比得到和计算要快乐很多。这段与摇滚乐相伴的青春，这段生活给我开的稿费，可不是千字多少钱的标准。而是我学会了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法，系统地训练和培养，眼界的拓宽，能量的累计，执行力的增加，人生阅历的丰富，这些都不是按千字多少钱的稿费标准可以计算 ，甚至就是郝老师所谓的青年人热情和才华被消耗的那一部分，我得到的，远比稿费要多。

为摇滚杂志撰稿的这些年，我听说过并热衷于记录和分享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在宿舍里借到一盘磁带，在商场听到的一段背景音乐，在书店偶遇一本杂志，在电视上偶然看到的一段录影带，在茫茫人海中莫名奇妙地走来一个人，都开启了另一扇大门，重置了一段人生，摇滚乐是打开这个世界另一扇大门的钥匙。当这些经典的音乐和音乐人与你内心感受和好奇心连接，并持续系统地发生相互作用，这些都是发生宇宙即将爆炸的奇点。而你，其实有一份按图索骥的“指南”就够了，剩下的一切，就像作家何伟说的“你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

（郭小寒 前媒体人，乐评人，作家。现为中国内地最大音乐众筹网站乐童音乐合伙人，乐空间主理人，大学时代起先后为《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滚石》中文杂志及《Q》中文杂志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