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政治注入生命，众志青年的青春残酷物语

【编者按】：2020年6月30日，主权移交23周年前一天，港区国安法表决通过，消息指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黄之锋、罗冠聪、周庭、敖卓轩等年轻人宣布退出组织，辞任职务，众志一时分崩离析。成立迄今四年，这一群年轻人在雨伞运动后的低气压中建立政党，面对选民，投身议会，誓言把政治融入生命，却一路见证香港空间急速缩小，自身也变得危险重重。在2018年，我们纪录了这一群年轻人的梦想、挣扎，如何步步克服困难，他们曾经笑著想像，数十年后自己老去了，香港会诞生第一个民选女特首。

新春将至，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等人连续数天都在维园摆年宵摊位，兜售各种纪念品，为自己所属的政党——香港众志卖力筹款。其中一款纪念品是一个小小的行李牌，上面本来调侃地写到：“小心被人话勾结外国势力！”结果香港厂家表示不愿印刷，最终只能改为一句简单的——“废青去旅行”。

印不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句标语。过去大半年，这个成立不足两年的新政党面临全方位的限制、审查和逆境：罗冠聪议席被取消，300天的薪金被立法会追讨，参与补选的周庭又被取消参选资格，政党纲领“民主自决”成为一个敏感词；此外，因反新界东北案和公民广场案，政党中的三人——林朗彦、黄之锋、罗冠聪曾先后被判入狱。

“是不是真正可以sustain（维持）到至少正在做事的人不会饿死？这个我都不可以写包单说一定有可能做到。”谈到未来，众志主席罗冠聪对记者说。他语气缓慢，样子疲惫。他承认，眼看现在议会进击之路被全面截断，失去稳定资源和平台，他和一群年轻党友必须“挣扎求存”。

我现在都未可以判断，他们（北京）是害怕，抑或有时纯粹好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去搞定你？

这个年轻的香港政党目前有常委十名，大多20多岁，最年轻的是18岁新晋常委郑家朗。他们尝试以不同程度投身近年香港风起云涌的政治航道，测试自己的能力和志向底线，也寻找自己在航道中的位置。

“老实讲，我现在都未可以判断，他们（中央）是害怕，抑或有时纯粹好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去搞定你？”2018年2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做访问，罗冠聪时不时摘下眼镜，揉拧有些浮肿的眼睛。他说决定走入政界之初，早有面临打压和收紧的心理准备，但却“没有办法去预测，对方会用什么手法、什么形式来达到目的”。

“你已经进入活生生的政党政治的泥沼”

2015年夏天，雨伞运动结束后的第一个暑假，19岁的黄之锋觉得自己想清楚了。他要离开曾投入三年多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创办政党，挺进议会。有学民的伙伴叫他不要急，先去读书进修，即使几年后再组党参选，“世界还是你的”。但黄之锋等不及了，他判断，时机就在当下。

觉得时不我待，一定要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不只黄之锋一个。

当时21岁的罗冠聪也有组党的想法。驱使他的不是未来的可能性，而是对于过去的愧疚。自己参与的雨伞运动以溃败草草结束，随后学联退潮汹涌，作为学联秘书长，他很想做些什么来偿还。学民思潮的林朗彦也在酝酿相似的主意。当时21岁的他在雨伞后感觉“积极有希望”，想要“将雨伞的力量更加具体化、稳定化”，组党争议席，看起来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三人仍是大学生，在2015年暑假碰撞到一起，很快确认了彼此的共识：大家都不希望“雨伞精神”转瞬即逝，都盼望79天占领迸发的能量，能以组织化的力量存续下去，进入议会、社区、街头、长久地占据舆论场一角。

“像民主党那样，在香港生存几十年。”林朗彦这样回忆当时的想法。

什么是雨伞精神？黄之锋和朋友们提炼出的主张是：民主自决。2016年4月，新政党“香港众志”成立——罗冠聪任主席、黄之锋任秘书长、同样出身学民的周庭任副秘书长、林朗彦担任常委，创党党员30人。民主自决四个字，是众志提出的核心政治想像。年轻人们希望在这里，将雨伞运动时“命运自主”的口号落地延续，也让自己在传统泛民主派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本土派政治团体之间划出一块新的光谱。

所谓“民主自决”，是希望让香港人最终能以公投方式在2047年之前决定香港的命运，全面回归、维持现状、独立等任何一种政治安排，都可以是选项，唯一要点是香港人自己以民主方式决定。众志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当时再普通不过，甚至还被更激进者抨击的这个政治想象，在不过短短两年后，就成了政府眼中认为违反《基本法》的政治主张。

雨伞精神在现实政治中的落地，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顺利。学生组织与政党政治不同，民情在雨伞后也出现了逆转。就算是他们的支持者，因为模糊的纲领、抽象的理念，一时也看不清，这群生于九七前夕的年轻人，究竟可以做出点什么。后来黄之锋听说，有人嘲笑他们是“儿童党”。

众志刚刚开局就一片混乱，在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上，大至与学民思潮的财务瓜葛，小至单张的错漏、政党的中英文名，都成了被质疑、攻击和取笑的对象。抛下学生的纯洁形象，披上政党之名，一夜间，媒体和公众都用全新的尺子打量这群年轻人。而2016年的政治气候是：人们对传统泛民的失望情绪越发浓厚，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等本土派年轻政治团体急遽冒起，挤在泛民和本土团体之间，众志两面不讨好。

一向头顶光环的黄之锋更面临第一次大规模的人身攻击，网络上骂他“过街老鼠”、“从半神变成罪人”、“黄之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之锋意识到，“你已经进入活生生的政党政治的泥沼里了”。

舆论明星：“他是可以将坐监都变成campaign来打的”

不过，作为一个对抗极权的少年明星符号的黄之锋，没有那么容易过去。

他的背后不只是泛民与本土派的争论，更是整个世界看见香港的方式。在大规模占领运动之后，世界舆论前所未有地关注香港，这种关注恰好对应了强权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各地引发的不安。人们需要一个符号，去缩略地描述香港故事。一个14岁就开始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有极为丰富应对媒体经验的少年黄之锋，有意识地、完美地扮演了这个符号。

他深知这种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包含塑造的成分，但他相信自己足够清醒，去参与甚至操作这个塑造的过程。比如，他希望香港留给世界的这个故事，关键词不是服从，而是抗争。

2015年暑假的一天，他接到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的电话，邀请他一同去纽约和华盛顿参加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举办的会议。此后，类似的邀约越来越多。

最初出席外国的酒会派对，摇着红酒杯对外讲述香港故事，黄之锋说，他感到尴尬和不适应，“总之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后来找到窍门，闲谈对方喜欢的话题。“讲Bruce Lee，讲 be water，讲成龙，讲House of Cards，讲特朗普的问题，右翼浪潮的崛起，Brexit 的问题，民粹主义意味着什么，”他一口气数出这些谈资，“无话说也要找话题，你怎么用一种国际社会可以理解的视角讲香港的问题，是另一套语言。”

他承认外国政客和媒体人看香港的视角总是相对单一，“仿佛香港没有阶级矛盾、没有经济问题，只有世代之争”，但这种视角无法立即改变，他愿意适应对方的框架，和外国记者和政客建立关系，“去（透过对方）出访问、声明，驳去国会的人，去接触联合国、欧盟的人”。

很难衡量这种国际游说工作的成效。在黄之锋看来，不是全无作用：2017年年初，美国共和党参议员Marco Rubio 宣布，他将联同另两位参议员推动搁置已久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对涉嫌侵犯香港基本自由权利的香港及中国大陆官员实行制裁；2018年1月，当周庭被选举主任DQ参选资格时，欧盟发出了谴责的声明，指出“这可能贬损香港在国际上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声誉”。

尽管国际游说在香港民间会背上了不少“卖港求荣”的骂名，北京似乎也越来越不看重国际压力，但黄之锋仍然坚持：“中国现在越来越崛起，当然什么压力都不管，但如果这样看，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但做住先实无死（先做着一定不会死），来日方长，我们有的是时间。”

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他说“Time is on our side”，他知道外国记者喜欢这种有力简单的bite，而事实上，今年只有21岁的他也相信，时间是他的优势，他要用这优势慢慢积累。

比起时间，他更清晰明白自己的天赋：老天给了好口才，让他可以面向公众演讲，面向媒体发言，传递精准信息和有感染力的故事。而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一代，这种能力在社交媒体发酵，多年来转换成实际的全球舆论影响力。这正是他目前最大的积累：“光环是要用来烧的”，积累光环，成为明星，然后烧光环，把个人能量转化到行动、团体与议题中。

组党众志的信心正是来源于此：他判断自己积攒了足够撑起一个新政党的人气和人马：在反国教运动中，他以15岁天才少年之姿跃升为耀眼的学运领袖；雨伞运动中，他以少年面孔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后被该周刊评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他在Facebook拥有不低的影响力 ，学民思潮三年也积累了会员加志愿者700多人……

他懂得如何撬动主流传媒：“你要意识到：去晨早phone in 节目（即时现场直播），你每一个字都要好小心，因为你讲完之后，即时新闻会quote（引用），然后传媒就会炒台出动态新闻或报纸的即时新闻，然后下午建制派就会comment（评论），然后第二天报纸再出街。”他说这是他搞社会运动多年习得的能力，“抓紧每个机会，去frame、去定性不同的说法”。

你不会拿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你可以争取大部分的谅解和同情。

如何frame一个故事，反过来也会决定做这件事的策略。为什么邀请罗冠聪出马竞选？除了对他韧性与承担的肯定之外，黄之锋毫不讳言，另一个原因是，对外界而言，罗拥有比自己更亲民、更斯文的“乖仔形象”，若出选港岛区，定能吸引受教育程度相对高的中产选票。“香港众志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派，但会拿到相当数量的中产支持。无论是反国教还是雨伞运动的群众基础，都是一些高学历的老师、护士，我们只要确保罗冠聪完全appeal to 中产选民。”现在回头分析，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极快的语速，自信地谈论策略。

为什么这样包装众志？“有些人是在用一个激进的形象工程去包一个温和的主张，而香港众志是用一个入屋的、温和的形象，将一个最进取的纲领摆出来，”黄之锋说。他们选取清新时尚的Tiffany blue作为政党主色，所有宣传品字样都避免使用显得刚烈传统的毛笔字，连衣着也是有所思量的——所有核心成员选举期间，都会选择黑白灰作为衣着主色。

“我觉得逻辑是，你不会拿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你可以争取大部分的谅解和同情。”黄之锋说。

周庭原本参与补选的立法会选举工程，也沿用同样的逻辑。与罗冠聪相似，22岁的周庭仍是在读大学生，有“学民女神”之称，形象清新。政治之路上，她的履历并不结实：自雨伞运动期间退出学联发言人一职后，她相对退居幕后，少有曝光。但黄之锋依然相信，假若没有被取消参选资格，周庭很有希望和当年的罗冠聪一样获得大量中产选民支持。

同伴不约而同形容，黄之锋像一个机器人，只要一旦认准一个目标，他“就像上了一个程序”，抛开一切，用恒定的节奏和精力，不顾一切冲向目标。除了偶尔陪伴女友和打打机，他没有什么闲暇生活。即使因公民广场案而入狱，他在监狱中也不断撰文寄给周庭，嘱咐对方“这篇给哪个媒体，那篇发FB”，还身在狱中时，他已经约好几个媒体访问，刚获保释外出，就一口气接下17个媒体访问。

“他是可以将坐监都变成campaign来打的。”罗冠聪笑着说。

议会路断：“我们不只是雨伞运动、不只是被人拉，然后坐监”

与黄之锋个性不同，罗冠聪更为温和、缓慢、内敛。在多个不同场合，他都承认自己是“平凡人”：“我没有特别聪明，不是叮一声就完全明白很多事的人，又没有很多背景去支持。”

大学的时候，罗冠聪在课堂上读了Max Weber 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1919年，Weber在慕尼黑发表了这演讲。罗冠聪欣赏这篇演讲文，将之作为座右铭，但“穿透硬木板”的过程会感受到什么阻力？自己内心如何应对？他后来才明白，真的要“到那一刻才知道”。

第一块硬木板来自立法会选举。最初的民意调查显示，罗冠聪的支持率仅有1%。

一群迎接人生第一场政治选战的年轻人，只能靠每天只睡数小时、长时间摆街站、尽量多地接触选民，再配合网络攻势，尝试去扭转逆境，也尝试去证明，他们在反国教、雨伞运动中累积的市民支持，可以化作实实在在的选票。2016年9月13日，“逆转胜”真的来临，罗冠聪凭藉着五万张选票，高票当选，成为香港立法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他的票仓聚集在港岛区好几个大型中产屋苑。正如黄之锋所预测，有人分析说，众志吸纳的其实是“中产赎罪券”：大量对民主现状感到不满的中产人士，对传统泛民感到失望，自己不知如何行动，当看到一群大学生投身革新的行列时，会产生内疚，尽管可能不完全同意他们的策略，但也会忍不住支持他们。

罗冠聪对这种同情与支持格外谨慎。“我们推一个人出来选，他会在短时间内获得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过的赞赏和关注，”他说：“我们怎样选这个人出来呢？我们希望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未来会怎样监督他、监察他，希望他走去一个对社会有利、对民主政治有利的方向，这个才是我会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推一个人出来，但原来那个人不论是品格还是能力都达不到相关的要求，就是我们失职。”

但无论如何，这一块硬木板穿过去了。对年轻政党而言，拥有议席，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平台和资源，他们的版图和人手快速扩张。罗冠聪聘请了12名全职和兼职的议员助理，其中包括周庭在内的五名全职负责坐镇立法会办公室，处理政策研究和议案质询，袁嘉蔚和黄之锋等数人则负责在南区设立地区办公室。

一下子，罗冠聪成为12人的“老板”，政策研究、人手管理、行政、财务，许多事情都需要他统筹。他在立法会展开新的尝试和学习——如果说以往搞社会运动，他们是站在火车前尝试挡住一个庞然大物，那么现在，他尝试跟着火车跑，看看能不能稍稍拉动它？

原本对许多社会政策、预算问题知之不深的周庭，也开始研究具体议案。她印象最深的是，迪士尼一期申请扩建，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54亿港元，和迪士尼1:1注资，但对于为什么要大额注资，立法会议员只收到4页纸的分析内容。于是她从头开始研究，迪士尼的历史、它与政府达成的条约、它在香港旅游业的角色，再和其他议员一起合作，最终整理出厚厚一大本迪士尼研究报告，让罗冠聪向政府质询。

而出乎意料的，黄之锋选择当社区干事，和袁嘉蔚一起驻守位南区，到田湾邨做社区工作。田湾邨是拥有53年历史的老化社区，中老年基层人口众多。刚落屋邨，黄之锋总拉着袁嘉蔚问：和街坊倾谈，究竟第一句话应该讲什么？有街坊问他，地铁建好后，我搭地铁出去要10元，好贵啊，怎么办？黄之锋一脸尴尬，不知如何回应。

“见到阿婆买了菜，你就问她贵不贵、买了什么，或者行路累不累咯，我这样教他，但他一开始真的很难，之前我们关注海怡那边起酒店，他会直接冲过去跟人家说，『我是黄之锋，关注什么，你要不要签名联署』，吓到人连忙摆手叫他走。”今年24岁的袁嘉蔚笑着说。雨伞运动后，她曾经在民协做区议员助理，锻炼了一身接触和协助街坊的本事，擅长协调统筹，现任众志副主席。而在田湾邨，她和黄之锋互相配合，后来成功动员社区居民，一起关注田湾商场被领展计划卖作国际学校的问题，一起向区议会施压，最终，南区区议会一致通过反对转售。

“那时候其实很开心，我们证明到，一班街头运动出身的年轻人，原来在地区中，可以策动一些和居民生活最贴身的议题，带来改变。我们不只是雨伞运动、不只是被人拉，然后坐监。”黄之锋说。

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这班年轻人原本这样谋划未来：在地区联结居民，鼓励他们参与到社区的规划和发展，并考虑由袁嘉蔚在将来出选区议员；而黄之锋，则有传他会先参选区议员，再出战超级区议员；在不久的将来，总体争取众志在议会取得2-3席，为有意参政的香港年轻人们提供锻炼和实践的平台。

没想到，议会这一个平台只持续了9个月，并始终岌岌可危。打压的阴影其实自罗冠聪当选前已经出现：2016年立法会选举，选举管理委员会首次要求增加一份拥护《基本法》条文的确认书，当时属本民前的梁天琦、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等五人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当时大家还不能准确预测，DQ的范围将会以急速的、不明确的规则蔓延。

而立法会刚开始，许多非建制派议员像往年一样，在宣誓时加入口号或行动，但被立法会宣布宣誓无效，掀起宣誓风波，时任特首梁振英和香港政府提请司法覆核，最终促使人大针对《基本法》104条进行释法，梁颂恒、游蕙祯被法院取消议席；其后，梁振英和政府再次针对罗冠聪、刘小丽、梁国雄、姚松炎的议席提请司法覆核，2017年7月14日，法院宣判：包括罗冠聪在内的四名议员在宣誓当天即告DQ（被取消议员资格）。

“你怕不怕坐监？”“时间不要太长吧。”“怎样叫作长？”“几个月吧…… 会很想打机。”

这是2015年，香港电台的《伞后. 一年》特辑中，罗冠聪与记者的对话。他当时一脸青涩，爱打英雄联盟和看电影，被网民叫作“电竞聪”。

你点样去测试到你内心系咪真系死都愿意？你要面对死亡那刻你先会知。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当选为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DQ，更没有想到就在DQ四天之后，自己会因为公民广场案被判八个月监禁。

2017年8月初案件开庭，听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说法时，他懵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会被重判，他形容那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深深恐惧。他甚至胡思乱想，幻想建制派会不会买凶到狱中谋害他。8月17日，高等法院判决他8个月监禁。

“好多时好多人都话，为了我个理想我死都愿意，但我唔会相信，因为，你点样去测试到你内心系咪真系死都愿意？你要面对死亡那刻你先会知。”

现在他已经很少打游戏，工作之外的时间大多用来写文章、日记，回忆他从政短短数年间的经历和内心变动，党友笑说他的文章是“治愈的心灵鸡汤”。24岁的他有时嘲笑自己老了，“已经到了被小朋友叫叔叔的年纪”。

触不到的群众：“我们的责任是去挑战群众的懒惰吧”

相比罗冠聪的坚忍和黄之锋上了发条般的勇往直前，众志的同伴林朗彦和女友黄莉莉对自己身处的政治航道，有更多的质疑和反思。

此刻，步入成人政治世界两年后，他们感觉到，除了来自外在的打压之外，众志目前的状态也未达到他们最初设想的初衷——在他们看来，众志目前逐渐走向一个明星型的政党，塑造明星可以较快速度达至影响力，但长远来说，却没有真正和群众联结起来。

“明星的问题就是全部都将群众客体化，变成受众，让他们只是看你Facebook那些心灵鸡汤，给个like，群众好像看戏一样，没什么能动性。”林朗彦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其实是挑战他们这个懒惰，去鼓动他们行多一步，不是只是去投票。”

“其实好多时候大家能够认到的人，都是一些，好多东西包装出来的，是经过处理。”黄莉莉在一旁补充说。目前，他们两人都是众志成员兼全职员工，主力负责的正是设计和对外文宣工作，但对于政治工作中所需要的包装和表演成分，他们一直有所警惕。

今年24岁的黄莉莉自中六参与学民思潮开始，一直投身社会运动，曾被冠上“学民烈女”之称。反国教期间，她出席城市论坛，一个人站起来用坚定、急速的话语质问官员，令公众印象深刻。2012年9月，她与林朗彦、凯撒等三名学生一起为反国教而决定绝食三天，最终她因身体支撑不了，绝食54小时后决定终止，18岁的她随即上台道歉说“对不起”，台下大片市民大声回应“不要紧”，她哭了。这一幕成为反国教运动的高潮。

最初听说身边的战友要组党参选，她不同意。她始终认为他们这班年轻人的角色是站在体制外，向整个制度施压。她也担忧社运领袖将精力花在体制之路，将会令失落的街头运动更加失落。但她没有大声反对。联系着她与黄之锋等人的，是年少时一同投身多场社会运动所形成的默契和情谊。况且，面对急速转变的政治环境，群众运动一时也难以卷土重来。雨伞运动之后，她先后到律师事务所和民协区议员办事处工作，罗冠聪参选成功后，她加入众志，主力负责文宣工作。

和她立场不同，林朗彦一开始对组党有积极的想像。他同样出身学民，后参与反新界东北发展运动，承袭左翼思想，欣赏中国托派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认为作为从政的年轻人，应该多和群众联结，“做一个终身的反对派”。

对于众志的想像，他希望能朝向“群众型政党”来发展，明星型的领袖可以有，但理想的模式是“先有党员，再有明星”，动员群众，将参与政党作为投入公共生活的一个途径。

在其他地区，类似的年轻政党不是无迹可循。例如西班牙的Podemos，2014年由政治学者Pablo Iglesias带领成立的左翼政党，创党头20天，就有10万人加入党籍，至今已有党员超过48万，论群众基础，是西班牙的第三大党。又比如台湾2015年成立的时代力量，一开始就启动“十万人建党工程”，号召十万人入党，亲身参与支持。

但在香港，这一模式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对于政党或党员的观感，许多市民多感觉冷漠或排斥，林朗彦也有观察：“大家都不会用党员身分行事，不觉得（入党）是一个社会参与的途径。”

而且，从两年前至今，众志申请公司注册和社团注册，一直被相关部门拒绝，没有法人身份，众志也未敢大规模对外招收党员，直至今天，党员数目仍维持创党之初的30人。

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发展群众和党员需要实在的资源和人手，而经历罗冠聪和周庭被先后DQ，众志的议会之路被斩断，资源从何而来？罗冠聪被DQ之后，大家一同帮手联络，部分同事转至其他组织工作，目前众志只留下五名全职受薪员工，每人薪金是税前一万港元。先不论怎样联结市民，如何维持内部运作，继续为有志将政治作为职业的年轻人谋求一份可生活的薪水，都是让人苦恼的难题。

“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事情想得太轻松了，”对此，罗冠聪也感到苦恼，也碰上周庭因“民主自决”的纲领被DQ后，外人看众志也可能有不同的眼光：“觉得你太敏感了，觉得我入了你们的党，参选不到区议员喔，你也没有办法从正常的政治竞争当中获取资源，比如说区议员、立法会议员，你自己的资源其实也很受限。”

你就是包装推出，再包装再推出，太多平台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你要真实地接触民众，或者真实地去推动群众，除了投票之外，其他事就极少平台可以做到。

在林朗彦和黄莉莉看来，当今的香港社会，可以用来塑造明星的平台不少，但可以承载真实政治运动的平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窄。

“你就是包装推出，再包装再推出，太多平台可以做到。Facebook，Instagram，好多平台是单向，Instagram好单向，例如IG Story完全不倾向同你有交流，但是如果你要真实地接触民众，或者真实地去推动群众，除了投票之外，其他事就极少平台可以做到。”黄莉莉这样分析她的担忧。

2017年8月，林朗彦和另外12名反新界东北发展的抗争者一同入狱。他说在狱中，有一名惩教人员和他聊天，对他说：“其实退休之后，我都想搞社运，可以怎样搞？”

“你填表来众志做义工咯。”林朗彦回答。

“做义工可以做什么？”惩教追问。林朗彦想了一阵：“都是落街，帮手摆街站。”

“其实都比较闷。”林朗彦现在回忆说，当时狱中的他觉得无奈。

“五十年后会怎样呀？”

2017年11月25日，林朗彦获得保释出狱，反新界东北案至今仍在上诉阶段，等待终审法院开庭，他身上还背着“反释法游行示威案”，正等待判刑。出狱后这短短两个多月，香港政治环境仍在急速变化：周庭也被DQ参选资格，众志参选之路更加渺茫；反DQ的群众集会，一如这几年的情况，气氛并不热烈，2018年1月28日晚举办的集会，算是近年集会人数较多的，最高峰时有两三千人参与。

公民广场案2月6日在终审法院审结，周永康、黄之锋、罗冠聪上诉得直，撤销上诉庭监禁刑罚，三人免重返监狱，但终审法院同时指出，“上诉法庭正确地指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即使是如本案中涉及相对程度较低的暴力）是不会被宽容，法庭亦有充分理由将来可以判即时监禁的刑罚…… ”，“将来牵涉于有暴力成分的大规模非法集结的罪犯，会根据上诉庭正确制定的新指引被判刑”。这意味着，街头运动在未来将陷入更大困境。

三年过去，众志青年要将雨伞精神带入现实政治的努力，无论是走入议会，还是走进群众，仿佛都挤进了灰暗的洞穴。他们在舆论空间仍有影响力，或者说明星光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会议员提名周永康、黄之锋、罗冠聪三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但相较之下，现实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去耕耘。用黄之锋的比喻，光环如果不用来烧，舆论空间的光环，如果不用来在具体领域耕耘，就只剩下虚妄的个人名声而已。

而传统的政治领域，一个一个对他们关上了门。

“当你选择去站在政权的对立面，你要……去『企硬』这个位置，其实是很难，对家尝试用不同方法去打败你，令你自我放弃，诱使你离开，走向它那边坚守两个字，”经历了被DQ之后，周庭说，她现在越发明白“坚守”二字说易做难，但这阵子的经历却让她更加做好心理准备，守下去。未来会站在什么岗位？她仍不清楚，但“承担更多”是肯定的。

黄之锋接受采访期间不断强调，“即使没有了议会基础，我们还有群众基础。”但林朗彦觉得，群众基础不能只停留在facebook 的 like 和 share，他希望能有办法走出舆论宣传的场域，和群众发生更真实的联系。罗冠聪也希望团队能够更有想像力，创造一个将他们仍存在的影响力和具体的群众、公民社会重新结合起来的平台。

新平台是什么？还没有人有最终的定论，是不是每个人都一直会留在众志，也没有定论。

新加入的力量也面对不少压力——最年轻的常委、18岁的郑家朗承认，他的妈妈一直反对他加入众志的选择，曾用禁足等方式限制他，甚至逼他在妈妈面前亲手发信息给黄之锋等人以表绝交，但他还是执意留下。

原本他们成立政党，是希望瞄准香港前途问题，打一场几十年的仗。然而眼下，越来越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不得不先开始讨论香港众志的前途问题。

2018年2月4日，众志的全体常委聚在湾仔富德楼的办事处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计划。正是晚饭时间，人人都买了肠粉、蛋糕、珍珠奶茶，抢在开会前快速搞定晚餐。摄影师让大家走到一起，拍一张大合照，一群年轻人开始聊天、揶揄、开玩笑，仿佛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没有发生。

“五十年后会怎样呀？”大家屏息微笑对着镜头摆样子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会不会有人叫你锋仔啊？”罗冠聪对黄之锋说。

“之锋叔叔啦！”有人喊。

“肯定周庭系第一个香港女特首啦！”黄之锋大叫。

“第一个女特首不是林郑月娥吗？”袁嘉蔚冷冷一句。众人狂笑，笑黄之锋不清醒。

黄之锋奋力补充：“林郑月娥不是普选出来的特首，我们不承认！”

（端传媒记者杨子琪、实习记者李钰洁、刘家睿、郭芷甄亦对本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