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政治注入生命，眾志青年的青春殘酷物語

【編者按】：2020年6月30日，主權移交23週年前一天，港區國安法表決通過，消息指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黃之鋒、羅冠聰、周庭、敖卓軒等年輕人宣布退出組織，辭任職務，眾志一時分崩離析。成立迄今四年，這一群年輕人在雨傘運動後的低氣壓中建立政黨，面對選民，投身議會，誓言把政治融入生命，卻一路見證香港空間急速縮小，自身也變得危險重重。在2018年，我們紀錄了這一群年輕人的夢想、掙扎，如何步步克服困難，他們曾經笑著想像，數十年後自己老去了，香港會誕生第一個民選女特首。

新春將至，黃之鋒、羅冠聰、周庭等人連續數天都在維園擺年宵攤位，兜售各種紀念品，為自己所屬的政黨——香港眾志賣力籌款。其中一款紀念品是一個小小的行李牌，上面本來調侃地寫到：「小心被人話勾結外國勢力！」結果香港廠家表示不願印刷，最終只能改為一句簡單的——「廢青去旅行」。

印不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句標語。過去大半年，這個成立不足兩年的新政黨面臨全方位的限制、審查和逆境：羅冠聰議席被取消，300天的薪金被立法會追討，參與補選的周庭又被取消參選資格，政黨綱領「民主自決」成為一個敏感詞；此外，因反新界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政黨中的三人——林朗彥、黃之鋒、羅冠聰曾先後被判入獄。

「是不是真正可以sustain（維持）到至少正在做事的人不會餓死？這個我都不可以寫包單說一定有可能做到。」談到未來，眾志主席羅冠聰對記者說。他語氣緩慢，樣子疲憊。他承認，眼看現在議會進擊之路被全面截斷，失去穩定資源和平台，他和一群年輕黨友必須「掙扎求存」。

我現在都未可以判斷，他們（北京）是害怕，抑或有時純粹好像踩死一隻螞蟻那樣去搞定你？

這個年輕的香港政黨目前有常委十名，大多20多歲，最年輕的是18歲新晉常委鄭家朗。他們嘗試以不同程度投身近年香港風起雲湧的政治航道，測試自己的能力和志向底線，也尋找自己在航道中的位置。

「老實講，我現在都未可以判斷，他們（中央）是害怕，抑或有時純粹好像踩死一隻螞蟻那樣去搞定你？」2018年2月，我們在一家咖啡館裏做訪問，羅冠聰時不時摘下眼鏡，揉擰有些浮腫的眼睛。他說決定走入政界之初，早有面臨打壓和收緊的心理準備，但卻「沒有辦法去預測，對方會用什麼手法、什麼形式來達到目的」。

「你已經進入活生生的政黨政治的泥沼」

2015年夏天，雨傘運動結束後的第一個暑假，19歲的黃之鋒覺得自己想清楚了。他要離開曾投入三年多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創辦政黨，挺進議會。有學民的夥伴叫他不要急，先去讀書進修，即使幾年後再組黨參選，「世界還是你的」。但黃之鋒等不及了，他判斷，時機就在當下。

覺得時不我待，一定要做點什麼的年輕人，不只黃之鋒一個。

當時21歲的羅冠聰也有組黨的想法。驅使他的不是未來的可能性，而是對於過去的愧疚。自己參與的雨傘運動以潰敗草草結束，隨後學聯退潮洶湧，作為學聯秘書長，他很想做些什麼來償還。學民思潮的林朗彥也在醞釀相似的主意。當時21歲的他在雨傘後感覺「積極有希望」，想要「將雨傘的力量更加具體化、穩定化」，組黨爭議席，看起來是一條可行的出路。

三人仍是大學生，在2015年暑假碰撞到一起，很快確認了彼此的共識：大家都不希望「雨傘精神」轉瞬即逝，都盼望79天佔領迸發的能量，能以組織化的力量存續下去，進入議會、社區、街頭、長久地佔據輿論場一角。

「像民主黨那樣，在香港生存幾十年。」林朗彥這樣回憶當時的想法。

什麼是雨傘精神？黃之鋒和朋友們提煉出的主張是：民主自決。2016年4月，新政黨「香港眾志」成立——羅冠聰任主席、黃之鋒任秘書長、同樣出身學民的周庭任副秘書長、林朗彥擔任常委，創黨黨員30人。民主自決四個字，是眾志提出的核心政治想像。年輕人們希望在這裏，將雨傘運動時「命運自主」的口號落地延續，也讓自己在傳統泛民主派與當時正蓬勃發展的本土派政治團體之間劃出一塊新的光譜。

所謂「民主自決」，是希望讓香港人最終能以公投方式在2047年之前決定香港的命運，全面回歸、維持現狀、獨立等任何一種政治安排，都可以是選項，唯一要點是香港人自己以民主方式決定。眾志的年輕人怎麼也沒想到，當時再普通不過，甚至還被更激進者抨擊的這個政治想象，在不過短短兩年後，就成了政府眼中認為違反《基本法》的政治主張。

雨傘精神在現實政治中的落地，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順利。學生組織與政黨政治不同，民情在雨傘後也出現了逆轉。就算是他們的支持者，因為模糊的綱領、抽象的理念，一時也看不清，這群生於九七前夕的年輕人，究竟可以做出點什麼。後來黃之鋒聽說，有人嘲笑他們是「兒童黨」。

眾志剛剛開局就一片混亂，在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上，大至與學民思潮的財務瓜葛，小至單張的錯漏、政黨的中英文名，都成了被質疑、攻擊和取笑的對象。拋下學生的純潔形象，披上政黨之名，一夜間，媒體和公眾都用全新的尺子打量這群年輕人。而2016年的政治氣候是：人們對傳統泛民的失望情緒越發濃厚，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等本土派年輕政治團體急遽冒起，擠在泛民和本土團體之間，眾志兩面不討好。

一向頭頂光環的黃之鋒更面臨第一次大規模的人身攻擊，網絡上罵他「過街老鼠」、「從半神變成罪人」、「黃之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黃之鋒意識到，「你已經進入活生生的政黨政治的泥沼裏了」。

輿論明星：「他是可以將坐監都變成campaign來打的」

不過，作為一個對抗極權的少年明星符號的黃之鋒，沒有那麼容易過去。

他的背後不只是泛民與本土派的爭論，更是整個世界看見香港的方式。在大規模佔領運動之後，世界輿論前所未有地關注香港，這種關注恰好對應了強權中國的崛起在世界各地引發的不安。人們需要一個符號，去縮略地描述香港故事。一個14歲就開始在政治領域嶄露頭角、有極為豐富應對媒體經驗的少年黃之鋒，有意識地、完美地扮演了這個符號。

他深知這種符號化的人物形象包含塑造的成分，但他相信自己足夠清醒，去參與甚至操作這個塑造的過程。比如，他希望香港留給世界的這個故事，關鍵詞不是服從，而是抗爭。

2015年暑假的一天，他接到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電話，邀請他一同去紐約和華盛頓參加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舉辦的會議。此後，類似的邀約越來越多。

最初出席外國的酒會派對，搖著紅酒杯對外講述香港故事，黃之鋒說，他感到尷尬和不適應，「總之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後來找到竅門，閒談對方喜歡的話題。「講Bruce Lee，講 be water，講成龍，講House of Cards，講特朗普的問題，右翼浪潮的崛起，Brexit 的問題，民粹主義意味著什麼，」他一口氣數出這些談資，「無話說也要找話題，你怎麼用一種國際社會可以理解的視角講香港的問題，是另一套語言。」

他承認外國政客和媒體人看香港的視角總是相對單一，「彷彿香港沒有階級矛盾、沒有經濟問題，只有世代之爭」，但這種視角無法立即改變，他願意適應對方的框架，和外國記者和政客建立關係，「去（透過對方）出訪問、聲明，駁去國會的人，去接觸聯合國、歐盟的人」。

很難衡量這種國際遊說工作的成效。在黃之鋒看來，不是全無作用：2017年年初，美國共和黨參議員Marco Rubio 宣布，他將聯同另兩位參議員推動擱置已久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個法案要求對涉嫌侵犯香港基本自由權利的香港及中國大陸官員實行制裁；2018年1月，當周庭被選舉主任DQ參選資格時，歐盟發出了譴責的聲明，指出「這可能貶損香港在國際上作為自由開放社會的聲譽」。

儘管國際遊說在香港民間會背上了不少「賣港求榮」的罵名，北京似乎也越來越不看重國際壓力，但黃之鋒仍然堅持：「中國現在越來越崛起，當然什麼壓力都不管，但如果這樣看，那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沒有用，但做住先實無死（先做著一定不會死），來日方長，我們有的是時間。」

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他說“Time is on our side”，他知道外國記者喜歡這種有力簡單的bite，而事實上，今年只有21歲的他也相信，時間是他的優勢，他要用這優勢慢慢積累。

比起時間，他更清晰明白自己的天賦：老天給了好口才，讓他可以面向公眾演講，面向媒體發言，傳遞精準信息和有感染力的故事。而作為網絡原住民的一代，這種能力在社交媒體發酵，多年來轉換成實際的全球輿論影響力。這正是他目前最大的積累：「光環是要用來燒的」，積累光環，成為明星，然後燒光環，把個人能量轉化到行動、團體與議題中。

組黨眾志的信心正是來源於此：他判斷自己積攢了足夠撐起一個新政黨的人氣和人馬：在反國教運動中，他以15歲天才少年之姿躍升為耀眼的學運領袖；雨傘運動中，他以少年面孔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後被該週刊評為全球25位最有影響力的青少年；他在Facebook擁有不低的影響力 ，學民思潮三年也積累了會員加志願者700多人……

他懂得如何撬動主流傳媒：「你要意識到：去晨早phone in 節目（即時現場直播），你每一個字都要好小心，因為你講完之後，即時新聞會quote（引用），然後傳媒就會炒台出動態新聞或報紙的即時新聞，然後下午建制派就會comment（評論），然後第二天報紙再出街。」他說這是他搞社會運動多年習得的能力，「抓緊每個機會，去frame、去定性不同的說法」。

你不會拿到所有人的認同，但你可以爭取大部分的諒解和同情。

如何frame一個故事，反過來也會決定做這件事的策略。為什麼邀請羅冠聰出馬競選？除了對他韌性與承擔的肯定之外，黃之鋒毫不諱言，另一個原因是，對外界而言，羅擁有比自己更親民、更斯文的「乖仔形象」，若出選港島區，定能吸引受教育程度相對高的中產選票。「香港眾志本來是徹頭徹尾的激進派，但會拿到相當數量的中產支持。無論是反國教還是雨傘運動的群眾基礎，都是一些高學歷的老師、護士，我們只要確保羅冠聰完全appeal to 中產選民。」現在回頭分析，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極快的語速，自信地談論策略。

為什麼這樣包裝眾志？「有些人是在用一個激進的形象工程去包一個溫和的主張，而香港眾志是用一個入屋的、溫和的形象，將一個最進取的綱領擺出來，」黃之鋒說。他們選取清新時尚的Tiffany blue作為政黨主色，所有宣傳品字樣都避免使用顯得剛烈傳統的毛筆字，連衣著也是有所思量的——所有核心成員選舉期間，都會選擇黑白灰作為衣著主色。

「我覺得邏輯是，你不會拿到所有人的認同，但你可以爭取大部分的諒解和同情。」黃之鋒說。

周庭原本參與補選的立法會選舉工程，也沿用同樣的邏輯。與羅冠聰相似，22歲的周庭仍是在讀大學生，有「學民女神」之稱，形象清新。政治之路上，她的履歷並不結實：自雨傘運動期間退出學聯發言人一職後，她相對退居幕後，少有曝光。但黃之鋒依然相信，假若沒有被取消參選資格，周庭很有希望和當年的羅冠聰一樣獲得大量中產選民支持。

同伴不約而同形容，黃之鋒像一個機器人，只要一旦認準一個目標，他「就像上了一個程序」，拋開一切，用恆定的節奏和精力，不顧一切衝向目標。除了偶爾陪伴女友和打打機，他沒有什麼閒暇生活。即使因公民廣場案而入獄，他在監獄中也不斷撰文寄給周庭，囑咐對方「這篇給哪個媒體，那篇發FB」，還身在獄中時，他已經約好幾個媒體訪問，剛獲保釋外出，就一口氣接下17個媒體訪問。

「他是可以將坐監都變成campaign來打的。」羅冠聰笑著說。

議會路斷：「我們不只是雨傘運動、不只是被人拉，然後坐監」

與黃之鋒個性不同，羅冠聰更為溫和、緩慢、內斂。在多個不同場合，他都承認自己是「平凡人」：「我沒有特別聰明，不是叮一聲就完全明白很多事的人，又沒有很多背景去支持。」

大學的時候，羅冠聰在課堂上讀了Max Weber 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1919年，Weber在慕尼黑發表了這演講。羅冠聰欣賞這篇演講文，將之作為座右銘，但「穿透硬木板」的過程會感受到什麼阻力？自己內心如何應對？他後來才明白，真的要「到那一刻才知道」。

第一塊硬木板來自立法會選舉。最初的民意調查顯示，羅冠聰的支持率僅有1%。

一群迎接人生第一場政治選戰的年輕人，只能靠每天只睡數小時、長時間擺街站、盡量多地接觸選民，再配合網絡攻勢，嘗試去扭轉逆境，也嘗試去證明，他們在反國教、雨傘運動中累積的市民支持，可以化作實實在在的選票。2016年9月13日，「逆轉勝」真的來臨，羅冠聰憑藉著五萬張選票，高票當選，成為香港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他的票倉聚集在港島區好幾個大型中產屋苑。正如黃之鋒所預測，有人分析說，眾志吸納的其實是「中產贖罪券」：大量對民主現狀感到不滿的中產人士，對傳統泛民感到失望，自己不知如何行動，當看到一群大學生投身革新的行列時，會產生內疚，儘管可能不完全同意他們的策略，但也會忍不住支持他們。

羅冠聰對這種同情與支持格外謹慎。「我們推一個人出來選，他會在短時間內獲得一輩子都沒有獲得過的讚賞和關注，」他說：「我們怎樣選這個人出來呢？我們希望這個人有什麼樣的特質，我們未來會怎樣監督他、監察他，希望他走去一個對社會有利、對民主政治有利的方向，這個才是我會考慮的問題。」「如果這些我們是做不到的，我們推一個人出來，但原來那個人不論是品格還是能力都達不到相關的要求，就是我們失職。」

但無論如何，這一塊硬木板穿過去了。對年輕政黨而言，擁有議席，意味著擁有了相對穩定的平台和資源，他們的版圖和人手快速擴張。羅冠聰聘請了12名全職和兼職的議員助理，其中包括周庭在內的五名全職負責坐鎮立法會辦公室，處理政策研究和議案質詢，袁嘉蔚和黃之鋒等數人則負責在南區設立地區辦公室。

一下子，羅冠聰成為12人的「老闆」，政策研究、人手管理、行政、財務，許多事情都需要他統籌。他在立法會展開新的嘗試和學習——如果說以往搞社會運動，他們是站在火車前嘗試擋住一個龐然大物，那麼現在，他嘗試跟著火車跑，看看能不能稍稍拉動它？

原本對許多社會政策、預算問題知之不深的周庭，也開始研究具體議案。她印象最深的是，迪士尼一期申請擴建，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54億港元，和迪士尼1:1注資，但對於為什麼要大額注資，立法會議員只收到4頁紙的分析內容。於是她從頭開始研究，迪士尼的歷史、它與政府達成的條約、它在香港旅遊業的角色，再和其他議員一起合作，最終整理出厚厚一大本迪士尼研究報告，讓羅冠聰向政府質詢。

而出乎意料的，黃之鋒選擇當社區幹事，和袁嘉蔚一起駐守位南區，到田灣邨做社區工作。田灣邨是擁有53年歷史的老化社區，中老年基層人口眾多。剛落屋邨，黃之鋒總拉著袁嘉蔚問：和街坊傾談，究竟第一句話應該講什麼？有街坊問他，地鐵建好後，我搭地鐵出去要10元，好貴啊，怎麼辦？黃之鋒一臉尷尬，不知如何回應。

「見到阿婆買了菜，你就問她貴不貴、買了什麼，或者行路累不累咯，我這樣教他，但他一開始真的很難，之前我們關注海怡那邊起酒店，他會直接衝過去跟人家說，『我是黃之鋒，關注什麼，你要不要簽名聯署』，嚇到人連忙擺手叫他走。」今年24歲的袁嘉蔚笑著說。雨傘運動後，她曾經在民協做區議員助理，鍛鍊了一身接觸和協助街坊的本事，擅長協調統籌，現任眾志副主席。而在田灣邨，她和黃之鋒互相配合，後來成功動員社區居民，一起關注田灣商場被領展計劃賣作國際學校的問題，一起向區議會施壓，最終，南區區議會一致通過反對轉售。

「那時候其實很開心，我們證明到，一班街頭運動出身的年輕人，原來在地區中，可以策動一些和居民生活最貼身的議題，帶來改變。我們不只是雨傘運動、不只是被人拉，然後坐監。」黃之鋒說。

按照這樣的軌跡發展，這班年輕人原本這樣謀劃未來：在地區聯結居民，鼓勵他們參與到社區的規劃和發展，並考慮由袁嘉蔚在將來出選區議員；而黃之鋒，則有傳他會先參選區議員，再出戰超級區議員；在不久的將來，總體爭取眾志在議會取得2-3席，為有意參政的香港年輕人們提供鍛鍊和實踐的平台。

沒想到，議會這一個平台只持續了9個月，並始終岌岌可危。打壓的陰影其實自羅冠聰當選前已經出現：2016年立法會選舉，選舉管理委員會首次要求增加一份擁護《基本法》條文的確認書，當時屬本民前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等五人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當時大家還不能準確預測，DQ的範圍將會以急速的、不明確的規則蔓延。

而立法會剛開始，許多非建制派議員像往年一樣，在宣誓時加入口號或行動，但被立法會宣布宣誓無效，掀起宣誓風波，時任特首梁振英和香港政府提請司法覆核，最終促使人大針對《基本法》104條進行釋法，梁頌恆、游蕙祯被法院取消議席；其後，梁振英和政府再次針對羅冠聰、劉小麗、梁國雄、姚松炎的議席提請司法覆核，2017年7月14日，法院宣判：包括羅冠聰在內的四名議員在宣誓當天即告DQ（被取消議員資格）。

「你怕不怕坐監？」「時間不要太長吧。」「怎樣叫作長？」「幾個月吧...... 會很想打機。」

這是2015年，香港電台的《傘後. 一年》特輯中，羅冠聰與記者的對話。他當時一臉青澀，愛打英雄聯盟和看電影，被網民叫作「電競聰」。

你點樣去測試到你內心係咪真係死都願意？你要面對死亡那刻你先會知。

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當選為香港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被DQ，更沒有想到就在DQ之後不久，自己會因為公民廣場案被判八個月監禁。

2017年8月初案件開庭，聽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說法時，他懵了，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會被重判，他形容那是一種對於未知的深深恐懼。他甚至胡思亂想，幻想建制派會不會買兇到獄中謀害他。8月17日，高等法院判決他8個月監禁。

「好多時好多人都話，為了我個理想我死都願意，但我唔會相信，因為，你點樣去測試到你內心係咪真係死都願意？你要面對死亡那刻你先會知。」

現在他已經很少打遊戲，工作之外的時間大多用來寫文章、日記，回憶他從政短短數年間的經歷和內心變動，黨友笑說他的文章是「治癒的心靈雞湯」。24歲的他有時嘲笑自己老了，「已經到了被小朋友叫叔叔的年紀」。

觸不到的群眾：「我們的責任是去挑戰群眾的懶惰吧」

相比羅冠聰的堅忍和黃之鋒上了發條般的勇往直前，眾志的同伴林朗彥和女友黃莉莉對自己身處的政治航道，有更多的質疑和反思。

此刻，步入成人政治世界兩年後，他們感覺到，除了來自外在的打壓之外，眾志目前的狀態也未達到他們最初設想的初衷——在他們看來，眾志目前逐漸走向一個明星型的政黨，塑造明星可以較快速度達至影響力，但長遠來說，卻沒有真正和群眾聯結起來。

「明星的問題就是全部都將群眾客體化，變成受眾，讓他們只是看你Facebook那些心靈雞湯，給個like，群眾好像看戲一樣，沒什麼能動性。」林朗彥說：「我們的責任就是，其實是挑戰他們這個懶惰，去鼓動他們行多一步，不是只是去投票。」

「其實好多時候大家能夠認到的人，都是一些，好多東西包裝出來的，是經過處理。」黃莉莉在一旁補充說。目前，他們兩人都是眾志成員兼全職員工，主力負責的正是設計和對外文宣工作，但對於政治工作中所需要的包裝和表演成分，他們一直有所警惕。

今年24歲的黃莉莉自中六參與學民思潮開始，一直投身社會運動，曾被冠上「學民烈女」之稱。反國教期間，她出席城市論壇，一個人站起來用堅定、急速的話語質問官員，令公眾印象深刻。2012年9月，她與林朗彥、凱撒等三名學生一起為反國教而決定絕食三天，最終她因身體支撐不了，絕食54小時後決定終止，18歲的她隨即上台道歉說「對不起」，台下大片市民大聲回應「不要緊」，她哭了。這一幕成為反國教運動的高潮。

最初聽說身邊的戰友要組黨參選，她不同意。她始終認為他們這班年輕人的角色是站在體制外，向整個制度施壓。她也擔憂社運領袖將精力花在體制之路，將會令失落的街頭運動更加失落。但她沒有大聲反對。聯繫著她與黃之鋒等人的，是年少時一同投身多場社會運動所形成的默契和情誼。況且，面對急速轉變的政治環境，群眾運動一時也難以捲土重來。雨傘運動之後，她先後到律師事務所和民協區議員辦事處工作，羅冠聰參選成功後，她加入眾志，主力負責文宣工作。

和她立場不同，林朗彥一開始對組黨有積極的想像。他同樣出身學民，後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承襲左翼思想，欣賞中國托派領袖、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認為作為從政的年輕人，應該多和群眾聯結，「做一個終身的反對派」。

對於眾志的想像，他希望能朝向「群眾型政黨」來發展，明星型的領袖可以有，但理想的模式是「先有黨員，再有明星」，動員群眾，將參與政黨作為投入公共生活的一個途徑。

在其他地區，類似的年輕政黨不是無跡可循。例如西班牙的Podemos，2014年由政治學者Pablo Iglesias帶領成立的左翼政黨，創黨頭20天，就有10萬人加入黨籍，至今已有黨員超過48萬，論群眾基礎，是西班牙的第三大黨。又比如台灣2015年成立的時代力量，一開始就啟動「十萬人建黨工程」，號召十萬人入黨，親身參與支持。

但在香港，這一模式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對於政黨或黨員的觀感，許多市民多感覺冷漠或排斥，林朗彥也有觀察：「大家都不會用黨員身分行事，不覺得（入黨）是一個社會參與的途徑。」

而且，從兩年前至今，眾志申請公司註冊和社團註冊，一直被相關部門拒絕，沒有法人身份，眾志也未敢大規模對外招收黨員，直至今天，黨員數目仍維持創黨之初的30人。

一個更實際的原因是，發展群眾和黨員需要實在的資源和人手，而經歷羅冠聰和周庭被先後DQ，眾志的議會之路被斬斷，資源從何而來？羅冠聰被DQ之後，大家一同幫手聯絡，部分同事轉至其他組織工作，目前眾志只留下五名全職受薪員工，每人薪金是稅前一萬港元。先不論怎樣聯結市民，如何維持內部運作，繼續為有志將政治作為職業的年輕人謀求一份可生活的薪水，都是讓人苦惱的難題。

「我們一開始就把所有事情想得太輕鬆了，」對此，羅冠聰也感到苦惱，也碰上周庭因「民主自決」的綱領被DQ後，外人看眾志也可能有不同的眼光：「覺得你太敏感了，覺得我入了你們的黨，參選不到區議員喔，你也沒有辦法從正常的政治競爭當中獲取資源，比如說區議員、立法會議員，你自己的資源其實也很受限。」

你就是包裝推出，再包裝再推出，太多平台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你要真實地接觸民眾，或者真實地去推動群眾，除了投票之外，其他事就極少平台可以做到。

在林朗彥和黃莉莉看來，當今的香港社會，可以用來塑造明星的平台不少，但可以承載真實政治運動的平台，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窄。

「你就是包裝推出，再包裝再推出，太多平台可以做到。Facebook，Instagram，好多平台是單向，Instagram好單向，例如IG Story完全不傾向同你有交流，但是如果你要真實地接觸民眾，或者真實地去推動群眾，除了投票之外，其他事就極少平台可以做到。」黃莉莉這樣分析她的擔憂。

2017年8月，林朗彥和另外12名反新界東北發展的抗爭者一同入獄。他說在獄中，有一名懲教人員和他聊天，對他說：「其實退休之後，我都想搞社運，可以怎樣搞？」

「你填表來眾志做義工咯。」林朗彥回答。

「做義工可以做什麼？」懲教追問。林朗彥想了一陣：「都是落街，幫手擺街站。」

「其實都比較悶。」林朗彥現在回憶說，當時獄中的他覺得無奈。

「五十年後會怎樣呀？」

2017年11月25日，林朗彥獲得保釋出獄，反新界東北案至今仍在上訴階段，等待終審法院開庭，他身上還背著「反釋法遊行示威案」，正等待判刑。出獄後這短短兩個多月，香港政治環境仍在急速變化：周庭也被DQ參選資格，眾志參選之路更加渺茫；反DQ的群眾集會，一如這幾年的情況，氣氛並不熱烈，2018年1月28日晚舉辦的集會，算是近年集會人數較多的，最高峰時有兩三千人參與。

公民廣場案2月6日在終審法院審結，周永康、黃之鋒、羅冠聰上訴得直，撤銷上訴庭監禁刑罰，三人免重返監獄，但終審法院同時指出，「上訴法庭正確地指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即使是如本案中涉及相對程度較低的暴力）是不會被寬容，法庭亦有充分理由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的刑罰...... 」，「將來牽涉於有暴力成分的大規模非法集結的罪犯，會根據上訴庭正確制定的新指引被判刑」。這意味著，街頭運動在未來將陷入更大困境。

三年過去，眾志青年要將雨傘精神帶入現實政治的努力，無論是走入議會，還是走進群眾，彷彿都擠進了灰暗的洞穴。他們在輿論空間仍有影響力，或者說明星光環，最新的消息是，美國國會議員提名周永康、黃之鋒、羅冠聰三人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但相較之下，現實並沒有給他們太多時間去耕耘。用黃之鋒的比喻，光環如果不用來燒，輿論空間的光環，如果不用來在具體領域耕耘，就只剩下虛妄的個人名聲而已。

而傳統的政治領域，一個一個對他們關上了門。

「當你選擇去站在政權的對立面，你要……去『企硬』這個位置，其實是很難，對家嘗試用不同方法去打敗你，令你自我放棄，誘使你離開，走向它那邊堅守兩個字，」經歷了被DQ之後，周庭說，她現在越發明白「堅守」二字說易做難，但這陣子的經歷卻讓她更加做好心理準備，守下去。未來會站在什麼崗位？她仍不清楚，但「承擔更多」是肯定的。

黃之鋒接受採訪期間不斷強調，「即使沒有了議會基礎，我們還有群眾基礎。」但林朗彥覺得，群眾基礎不能只停留在facebook 的 like 和 share，他希望能有辦法走出輿論宣傳的場域，和群眾發生更真實的聯繫。羅冠聰也希望團隊能夠更有想像力，創造一個將他們仍存在的影響力和具體的群眾、公民社會重新結合起來的平台。

新平台是什麼？還沒有人有最終的定論，是不是每個人都一直會留在眾志，也沒有定論。

新加入的力量也面對不少壓力——最年輕的常委、18歲的鄭家朗承認，他的媽媽一直反對他加入眾志的選擇，曾用禁足等方式限制他，甚至逼他在媽媽面前親手發信息給黃之鋒等人以表絕交，但他還是執意留下。

原本他們成立政黨，是希望瞄準香港前途問題，打一場幾十年的仗。然而眼下，越來越狹小的空間裏，他們不得不先開始討論香港眾志的前途問題。

2018年2月4日，眾志的全體常委聚在灣仔富德樓的辦事處開會，商討下一步的計劃。正是晚飯時間，人人都買了腸粉、蛋糕、珍珠奶茶，搶在開會前快速搞定晚餐。攝影師讓大家走到一起，拍一張大合照，一群年輕人開始聊天、揶揄、開玩笑，彷彿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沒有發生。

「五十年後會怎樣呀？」大家屏息微笑對著鏡頭擺樣子時，不知道誰喊了一句。

「會不會有人叫你鋒仔啊？」羅冠聰對黃之鋒說。

「之鋒叔叔啦！」有人喊。

「肯定周庭係第一個香港女特首啦！」黃之鋒大叫。

「第一個女特首不是林鄭月娥嗎？」袁嘉蔚冷冷一句。眾人狂笑，笑黃之鋒不清醒。

黃之鋒奮力補充：「林鄭月娥不是普選出來的特首，我們不承認！」

（端傳媒記者楊子琪、實習記者李鈺潔、劉家睿、郭芷甄亦對本文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