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书店的葬礼，和它告别的时代

“我期待一个完美的葬礼”。这是严搏非留给他亲手创办的季风书园的话。

从2017年4月预告了自己的死亡开始，在历经了两百多天的漫长告别后，这家曾在上海屹立20年、被奉为这座城市思想地标的季风书园，在这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关店的原因颇有些荒唐。季风书园在上海的两家店铺，一家总店租约到期、不获续约，计划搬迁时却因为可能的新房东都“接到通知”不愿出租店面，而无处容身；另一家社区分店因为与咖啡馆联合经营，因违反“无证售书”规定被查，但正式向官方申请“图书经营许可证”又不获批，因而被强行执法关闭。有钱投入，没有清晰的明令禁止，但遇到的种种阻挠，令书店就是开不下去。

季风由此，从一个曾在上海开过8家分店的著名独立书店，走到最终落幕的一天。1月31日，是这场漫长葬礼的最后一刻。端传媒在书店现场，记录下它生命中最后的12小时。

这一天以寻常的样貌开始：早上9点前，季风书园的工作人员陆续来到了书店门口。一位店员按下白色按钮后，铁门缓缓升起。店员们一如往常地换工装、开电脑、签到打卡，然后照常开灯。灯光一下子照亮了整个空间。这一天晚上，灯光比平时多延续了1个小时，然后彻底熄灭了。

这一天，很多很多的读者来了，与书店牌匾和祝福墙合影留念。他们在这里留下笑声、哭声、欢呼声，还有店员们自嘲的“梦破碎的声音”。对很多人来说，消失在寒冬中的，不仅是季风书园本身，还有这里的集体回忆，这回忆中包含的有关公共场域的理想、人文精神的真义。

当它最终消失时，他们几乎觉得，它构成过一个时代。

季风吹进来

10:00 a.m.

“今天书架上的书快没了，读者来了该怎么办？”面对空荡荡的书架，店员倪老师对同事说。她是季风的老员工，曾为季风服务了19年。因为资历深，大家都叫她一声“倪老师”。

“不用担心，库存不少，”负责书店图书出入库工作的李晔答复她，“就是不知道今天会来多少人。”

像往常一样，早上刚开门营业时，800多平米的书店，人并不多，在季风五大图书区内，总共站着十几位顾客。空空的书店里最醒目的，就是那面贴满了白色留言条的玻璃墙。

10分钟后，走进一对父子，径直走向了这面玻璃墙，开始拍照。

“最后一天，特意带孩子过来看下。”父亲说，他们在这买了很多年书，很欣赏季风的人文氛围。

孩子身高渐渐抵到父亲腰部位，好奇地问：“什么是人文？”

“人文就是叫你如何做人。”

2017年4月21日，季风书园传出约一年后将会关店的消息。曾经的读者们抓紧时间，从四面八方赶来。除了买书、读书，他们还领取书店提供的便签条，写祝福，贴在有蓝色衬底的玻璃墙上。这面玻璃墙成了季风过去近一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它的顶端贴着一句话，恰到好处地收拢起留言：“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那些闪耀的思想，请最后一次回到我的脚下。”

玻璃墙旁边的倒计时牌，从“第283天”开始，一天一天，倒数到了“第000天”。

这是季风总经理于淼提出的“天鹅计划”——他希望在书店走向终结的最后时刻，请读者用这种方式表达告别，也见证告别。告别的仪式不止如此，在确定关闭之后，书店还策划了“季风时代二十年”纪念活动，计划举办20个人文主题的讲座，对应过去20年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

它们依次谈论邓小平、网络文学、中国阶层分层、司法体制改革、环保运动、辛亥革命、女权、科幻、21世纪全球困境等等议题，其中由学者秦晖和雷颐主讲的两场，被官方要求取消。

季风的创始人严搏非说，他希望季风的告别，“是一场美的、优雅的、有尊严的告别”。

就像季风的开始。

“万物皆有裂痕，但是季风吹进来。”

1997年，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研究科学哲学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严搏非告别体制，与朱红、何平合资，在上海陕西路地铁站内，租下了一间40平米的小店。一家有8000多册图书的季风书店破土而出。

“万物皆有裂痕，但是季风吹进来。”在一篇采访中，上海学者王晓渔把科恩Anthem的歌词演绎成这样一句，送给季风书店。

正像是严搏非的心情。在2013年一次与北京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的对谈中（发表在《号外》杂志），他谈到，若不是因为八十年代与1989的剧烈变故，自己不会想要开独立书店。

“如果不是八十年代末那场变动，你会开书店吗？这是一件很可疑的事。”严搏非当时问道。

“百分之七八十不太可能。”刘苏里答。

“我也不会。”严搏非觉得，在那场民主运动失败后的90年代，中国大陆突然冒出一批此前与书店完全无关的人办书店，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你是这样一个人，就会这样去选择。”严搏非说。

仿佛是回应时代留下的伤痕与幻灭，整个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办起了独立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社（西西弗书店前身）、北京的万圣书园、北京风入松书店、上海季风书园、南京先锋书店、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它们在中国大陆像雨后春笋般拔地生长。

他们希望以办书店的方式抵抗平庸，在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撑起一方公共空间——“自由世界的基石”，也与新华书店这样的正统建制秩序对抗，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民间讨论的思想场所。

1997年创办的季风书园，很快成了上海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流连忘返之地，大家在季风畅谈哲学、历史、空间，关切时局。私下里，严搏非也经常举办饭局，邀请知识圈、学术界、媒体圈的人一起加入。“隐隐地，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同体，”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对端传媒说。

2005年前后，在一次知识分子的饭局上，彼时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的梁捷结识了严搏非。第一眼看到严搏非后，梁捷觉得，他就是一个“挺普通的人”，但“特别有学者气质”，深入了解后，他又发现这个城中著名的书店老板“完全不是一个商人”，“他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的一员”。

梁捷曾经带着自己创办的纯公益杂志《读品》来找严搏非，希望能借助季风陕西南路店的咖啡长廊举办“读品沙龙”，畅谈哲学、公共议题。严搏非马上答应了，“他对年轻人非常支持，”梁捷回忆，对于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严搏非会不遗余力提供帮助。

梁捷对端传媒回忆，但严搏非不是一个在财务管理上足够精明的人，“所以，到了2008年，他遭遇了那样的一个困境。”

2008年是季风书园在上海遭遇的第一个生死攸关时刻。那时，他们遭遇了独立书店的经营难题。

困顿的回响

11:10 a.m.

一过11点，季风书园的人流增多起来。过去20年的老主顾忻老先生也来了。

70多岁的忻老，声音洪亮，说起话来一副学者气派。他曾是上海本地一间高校的院长，从事城市经济研究，他常来季风书园一期期地找《书屋》杂志。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角落找到了一摞《书屋》杂志，抱起来去付钱。

这本以“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精神领地”为标榜的杂志，自1995年创刊以来，忻老就一直坚持购买、阅读。“这本杂志其他地方买不到，只有季风有。”

听闻书店要关门，忻老觉得费解：“目前（在）上海季风这样的书店是没有的。”

“这样的书店”是怎样的书店？忻老解释：“兼容并包，古今中外、各个流派的书都能找到，有些书在新华书店找不到，在这里是可以找到的。”他说着叹了口气，“关掉很可惜啊。”

季风的最后三天，忻老每天都来，也亲眼目睹了1月30日晚读者在黑暗中告别季风的盛况。

忻老记得，这晚季风被强制停电、停水，原本这天要举行读者告别会，但在官方干扰下取消。300多位读者依然到了现场，忻老也在，他看着大家拿出手机荧幕和手机电筒，照亮了书店，然后一起唱歌、跳舞、弹琴，爆发出阵阵欢呼和掌声。“那些光就像是萤火虫，很壮观。”他说。

“马克思当年认为最黑暗的时代是出版不自由，他写文章针对普鲁士的出版限制，西方争取了十几二十年实现了出版自由，我们现在差远了。”忻老说。

“那些光就像是萤火虫，很壮观。”他说。

在这场漫长的告别仪式中，季风遭遇了不少“匪夷所思”，停水停电只是一个缩影。

比如1月30日，上海当局听说读者要自发给季风书园办告别会，提前了一天就有至少10名警察、2只警犬出现在上海图书馆地铁口，盯着正对面的季风书园。当天下午5点过后，书店总经理助理沈乐慧接到了一张《设备检修通知》——通知说，有关部门将在5点半，也就是不到半小时后，对季风强制实行停电、停水。这份所谓的“通知”仓促到未来得及盖上公章。

来自当局的干扰是季风最终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季风唯一的困境。

在2003年之后，季风的经营状况由鼎盛时期开始回落，从当时每天销售量4万元到今天关店之前的每天1万元，书店已经苦苦支撑了相当长时间。实体店铺租金上涨、网络时代纸本载体面临重重挑战，加之价值观大规模的退潮和庸俗化，依附实体商铺、传统纸本、尤其强调人文思想的独立书店几乎与时代大势相悖，在一波波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之后，独立书店开始走向分化、面临急剧收缩的困境，甚至是死亡的威胁。

在租金一次次上涨后，2008年，昔日强盛的季风书园走到了诞生以来第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当时，书店陕西南路店的租约到期。对于严搏非来说，这家店意义不凡，季风的影响力是在这里确认下来的：它从规模、销售以及承载的思想文化类图书品种，都显现出季风鲜明的辨识度。

然而，书店产权管理者上海地铁公司要求加价，租金涨到了这家旗舰店几乎的所有销售额，季风完全无力承受。在季风20年纪念刊物《风的回响》中，严搏非也承认，当时地铁公司要求的价格并不过分，那是当时上海淮海路地铁商铺的正常价格。

为了说服地铁公司，严搏非当时准备了详尽的、讲述季风过去10年与地铁成长的历史，希望以季风为地铁带来的许多正面及外延的价值争取到原价续约。但没有成功。

2008年末租约就要到期，所有人都觉得关闭这家季风最重要的分店已成定局时，戏剧性的转变发生了。

2008年9月10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长文《“季风”将吹向何处？》，表达了对这家危在旦夕的书店的同情。这篇长文，直接将季风书店能否被留下的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议题，相关的激烈讨论席卷而来。用严搏非的话说，“几乎一夜之间，全上海的媒体都动员起来了”。

青年人几乎打算要用连署静坐的方式，在地铁站声援季风书店了。“坐而清谈的时间太多了，这次让我们知行合一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环境吧！”网络连署的发起人，同时也是季风老读者的“小转铃”（网名）在豆瓣上敲下了一首诗，引来了无数的跟帖和1500多人的连署。

最终，“静坐”一事被严搏非拦下，他不希望让事件政治化。10年后回看，当时要为保卫季风而静坐的年轻人，显得不可想象：“这些富足中长大的青年是‘自然正义’的，他们没有对官方的恐惧，也没有当今社会普遍的犬儒和世故。”严搏非在《风的回响》中写道。

今天看来更不可想象的是，体制内的官员也发声了。在看到《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当天，上海新闻出版局一位上任不久的新局长，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决定为季风书店的经营发声支援。

最后，在媒体圈、青年学生、体制内官员的共同呼吁下，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下批示，让季风书店终得以与地铁公司以原价续租3年，租约风波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又经过10年风雨，2018年，季风再遇困厄，这一次世势已经大为不同，而它再难为继。

浮标沉没了

12:00 p.m.- 3:00 p.m.

志愿者们给忙碌的店员送来午餐。这时，店员牟芝颖正在一个角落清点徽章。

过去几个月，季风书园自制了徽章和二十周年纪念手账作为暂别的信物。牟芝颖说，季风书园希望在这次告别后，读者能凭借信物与它他日重逢。她从500多个徽章中拿出100多个，发给在场的读者。另外425个早早地被预定好了，并在这几天寄给了全国各地的读者。

1989年出生的牟芝颖来自浙江台州，在上海读高中时就留意到了季风书店。她说自己是被店内的人文讲座吸引进来的。“在这里，你听得到有关书背后的生动故事”，牟芝颖说。从那以后的整整10年，她持续关注着这家书店，经常在书店参加讲座活动。

2017年2月27日，她在网上看到季风的一门人文讲堂课从2999元，骤然降至199元，“我觉得这个改动特别大”，便去打听。彼时，季风书店内的工作人员悄悄告诉牟芝颖：书店快要关了。

牟芝颖很震惊。她说过去10年，自己目睹上海的民营书店越来越少，在听到季风这家经营了20年的书店也行将就木时，觉得难以接受，“本来就剩这一个了！”即将硕士毕业的她当即决定，一毕业就来季风应聘，陪这个她关注了10年的书店，走完这最后一程。

午餐时间过后，书店门口开始围满人。

戴着蓝色帽子的吴老先生站在店门口。他今年84岁，特地赶来与季风告别。

“我家差不多有8成书是在这里买的，”吴老先生说。2017年10月，他听说书店要关门的消息，没有在意。到了今年1月份，路过季风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书不多了，才意识到这个消息是真的。最近半个月，老人来了4次，“可惜就要关了”。

他看到旁边有季风的店员，一把抓住。

“书店还能留下吗？还有可能吗？”

“我们无能为力了。”店员说。

“书店关门太可惜了，你们要给李强（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上书啊，他还是开明的。”

店员摆摆头：“我们努力过了，没有音信。”

老人家强调说：“一次不行，就再试试，要有毅力！”

书店负责人于淼也来了，还带来一个名叫王永智的客人，他们笑着谈论的，是在店外遇到的很多便衣警察。

王永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王五四”，一个近年在中国社交平台上针砭时弊的活跃时评人，文章由于一针见血，常以光速被转，广为流传，而后秒速被删。季风要关门的消息，最早被大众知道，就是从王五四的一篇名为《刚拆了青楼，又关了书店》的文章中流传出来的。

在那篇文章中，王五四说：“上海季风书园（上海图书馆店）因为某些看上去合情合理但实际上不可描述的原因不得不关门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同一天，季风书园在其官方微信号公布了将要关门的消息，但随后，连这条消息也遭到删除。

2012年到2013年这段与上海官方的“蜜月期”，某种程度上是严搏非彻底退出季风换来的。

于淼曾一直试图挽救季风。今年46岁的他，在2012年季风面临严峻商业压力的情况下，注资300万，从严搏非手中接下了书店。他曾有丰富的公益和商业经验，与严搏非彼此信任，他们都觉得，书店通过拓展不一样的客群，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于淼首先把季风的定位，由此前较为纯粹地面向知识分子销售书籍，变为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延伸。“书店提供的是一种知识，一种观念，是思想。”于淼说。在承袭严搏非专业的选书风格时，于淼也开始办更多的讲座，举行更多读书活动，话题更广，种类更多，吸引更多外延人群。此后的季风，不仅是知识分子圈的精神家园，而更逐渐成了上海市民的一个公共空间。

从做公益开始，于淼就一直坚信，要通过民间组织的努力去弥合政府和民间断层，消除误解。因此，他并不抗拒与政府合作。刚刚接手季风时，上海官方的宣传部门还帮忙让他以较低的租金租下了上海图书馆店。2013年，季风在官方的扶持下，还得到了资金，与在上海书展亮相的机会。

于淼对端传媒回忆，几年后他才知道，2012年之前，大环境已经不像2008年那么友好；而2012年到2013年这段与上海官方的“蜜月期”，某种程度上是严搏非彻底退出季风换来的。“当时要求严老师不能站在前台”，于淼说，此后严搏非真的不再代表季风发言，“真的没有站在前台。”

好景不长。也许是官方发现于淼主持的季风，并没有令人放心，也许是随着举办活动越来越多，书店的立场越来越显著，官方开始感到警惕，书店一些正当的权益也开始遭到剥夺。

从2014年开始，季风的在上海书展的摊位开始变小，到了2015年季风再次申请参加书展时候，就遭到了明确拒绝。过去媒体常常报道季风的活动，也遭到了禁止。“这些都是信号。”于淼说。

但于淼并不打算妥协，从来都没想过把季风发展成商业书店的他，只希望做一家自己喜欢的书店，能自由地呈现自己的主张。于淼强调，并不是说季风需要有明确的对抗性，但如果自由呈现也无法实现的话，就违背了他的初衷。他办了更多的活动，继续让季风转型成公共空间，“不断酝酿，不断发酵”，将季风的公共性推到了如今的高潮状态。

影响到生存，且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始于2016年底。

当时，于淼一位上海某社区开咖啡店的朋友，向他提议，可以在咖啡店加入“书”的元素。“这当然很好，”于淼对端传媒说，他当时正希望季风书店朝着社区贴近。

两人一拍即合，季风为这家咖啡厅提供了近2千册图书，并联合挂牌举办讲座。这个思想交流的人际空间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但经营了两个月后，它被官方叫停。

2017年3月16日，于淼发出了一条微博：“在市内文化执法总队和公安部门的联合执法下，我们试行两月的季风浦东社区店终于宣布夭折。”当时，于淼屡次申请图书经营证不获批准，而官方同时以社区店“无证售书、突破法律底线”为名强制要求关店、罚款。

同一个时间，季风书园的总店上海图书馆店租约到期，房东坚持不再续约，于淼必须开始为季风找新店。他遍寻上海各处，也不乏主动上门来邀请进驻的人，但每一次都是双方谈妥意向之后，第二天对方就打来电话说抱歉，说接到通知，无法出租给季风。

偌大的上海城，季风真的没有找到容身之地。租约到期，关门结业。王晓渔在接受采访时说，季风的消失就像一个浮标，反映时代的指针。它部分和市场有关，部分和时局有关。

死亡的立场

7:30 p.m.

书店创始人严搏非来了。他待在办公区，和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沟通终场事宜。偶尔有一两个读者拿着书找到他，请他签名、合影。

书店的忠实读者沈浚哲也来了，捧着一本许纪霖所著的《家国天下》来找他签名。

“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不大好吧。”严搏非笑着说。

最后的告别时刻近了。

民谣歌手莫染、荷马来了，于淼让出座位给他们。他们唱起一支《光阴的故事》，“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全场的读者一起加入合唱。

一位读者打趣说：“老板没位坐了，倒像个书友了”。

“店要关了，老板没了！”于淼顺势作答。

刘苏里用“5个独立”诠释独立书店的内涵：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权威、独立于市场、独立于读者、独立于自己。

在距离死亡还有43天的时候，于淼请来了刘苏里、严搏非和西西弗书店的创始人薛野，启动了一场关于独立书店生与死的讨论。那个晚上，他们三人回顾各自开书店的经过，探讨独立书店的内涵，寻找它们的生存路径，主题的名字就是：“独立书店生存有时，荣耀有时，牺牲有时”。

刘苏里用“5个独立”诠释独立书店的内涵：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权威、独立于市场、独立于读者、独立于自己。他在谈论独立书店时，多次引用两个例子：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提到了一家老巫书店，生意并不怎么好，但一本《洛丽塔》被订购了400本。“一种书，一个书店，要开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卖到400本？”刘苏里自问自答：“因为预定过程中，传说这本书要禁掉。”另一个，是刘易斯写在《书店的灯光》中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结果被全球追杀，东躲西藏，很多国家都在保护他。然而，即使是美国的连锁大书店都没有卖这部作品时时，美国的独立书店率先开始卖这本书，不仅卖，还在店内大声朗诵它。

刘苏里说自己此次来季风，是为“致敬”这一家城市的精神地标，而不是祭奠这家书店。

“西方有西方独立书店的定义，我们有我们的定义，”刘苏里说，季风书园“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立书店的典型”。“历史的逻辑总是要在某些事物上呈现出来，或者某些人身上呈现出来。”刘苏里觉得，季风书园就是这个时代的逻辑，它的生和死都是时代精神的展现。

西西弗书店的薛野则认为，季风的死亡肯定是重要的死亡事件，而季风的告别也不亚于莎士比亚的一场历史剧，“任何一个不来参与到这场告别的人就不能在中国被称为读书人。”薛野甚至说，“季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自己是谁，表明自己的立场”。

严搏非最后发言，他说，希望季风书园的命运，不会成为中国独立书店的普遍命运。

相信未来……吗？

9:00 p.m. – 10:00 p.m.

纪念活动接近尾声，书店内，响起舒缓的钢琴声。

一位带口罩的客人在店外与看守的地铁保安发生了言语冲突，客人首先质问对方，“你拿着纳税人的钱，在这里干这种事，不感到可耻吗？”保安没有回答。

于淼和店员们站在书店中央，深情朗诵济慈的《夜莺颂》。朗诵过后， 于淼发表最后演说：

“这是最后一刻，我们283天倒计时的最后一刻，也是季风上图店五年生存的最后一刻，是季风在上海二十年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我气力用尽的最后一刻。

如果说季风二十年在上海精神文化史上留下了什么，我想首先是一种纯粹，由民间自发追求独立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一种执着状态中的纯粹。它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和勇气。另外留下的，就是一个伤疤。伤疤里面，你能看到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我期待跨越的那一刻。

我进入季风五年，我叫于淼。这五年我没有遗憾，因为我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一家实体书店向公共空间转化的努力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可能地做我们认为正当的事情，这是这个社会给我们子孙应有的状态。

我非常感谢季风创始人严搏非老师，他创建了季风书园，为我们贡献了如此重要的一家标杆性书店，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我感谢我的同事，季小风们，她们才华横溢，充满勇气，和我共同完成了这场长达283天的优雅、从容的告别仪式，我希望她们把季风的精神体现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更感谢所有参与季风的读者以及支持季风的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才有季风存在的价值。你们、我们甚至还有官方，我们共同塑造了一段不俗的历史。

季风的生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把我们对美的期待化为了一粒粒种子，是种子，它自然会成长。我想说最后一句话：过了今夜，上海再无季风书园，但季风会不断吹拂，我们再约未来！谢谢各位！”

于淼下台，理了理衬衫的领子，又说了一句：“不哭！”

话落，全场掌声雷鸣。一位读者大喊：“牛逼！”于淼回应：“一起牛！”

在难以名状的气氛中，所有人一起喊：“相信未来！”

“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我期待跨越的那一刻。”

11:00 p.m.

“你们满意了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十点关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店内是漆黑一片，只留下由几节电池供电的装饰灯，在黑暗中透着点点余光。仍然有读者不愿离去。保安和警察陆续进入店内，提醒读者尽快离店。

“你们快些，快些，地铁口就要关门了！”店外的保安对店员们急吼吼地说。

收银台前，店员在为最后一位顾客打包书本，塞进他银灰色的行李箱里。

办公区内，于淼打完电话，拿起双肩包，摆摆手，示意店员们先行离开。店前的两道安全门缓缓落下，放下三分之一时，于淼走了出来，一言不发。读者和店员在门前合影留念。

店员万川突然大喊起来：“你们满意了吗？这个世界会好吗？会好吗？会好吗！”

说完，他拿起了一个啤酒罐子，重重地摔在店门前。这个一小时前还在轻声弹奏民谣的大男孩，在声嘶力竭之后，痛哭起来，旁边的同伴俯身安慰。店门前，酒水汩汩流出。

于淼以为是手机碎了，“手机明天给报销”，试图缓和一下气氛，“原来是啤酒罐子，不碍事”。他对万川笑着说。

“走吧，就走吧，就这样了。”于淼拍了拍季风同伴的肩膀，没有回头看已经关闭的店门。

晚归的店员，在冷风中叫着打车软件，搓着手，互相聊着天，一如夜归的日常。

此刻，淮海中路不见行人，一辆警车呼啸而过。

（ 特别感谢 Alex、HAO、Jack 对本文的贡献）

2017年7月，端传媒启动了对深度内容付费的会员机制。但本文因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你转发、参与讨论，也期待你付费支持我们，浏览更多深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