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爸爸打她，她长大后打儿子——我目睹了这个虐待与痛苦的循环

【编者按】香港近日频传虐儿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最轰动的一宗发生在1月初，屯门一对8岁及5岁的兄妹怀疑被虐，妹妹不幸身亡，哥哥受伤及营养不良。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处理，二人的生父继母涉嫌谋杀被捕，外婆亦涉嫌虐儿被捕。

5岁女童陈瑞临（临临）疑被父母虐待至死一事曝光后，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父母是“恶魔”，以及质疑未能及早介入的老师和社工“失职”，仿佛只要将施虐者“妖魔化”，以及诿过于制度或助人专业者的不足，一件超越伦常的人间悲剧，便有了心安理得的解释。

是这样的吗？案中一对年轻父母被控谋杀、外婆亦因涉虐儿被捕，可预见临临8岁亲兄及7岁继姐将和至亲的人分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完整的家。一个家庭要经历多少创伤和波折，当中又有多少人袖手旁观，才会走到如此无可挽回的结局？

阅罢相关新闻后的一连几晚，我都不断做梦。梦中夹杂荒诞离奇的情节，以及几年前当我还是全职社工时所接触过的几个年轻父母。是的，我曾是一班年若19、20岁的父母的社工，他们的感情生活、婚姻、子女照顾和管教，曾是我每天早上念兹在兹，午夜梦回总是挥之不去的事。

受虐儿童背后，没那么简单

尤其是阿旦。一个笑起来很阳光很正面的二十岁女孩。她是个年轻的单亲妈妈，独力照顾四岁的儿子恒仔。阿旦的童年都在日以继夜的打骂声中度过；她说，某次因为被同学欺凌不愿上学，父亲在街上狠狠的揍了她一顿，更硬扯她的头发，在众目睽睽下把她由巴士站拖行几十米到校门前。“之后我再也不想跟那个男人说话。”

父女关系日差，打骂成为唯一的沟通，最后阿旦在社工介入下入住儿童之家。长大后她结识男友然后未婚怀孕，一心只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而且充满关爱的家庭。可惜事与愿遗，未几男友另结新欢拂袖而去，留下她和恒仔相依为命。她视恒仔为命根，说生命中就只剩下他这个亲人。

有一天我接到幼稚园老师的电话，说要了解一下阿旦的家庭状况。老师说，恒仔手上有多条瘀痕，校方很是担心。我脑中立刻响起阿旦在儿子出世后不久曾说过的话，“我被人由细打到大，我一定不会打我个仔”。当时的她信誓旦旦，一脸坚决。

然而在往后的日子里，她承认每当情绪不稳时，看到恒仔的脸便会不期然想起那位不负责任的男友。加上儿子活泼好动，一个人照顾起来实在吃力，压力累积至不能承受时，她亦会采取“打手板”和“罚站”等管教手法。有时她痛骂恒仔后内疚得不得了，举目无亲下唯有致电向我哭诉；我紧握听筒，内心何尝也不是在犹豫和挣扎。

“举报”不难，困难的是作为社工，我的工作除了是要防患于未然，也要协助年轻人成长。建立关系是经年累月的事，但要破坏，一瞬间便足够了。关系一旦破灭，便再也谈不上什么跟进了；况且，阿旦一直都是这么的努力，孩子又是那么的喜欢和依赖妈妈，将母子分开，真的是对他们成长最好的安排吗？

我知道阿旦的背景和痛苦，但同时绝不认同她的行为。为了小孩著想，我小心翼翼同时严肃地向她提及社会福利署的寄养服务，结果被她骂得狗血淋头。阿旦向我投以一个绝望的眼神，尤如凄厉的问号，直到今天仍悬挂在我头上：“你就是不相信我可以当个好妈妈？你就是要拿走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之后阿旦总算有积极回应我的担忧，中心举办的管教课程或育儿班她统统报名参与，亦接受转介，定期到精神科医生覆诊。 我想，也许改变已是咫尺间的事，再给予阿旦一点时间，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起来。然而接到老师电话的那一刻，我再一次明白到人性之晦暗和复杂，以及一个弱势年轻人成长之曲折。

痛苦不断循环

当我致电阿旦表示欲探访她和儿子时，阿旦情绪明显失控。她说，听到男友又有新欢的消息后一整天都在喝酒，更表示想“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之后她突然挂断电话，我再打去时己无人接听。

我浑身冒起冷汗，决定立即报警，然后与同事匆匆赶往阿旦在某公共屋村的单位。当时警方己到现场，围著坐在走廊地上哀号的阿旦；满脸泪痕的恒仔看见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惊魂甫定的眼神空空洞洞。

那个晚上，阿旦被送进医院，我则带恒仔到他外公家暂住。夜深的士在新市镇内疾驶，周遭是理性化、工具化、程序化的屋苑。车厢内恒仔抬头问我：“外公......他是我的家人吗？”孩子的世界除母亲外几乎并无其他亲人，这次是他两年来头一遭见到外公。

之后我把过去阿旦的情绪起伏、管教情况、学校所见所闻一并向社署“举报”，然后是一连串的跟进会议，结果恒仔需暂时交由寄养家庭照顾，阿旦则在医院留医确保安全，事情表面上“圆满”地告一段落。

但事情真的结束了吗？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阿旦的情绪反复无常。恒仔在寄养姨姨照顾下生活明显有所改善，除了不再迟到上课和无故缺席外，脸上亦多了笑容，亦少了乱发脾气。

然而孩子始终是挂念母亲的，即使对她又爱又怕。大半年后阿旦情绪稳定下来，社工容许她接恒仔回家，然而未几有邻居报警，表示听到单位经常传出孩子的哭声。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跟进会议，然后恒仔又被交到另一位寄养姨姨手上。

周而复始，由一个循环到另一个循环，孩子固然无辜和痛苦，然而做母亲的亦不好过。然而阿旦在不忿的情绪下，亦学会了如何应对医生的查询以至社工的家访。她知道如何回应以消除大家的疑心，亦懂得如何不留痕迹地责罚孩子。精神和情绪虐待对孩子影响深远，对成长的影响绝不比体罚少。

社署去年1月至9月的新呈报虐儿个案中，六成施虐者为父母。可以想像，社区内还有无数个像阿旦的父母和恒仔的儿女，因为原生家庭的不足以及个人的不幸或缺失，每天在狭小的单位内作困兽之斗，因爱之名施虐，对自己和家人带来种种有形或无形的伤害。

近日多宗怀疑虐儿个案，社会讨论都是集中在制度层面上的改善方法，如加强“举报机制”等。改善制度固然重要，但我忍不住要问：香港多年前已制定保护儿童政策，但为何虐儿情况依然严重？在一个家庭和社区互助传统日渐分崩离析的社会，一个怎样的制度才算毫无漏洞呢？

真相是，香港人生活质素近年每况愈下，要安居乐业对新一代家庭而言几近奢谈。工时长、租金贵，教育、经济和政治社区问题丛生，很多本来是大众常识和社会共识的价值观支柱逐一崩塌；与其说家庭是孩子的保护伞，不如说是个会随时炸开的压力锅。

现在社工接触的家庭个案更为复杂，何时“举报”才最为合适？这真的要视乎不同机构、学校以及社工的判断。学校和社工“举报”当然可以在短期内保障儿童安全，但长远而言，不同助人专业者（如家庭医生）以及社区人士“愿意多走一步”的心态才至关重要。

何谓多走一步的心态？记得我中学时，曾在某大型商场门外见到一只受伤的狗。人们熙来攘往，对瑟缩在一角的毛茸茸小生命仿佛视而不见。我欲上前把狗抱起，但有洁癖的父亲却喝叱我多事，结果我停住了脚步。第二天上学路过同一角落时，狗已不见了。我想起昨夜窗外传来街童的喧哗和叫嚣声，心中突然一阵战栗。

检讨机制之余，社区各人多行一步

在城市生活，没有人是孤岛；一宗悲剧的发生，社区里每一个人也是共犯。一般而言，如单位内有儿童受虐，大家很难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的。持续的责打和哭闹声，以及孩子异常畏缩的行径，这些对街坊、老师以至社区中心内的哥哥姐姐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线索。种种举报和预防制度是死的，它们本身不会尊重或漠视人的需要，最后总得依靠人去把它演活，然而还是会有人对孩子的哭声选择视而不见；每次出事后便众口一声地嚷著要检讨机制，然后大家心安理得地如常生活，这才是对儿童的最大忽视。

我不认为香港人是凉薄的，即使在生活不断的挤压下，社会仍有很多好人和好事。近日，我问自己家楼下最常接触住客的管理员，如发现有住客打孩子，他会怎么办。“咪问下佢做咩会咁，见到佢打咪劝下啰。”（问下他/她为什么要这样，看到动手便尝试劝说）我追问，如果家长不理睬你呢？“嗯......我都冇计......如果我见佢打得好劲就报警啰！”（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打得很厉害就报警）

其实报警不是唯一方法。坊间有多条电话热线，可供大家就儿童受虐、侵犯或疏忽照顾事件查询，而举报者的个人资料及个案内容皆保密。在收到怀疑虐儿个案的举报后，社工便会进行调查。

助人的专业者当然责无旁贷要为保护儿童一事检讨并作改善；作为生活在社区的我们，遇到怀疑虐儿的情况也不是无计可施。只要多行一步，一个电话，便可能拯救一个家庭。大家不要忘记，虎毒不伤儿，在每个受虐儿童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心灵被伤痛和压力扭曲的家长。

（作者简介：复元中的社会工作者，曾从事青少年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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