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爸爸打她，她長大後打兒子——我目睹了這個虐待與痛苦的循環

【編者按】香港近日頻傳虐兒事件，引發廣泛關注。其中最轟動的一宗發生在1月初，屯門一對8歲及5歲的兄妹懷疑被虐，妹妹不幸身亡，哥哥受傷及營養不良。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處理，二人的生父繼母涉嫌謀殺被捕，外婆亦涉嫌虐兒被捕。

5歲女童陳瑞臨（臨臨）疑被父母虐待至死一事曝光後，鋪天蓋地的輿論譴責父母是「惡魔」，以及質疑未能及早介入的老師和社工「失職」，彷彿只要將施虐者「妖魔化」，以及諉過於制度或助人專業者的不足，一件超越倫常的人間悲劇，便有了心安理得的解釋。

是這樣的嗎？案中一對年輕父母被控謀殺、外婆亦因涉虐兒被捕，可預見臨臨8歲親兄及7歲繼姐將和至親的人分離，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有完整的家。一個家庭要經歷多少創傷和波折，當中又有多少人袖手旁觀，才會走到如此無可挽回的結局？

閱罷相關新聞後的一連幾晚，我都不斷做夢。夢中夾雜荒誕離奇的情節，以及幾年前當我還是全職社工時所接觸過的幾個年輕父母。是的，我曾是一班年若19、20歲的父母的社工，他們的感情生活、婚姻、子女照顧和管教，曾是我每天早上念茲在茲，午夜夢迴總是揮之不去的事。

受虐兒童背後，沒那麼簡單

尤其是阿旦。一個笑起來很陽光很正面的二十歲女孩。她是個年輕的單親媽媽，獨力照顧四歲的兒子恆仔。阿旦的童年都在日以繼夜的打罵聲中度過；她說，某次因為被同學欺凌不願上學，父親在街上狠狠的揍了她一頓，更硬扯她的頭髮，在眾目睽睽下把她由巴士站拖行幾十米到校門前。「之後我再也不想跟那個男人說話。」

父女關係日差，打罵成為唯一的溝通，最後阿旦在社工介入下入住兒童之家。長大後她結識男友然後未婚懷孕，一心只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而且充滿關愛的家庭。可惜事與願遺，未幾男友另結新歡拂袖而去，留下她和恆仔相依為命。她視恆仔為命根，說生命中就只剩下他這個親人。

有一天我接到幼稚園老師的電話，說要了解一下阿旦的家庭狀況。老師說，恆仔手上有多條瘀痕，校方很是擔心。我腦中立刻響起阿旦在兒子出世後不久曾說過的話，「我被人由細打到大，我一定不會打我個仔」。當時的她信誓旦旦，一臉堅決。

然而在往後的日子裏，她承認每當情緒不穩時，看到恆仔的臉便會不期然想起那位不負責任的男友。加上兒子活潑好動，一個人照顧起來實在吃力，壓力累積至不能承受時，她亦會採取「打手板」和「罰站」等管教手法。有時她痛罵恆仔後內疚得不得了，舉目無親下唯有致電向我哭訴；我緊握聽筒，內心何嘗也不是在猶豫和掙扎。

「舉報」不難，困難的是作為社工，我的工作除了是要防患於未然，也要協助年輕人成長。建立關係是經年累月的事，但要破壞，一瞬間便足夠了。關係一旦破滅，便再也談不上什麼跟進了；況且，阿旦一直都是這麼的努力，孩子又是那麼的喜歡和依賴媽媽，將母子分開，真的是對他們成長最好的安排嗎？

我知道阿旦的背景和痛苦，但同時絕不認同她的行為。為了小孩著想，我小心翼翼同時嚴肅地向她提及社會福利署的寄養服務，結果被她罵得狗血淋頭。阿旦向我投以一個絕望的眼神，尤如淒厲的問號，直到今天仍懸掛在我頭上：「你就是不相信我可以當個好媽媽？你就是要拿走我世上唯一的親人？」

之後阿旦總算有積極回應我的擔憂，中心舉辦的管教課程或育兒班她統統報名參與，亦接受轉介，定期到精神科醫生覆診。 我想，也許改變已是咫尺間的事，再給予阿旦一點時間，情況就會一點點好起來。然而接到老師電話的那一刻，我再一次明白到人性之晦暗和複雜，以及一個弱勢年輕人成長之曲折。

痛苦不斷循環

當我致電阿旦表示欲探訪她和兒子時，阿旦情緒明顯失控。她說，聽到男友又有新歡的消息後一整天都在喝酒，更表示想「離開這個痛苦的世界」。之後她突然掛斷電話，我再打去時己無人接聽。

我渾身冒起冷汗，決定立即報警，然後與同事匆匆趕往阿旦在某公共屋村的單位。當時警方己到現場，圍著坐在走廊地上哀號的阿旦；滿臉淚痕的恆仔看見我們，步履蹣跚地走過來，驚魂甫定的眼神空空洞洞。

那個晚上，阿旦被送進醫院，我則帶恆仔到他外公家暫住。夜深的士在新市鎮內疾駛，週遭是理性化、工具化、程式化的屋苑。車廂內恆仔抬頭問我：「外公......他是我的家人嗎？」孩子的世界除母親外幾乎並無其他親人，這次是他兩年來頭一遭見到外公。

之後我把過去阿旦的情緒起伏、管教情況、學校所見所聞一併向社署「舉報」，然後是一連串的跟進會議，結果恆仔需暫時交由寄養家庭照顧，阿旦則在醫院留醫確保安全，事情表面上「圓滿」地告一段落。

但事情真的結束了嗎？接下來好長的一段時間，阿旦的情緒反覆無常。恆仔在寄養姨姨照顧下生活明顯有所改善，除了不再遲到上課和無故缺席外，臉上亦多了笑容，亦少了亂發脾氣。

然而孩子始終是掛念母親的，即使對她又愛又怕。大半年後阿旦情緒穩定下來，社工容許她接恆仔回家，然而未幾有鄰居報警，表示聽到單位經常傳出孩子的哭聲。接下來又是一連串的跟進會議，然後恆仔又被交到另一位寄養姨姨手上。

周而復始，由一個循環到另一個循環，孩子固然無辜和痛苦，然而做母親的亦不好過。然而阿旦在不忿的情緒下，亦學會了如何應對醫生的查詢以至社工的家訪。她知道如何回應以消除大家的疑心，亦懂得如何不留痕跡地責罰孩子。精神和情緒虐待對孩子影響深遠，對成長的影響絕不比體罰少。

社署去年1月至9月的新呈報虐兒個案中，六成施虐者為父母。可以想像，社區內還有無數個像阿旦的父母和恆仔的兒女，因為原生家庭的不足以及個人的不幸或缺失，每天在狹小的單位內作困獸之鬥，因愛之名施虐，對自己和家人帶來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傷害。

近日多宗懷疑虐兒個案，社會討論都是集中在制度層面上的改善方法，如加強「舉報機制」等。改善制度固然重要，但我忍不住要問：香港多年前已制定保護兒童政策，但為何虐兒情況依然嚴重？在一個家庭和社區互助傳統日漸分崩離析的社會，一個怎樣的制度才算毫無漏洞呢？

真相是，香港人生活質素近年每況愈下，要安居樂業對新一代家庭而言幾近奢談。工時長、租金貴，教育、經濟和政治社區問題叢生，很多本來是大眾常識和社會共識的價值觀支柱逐一崩塌；與其說家庭是孩子的保護傘，不如說是個會隨時炸開的壓力鍋。

現在社工接觸的家庭個案更為複雜，何時「舉報」才最為合適？這真的要視乎不同機構、學校以及社工的判斷。學校和社工「舉報」當然可以在短期內保障兒童安全，但長遠而言，不同助人專業者（如家庭醫生）以及社區人士「願意多走一步」的心態才至關重要。

何謂多走一步的心態？記得我中學時，曾在某大型商場門外見到一隻受傷的狗。人們熙來攘往，對瑟縮在一角的毛茸茸小生命彷彿視而不見。我欲上前把狗抱起，但有潔癖的父親卻喝叱我多事，結果我停住了腳步。第二天上學路過同一角落時，狗已不見了。我想起昨夜窗外傳來街童的喧嘩和叫囂聲，心中突然一陣戰慄。

檢討機制之餘，社區各人行一步

在城市生活，沒有人是孤島；一宗悲劇的發生，社區裏每一個人也是共犯。一般而言，如單位內有兒童受虐，大家很難不發現任何蛛絲馬跡的。持續的責打和哭鬧聲，以及孩子異常畏縮的行徑，這些對街坊、老師以至社區中心內的哥哥姐姐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線索。種種舉報和預防制度是死的，它們本身不會尊重或漠視人的需要，最後總得依靠人去把它演活，然而還是會有人對孩子的哭聲選擇視而不見；每次出事後便眾口一聲地嚷著要檢討機制，然後大家心安理得地如常生活，這才是對兒童的最大忽視。

我不認為香港人是涼薄的，即使在生活不斷的擠壓下，社會仍有很多好人和好事。近日，我問自己家樓下最常接觸住客的管理員，如發現有住客打孩子，他會怎麼辦。「咪問下佢做咩會咁，見到佢打咪勸下囉。」（問下他/她為什麼要這樣，看到動手便嘗試勸說）我追問，如果家長不理睬你呢？「嗯......我都冇計......如果我見佢打得好勁就報警囉！」（那我也沒辦法，如果打得很厲害就報警）

其實報警不是唯一方法。坊間有多條電話熱線，可供大家就兒童受虐、侵犯或疏忽照顧事件查詢，而舉報者的個人資料及個案內容皆保密。在收到懷疑虐兒個案的舉報後，社工便會進行調查。

助人的專業者當然責無旁貸要為保護兒童一事檢討並作改善；作為生活在社區的我們，遇到懷疑虐兒的情況也不是無計可施。只要多行一步，一個電話，便可能拯救一個家庭。大家不要忘記，虎毒不傷兒，在每個受虐兒童的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心靈被傷痛和壓力扭曲的家長。

（作者簡介：復元中的社會工作者，曾從事青少年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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