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在中国，嘻哈连献媚的机会都没了

中国梦，就是奋不顾身地扛着五千年的牌坊和僵尸，吭哧吭哧匍匐前进⋯⋯

嘻哈（Hip Hop）可能是2017年中国文化娱乐产业最大的奇迹，同时也是最大的“泡沫经济”。横空出世，胎死腹中。再一次，音乐成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套用一句政论套话：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嘻哈的遭遇，有史可鉴。再套用一句如今的网络套话：那是常规操作，日常操作。

中国摇滚和中国说唱的祖师爷崔健，二十几年前有一首《北京故事》，歌中说道：“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他妈得说着。”在当年，“他妈”还可以录制出街，如今恐怕不允许了。

真话，是后革命时代的拨乱反正（巴金俨然将“说真话”提升到忏悔般的高度），而废话，则是世俗生活的基本存在感，这种真话假话废话的泥沙俱下，正是从中国摇滚到中国嘻哈的语境：真话与废话联袂，对假话，对极权语言系统构成了挑战。

嘻哈红歌与红色喊麦

嘻哈是一种舶来的街头说唱艺术，而中国各地的方言说唱艺术传统源远流长：数来宝、快板、山东快书、河南坠子、京韵大鼓⋯⋯乃至相声。

中共曾经非常擅长将街头艺术化为政治动员的宣传武器，稍微了解一下从抗战到文革形形色色的街头说唱艺术逐渐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我们本可以期待，嘻哈也会结出社会主义硕果的，或者说发展出一种“嘻哈红歌”。孙八一（这位嘻哈歌手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政治正确的了）的《辉煌中国》初露锋芒；而嘻哈街头天王GAI，紧跟着小品明星潘长江在晚会上高喊“祖国”，虽然不太嘻哈，也昭示了“红色喊麦”的方向。

刚好看到一份史料，是相声大家马季在1965年全国青联会议上的发言。值得摘引一下：

“在我没去农村前，曾参加一个相声创作座谈会。会上，对于相声的特点是应以歌颂为主，还是以讽刺为主，有过很大争论。有人认为相声以讽刺见长，排斥相声的歌颂功能，说相声歌颂新人新事，路子会越走越窄。说什么相声只能走讽刺道路，至于歌颂，可以让电影、话剧去表现。可是写讽刺节目，又怕分寸不好掌握，也不敢写。于是，很长一段时间，相声的创作只是局限在反映不痛不痒、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上。

“当时我虽然也反对相声应以讽刺为主这种看法，但当接触到《画相》题材时，对自己可以坚持走歌颂道路产生了怀疑。我曾想用讽刺的方法来表现一个劳动模范，想来想去没法下笔。思想上认为应当歌颂，但又怕不被专家、内行承认。于是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这才使我思想明确了，同时增加了我的信心，写出了歌颂性的相声《画相》。

民谣与流行、摇滚与嘻哈之间的鄙视链理应斩断，而由反帝爱国的红歌穿针引线。

“当然，这并不排斥相声的讽刺作用，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可以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充分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于人们头脑中和生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也是可以用相声进行善意的讽刺的。但是，不论是歌颂也好，讽刺也好，都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有趣的是，这是在文革爆发前一年，但马季的发言最后已经提到了“文化革命”这个词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究剑拔弩张的二元对立，比如讽刺与歌颂。马季试图把相声从讽刺艺术改造为歌颂艺术，而这几乎等于相声的自杀。马季的办法，是把讽刺艺术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身上，例如《降神会》、《宇宙疯》，反美反日反韩，堪称革命相声的经典。

流行可以向主旋律看齐，赵雷悍然推出《成都》的两会版；2003年迷笛音乐节，全场冲着台上的日本乐队高唱国歌，而如今成都的嘻哈乐队“天府事变”高唱反日歌曲，比光知道唱国歌还显得更有原创精神。民谣与流行、摇滚与嘻哈之间的鄙视链理应斩断，而由反帝爱国的红歌穿针引线。

天生黑五类？

然而不管嘻哈如何洗白，如何染红，依旧难逃被打压被驱逐的命运。亚文化乃至地下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驯化、收编、利用，既可以进入国家管控的平台空间，甚至为主旋律文化所用，又可以一举变现为荷尔蒙经济，成为音乐产业的新鲜蛋糕，这本来是嘻哈文化正常的命运坦途——一起耍酷，共同致富。但为何嘻哈想从良都不行？

这还是跟中国梦时代，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回潮紧密相关。

广电总局的最新指示，堪称杀气腾腾的最高纲领——“四个坚决不用”：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这是从道德到政治的全面整肃。而另外“四个坚决不用”，则针对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是从词语到身体的坚壁清野。

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这四项的并列，概念范畴上逻辑混乱，令人想起1980年代，长头发，奇装异服，摇滚乐，吸毒……被混为一谈一锅端。居然连纹身都能成为眼中钉，遑论嘻哈。时移世易，没有封杀长头发的艺人或者穿破烂牛仔裤的艺人已经不错了，多少显示出吾国“身体政治”的进步，而万变不离其宗，国家机器对私人身体的窥视和规训一如既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国家则代行“父母官”之职能。1980年的电影《庐山恋》，男主角与女主角四目相对，啥都没做，却仰天长啸——“祖国，我爱你”。粉红先锋周小平结婚，给妻子的公开情书则宣称：身属国家心属你。但该拿李志怎么办？他曾在胸前纹了一幅祖国地图——不过上面看不到台湾，也看不到钓鱼岛，政治上非常可疑。

本来“娱乐至死”完全有助于极权统治，但“红色注意力经济”不允许有人敢抢党的风头。

从出身从血统看，嘻哈和爵士，摇滚，迪斯科等一样，属于“黑五类”，根不正苗不红。并且，尽管比起最初“希普霍普”，“嘻蹦乐”这样的译名，“嘻哈”这个译名才是传神的，但嘻哈二字在中文语义中天然不正经，把这俩字和中国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中国有嘻哈”还是“中国嘻哈梦”，在中国梦的盛世，都显得缺乏“正能量”，一不留神还有“辱华”之嫌疑，因此，小品明星潘长江在晚会上率领GAI高喊“祖国！祖国！”，便是熬排骨给GAI补钙。

商业发展空间折损大半

依照1980年代初对于爵士、摇滚、迪斯科的定义，嘻哈当然也一样属于“颓废的资产阶级艺术”。三十多年社会主义沧海变资本主义桑田，越是资本主义脑满肠肥，越是需要时刻露出腚上那社会主义鲜红的胎记——假如这个胎记已经模糊，那也要重新把它描红。中国当代文化，便是在这种姓社姓资之间的精神分裂之间荡秋千。1990年代中期，“摇滚”二字曾是媒体尤其是电视电台的禁忌，相当于一个小孩长到十岁还是没法在民政局注册命名的黑户，私生子，杂种。当时魔岩三杰的宣传口号是“新音乐的春天”，摇滚乐不得不披着“新音乐”的外衣。如今嘻哈虽然不至于被注销，但要上媒体以及申报演出恐怕没那么容易畅通无阻了，不得不隐姓埋名改为“新说唱”之类，也是有可能的。

广电总局的禁令不可能一手遮天，只是从主流文化平台对嘻哈下达了驱逐令，嘻哈并不会因此销声匿迹，但商业发展空间已经折损大半。依照从前对待摇滚乐的老例，经过层层自我审查，嘻哈的媒体传播空间尤其大大压缩。1990年代初期，某地电台领导曾提了一句崔健有个别歌不要放，于是下面加大力度执行，先是一首崔健都不放，随后干脆彻底封杀摇滚乐。某自治区电台，据说在2009年之前从未播放过崔健。

考虑到不少电台连圣诞歌曲都不放了，那么不放嘻哈就更顺理成章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经进一步从“十九大精神”扩展为中华文化本位运动和道德净化运动。

在光州起义之后，全斗焕以及后来的卢泰愚政权曾对极权主义高压政策做出弹性改良，奉行所谓3S（SCREEN,SPORTS,SEX）政策，将之视为“安全阀”，转移和宣泄民众的情绪和注意力。然而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是人治加德政，是高度分裂，高度虚伪的。本来“娱乐至死”完全有助于极权统治，但“红色注意力经济”不允许有人敢抢党的风头——娱乐明星的风头即是原罪——在这里，只能一条道走到红，只能统一接受老大哥的洗脑，被“主流文化”洗脑，而不能被亚文化（非主流文化）洗脑，不能被嘻哈文化和丧文化洗脑。

除了高喊“祖国！”，还能说什么呢？“习语”即失语，即语言的终结，甚至极权主义语言，也很难再找到一块新的砖头。

时代精神：超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广电总局不单盯上了纹身，还瞄上了丧文化，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潮流文化敏感度。如果说如今的嘻哈文化是街头艺术与互联网文化的合一，或者说是互联网时代的街头艺术，那么官方忌惮的，正是这种“从线上到线下”的全方位渗透和扩张。如果你观察一下现在的北京街头，就知道嘻哈文化被打压是自然而然高度同步的，到处都是政治标语口号，都是“中国梦”宣传画，哪里还有涂鸦的空间。权力和资本联手垄断了城市公共空间，乃至侵占私人空间，而从2017年以来，权力甚至挤压，进占了资本的空间，北京的商业招牌要么被大规模拆除，要么被勒令重新按统一规范格式打造，而政治标语的比重大大增加，整个城市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标语笼子。并且，以往形形色色的衙门形形色色的各级单位都会制作悬挂各自的标语，但现在纷纷统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一为十九大精神，统一为“习语”。

如果你好好漫步在蓝天丽日的北京城市，好好欣赏一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首都的政治标语和宣传画，会惊叹这座城市竟然如此完美地结合了纽约和平壤的特性，而又生成出超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除了高喊“祖国！”，还能说什么呢？“习语”即失语，即语言的终结，甚至极权主义语言，也很难再找到一块新的砖头。时代精神——从文革到改革，再到“习革”。“习革”如此完美地结合了文革和改革，而生成出超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圣诞节本来早就沦为一个消费主义狂欢节，但如果连圣诞树都在减少，那么这种环保净化运动多少反映了一个趋势：国家对于社会的挤压和侵占，政府对于商业文明对于私有财产的侵犯。

万变不离其宗，国家机器对私人身体的窥视和规训一如既往。

标语围城，习语蔽日。“革命街头艺术”驱逐嘻哈文化，而《中国有嘻哈》节目总导演刘洲成立的公司，规定每个签约艺人必须每年至少要有三首结合古诗词和“三字经”的歌。从前超女选秀，曾有一首社会主义喊麦神曲——《八荣八耻歌》，一大帮超女在舞台上转圈喊口号；眼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嘻哈》就要石破天惊，但现在，嘻哈连唱红献媚的机会都没了。

这波中国嘻哈潮流最红的组合之一——红花会，挪用了武侠小说经典的帮会名字，极具中国本土江湖文化色彩，他们也玩了一个精彩的文字游戏，有一首歌叫《黑怕不怕黑》，戏用了“黑怕”这个搞笑的中文音译（即Hip Hop），但是最终他们也被文字游戏给玩了——黑怕不怕黑，然而怕红，红花会怕红。

中国梦，就是奋不顾身地扛着五千年的牌坊和僵尸，吭哧吭哧匍匐前进。这就是嘻哈在中国的时代背景，在习革习语的时代，嘻哈必然是地下的，也应当是地下的，而这才是嘻哈音乐的根源所在，尊严所在，挑战所在，光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