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在中國，嘻哈連獻媚的機會都沒了

中國夢，就是奮不顧身地扛着五千年的牌坊和殭屍，吭哧吭哧匍匐前進⋯⋯

嘻哈（Hip Hop）可能是2017年中國文化娛樂產業最大的奇蹟，同時也是最大的「泡沫經濟」。橫空出世，胎死腹中。再一次，音樂成為政治氣候的晴雨表。

套用一句政論套話：讓歷史告訴現在，讓歷史告訴未來。嘻哈的遭遇，有史可鑑。再套用一句如今的網絡套話：那是常規操作，日常操作。

中國搖滾和中國說唱的祖師爺崔健，二十幾年前有一首《北京故事》，歌中說道：「我做好了準備，真話，假話，廢話，都他媽得說着。」在當年，「他媽」還可以錄製出街，如今恐怕不允許了。

真話，是後革命時代的撥亂反正（巴金儼然將「說真話」提升到懺悔般的高度），而廢話，則是世俗生活的基本存在感，這種真話假話廢話的泥沙俱下，正是從中國搖滾到中國嘻哈的語境：真話與廢話聯袂，對假話，對極權語言系統構成了挑戰。

嘻哈紅歌與紅色喊麥

嘻哈是一種舶來的街頭說唱藝術，而中國各地的方言說唱藝術傳統源遠流長：數來寶、快板、山東快書、河南墜子、京韻大鼓⋯⋯乃至相聲。

中共曾經非常擅長將街頭藝術化為政治動員的宣傳武器，稍微了解一下從抗戰到文革形形色色的街頭說唱藝術逐漸經歷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我們本可以期待，嘻哈也會結出社會主義碩果的，或者說發展出一種「嘻哈紅歌」。孫八一（這位嘻哈歌手的名字本身就已經夠政治正確的了）的《輝煌中國》初露鋒芒；而嘻哈街頭天王GAI，緊跟着小品明星潘長江在晚會上高喊「祖國」，雖然不太嘻哈，也昭示了「紅色喊麥」的方向。

剛好看到一份史料，是相聲大家馬季在1965年全國青聯會議上的發言。值得摘引一下：

「在我沒去農村前，曾參加一個相聲創作座談會。會上，對於相聲的特點是應以歌頌為主，還是以諷刺為主，有過很大爭論。有人認為相聲以諷刺見長，排斥相聲的歌頌功能，說相聲歌頌新人新事，路子會越走越窄。說什麼相聲只能走諷刺道路，至於歌頌，可以讓電影、話劇去表現。可是寫諷刺節目，又怕分寸不好掌握，也不敢寫。於是，很長一段時間，相聲的創作只是局限在反映不痛不癢、不好不壞、亦好亦壞的『中間人物』上。

「當時我雖然也反對相聲應以諷刺為主這種看法，但當接觸到《畫相》題材時，對自己可以堅持走歌頌道路產生了懷疑。我曾想用諷刺的方法來表現一個勞動模範，想來想去沒法下筆。思想上認為應當歌頌，但又怕不被專家、內行承認。於是我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指出，「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這才使我思想明確了，同時增加了我的信心，寫出了歌頌性的相聲《畫相》。

民謠與流行、搖滾與嘻哈之間的鄙視鏈理應斬斷，而由反帝愛國的紅歌穿針引線。

「當然，這並不排斥相聲的諷刺作用，對於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可以進行辛辣的諷刺和嘲笑，充分揭露他們的反動本質。對於人們頭腦中和生活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不良作風，也是可以用相聲進行善意的諷刺的。但是，不論是歌頌也好，諷刺也好，都應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起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作用。」

有趣的是，這是在文革爆發前一年，但馬季的發言最後已經提到了「文化革命」這個詞組。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講究劍拔弩張的二元對立，比如諷刺與歌頌。馬季試圖把相聲從諷刺藝術改造為歌頌藝術，而這幾乎等於相聲的自殺。馬季的辦法，是把諷刺藝術用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身上，例如《降神會》、《宇宙瘋》，反美反日反韓，堪稱革命相聲的經典。

流行可以向主旋律看齊，趙雷悍然推出《成都》的兩會版；2003年迷笛音樂節，全場衝着台上的日本樂隊高唱國歌，而如今成都的嘻哈樂隊「天府事變」高唱反日歌曲，比光知道唱國歌還顯得更有原創精神。民謠與流行、搖滾與嘻哈之間的鄙視鏈理應斬斷，而由反帝愛國的紅歌穿針引線。

天生黑五類？

然而不管嘻哈如何洗白，如何染紅，依舊難逃被打壓被驅逐的命運。亞文化乃至地下文化，逐漸被主流文化馴化、收編、利用，既可以進入國家管控的平台空間，甚至為主旋律文化所用，又可以一舉變現為荷爾蒙經濟，成為音樂產業的新鮮蛋糕，這本來是嘻哈文化正常的命運坦途——一起耍酷，共同致富。但為何嘻哈想從良都不行？

這還是跟中國夢時代，意識形態「向左轉」的回潮緊密相關。

廣電總局的最新指示，堪稱殺氣騰騰的最高綱領——「四個堅決不用」：對黨離心離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員堅決不用；低俗，惡俗，媚俗的演員堅決不用，思想境界，格調不高的演員堅決不用，有污點有緋聞，有道德問題的演員堅決不用。這是從道德到政治的全面整肅。而另外「四個堅決不用」，則針對紋身藝人，嘻哈文化，亞文化（非主流文化），喪文化（頹廢文化），是從詞語到身體的堅壁清野。

紋身藝人、嘻哈文化、亞文化（非主流文化）、喪文化（頹廢文化），這四項的並列，概念範疇上邏輯混亂，令人想起1980年代，長頭髮，奇裝異服，搖滾樂，吸毒……被混為一談一鍋端。居然連紋身都能成為眼中釘，遑論嘻哈。時移世易，沒有封殺長頭髮的藝人或者穿破爛牛仔褲的藝人已經不錯了，多少顯示出吾國「身體政治」的進步，而萬變不離其宗，國家機器對私人身體的窺視和規訓一如既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國家則代行「父母官」之職能。1980年的電影《廬山戀》，男主角與女主角四目相對，啥都沒做，卻仰天長嘯——「祖國，我愛你」。粉紅先鋒周小平結婚，給妻子的公開情書則宣稱：身屬國家心屬你。但該拿李志怎麼辦？他曾在胸前紋了一幅祖國地圖——不過上面看不到台灣，也看不到釣魚島，政治上非常可疑。

本來「娛樂至死」完全有助於極權統治，但「紅色注意力經濟」不允許有人敢搶黨的風頭。

從出身從血統看，嘻哈和爵士，搖滾，迪斯科等一樣，屬於「黑五類」，根不正苗不紅。並且，儘管比起最初「希普霍普」，「嘻蹦樂」這樣的譯名，「嘻哈」這個譯名才是傳神的，但嘻哈二字在中文語義中天然不正經，把這倆字和中國聯繫在一起，不管是「中國有嘻哈」還是「中國嘻哈夢」，在中國夢的盛世，都顯得缺乏「正能量」，一不留神還有「辱華」之嫌疑，因此，小品明星潘長江在晚會上率領GAI高喊「祖國！祖國！」，便是熬排骨給GAI補鈣。

商業發展空間折損大半

依照1980年代初對於爵士、搖滾、迪斯科的定義，嘻哈當然也一樣屬於「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三十多年社會主義滄海變資本主義桑田，越是資本主義腦滿腸肥，越是需要時刻露出腚上那社會主義鮮紅的胎記——假如這個胎記已經模糊，那也要重新把它描紅。中國當代文化，便是在這種姓社姓資之間的精神分裂之間盪鞦韆。1990年代中期，「搖滾」二字曾是媒體尤其是電視電台的禁忌，相當於一個小孩長到十歲還是沒法在民政局註冊命名的黑戶，私生子，雜種。當時魔巖三傑的宣傳口號是「新音樂的春天」，搖滾樂不得不披着「新音樂」的外衣。如今嘻哈雖然不至於被註銷，但要上媒體以及申報演出恐怕沒那麼容易暢通無阻了，不得不隱姓埋名改為「新說唱」之類，也是有可能的。

廣電總局的禁令不可能一手遮天，只是從主流文化平台對嘻哈下達了驅逐令，嘻哈並不會因此銷聲匿跡，但商業發展空間已經摺損大半。依照從前對待搖滾樂的老例，經過層層自我審查，嘻哈的媒體傳播空間尤其大大壓縮。1990年代初期，某地電台領導曾提了一句崔健有個別歌不要放，於是下面加大力度執行，先是一首崔健都不放，隨後乾脆徹底封殺搖滾樂。某自治區電台，據說在2009年之前從未播放過崔健。

考慮到不少電台連聖誕歌曲都不放了，那麼不放嘻哈就更順理成章了。「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已經進一步從「十九大精神」擴展為中華文化本位運動和道德淨化運動。

在光州起義之後，全斗煥以及後來的盧泰愚政權曾對極權主義高壓政策做出彈性改良，奉行所謂3S（SCREEN,SPORTS,SEX）政策，將之視為「安全閥」，轉移和宣泄民眾的情緒和注意力。然而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是人治加德政，是高度分裂，高度虛偽的。本來「娛樂至死」完全有助於極權統治，但「紅色注意力經濟」不允許有人敢搶黨的風頭——娛樂明星的風頭即是原罪——在這裏，只能一條道走到紅，只能統一接受老大哥的洗腦，被「主流文化」洗腦，而不能被亞文化（非主流文化）洗腦，不能被嘻哈文化和喪文化洗腦。

除了高喊「祖國！」，還能說什麼呢？「習語」即失語，即語言的終結，甚至極權主義語言，也很難再找到一塊新的磚頭。

時代精神：超現實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廣電總局不單盯上了紋身，還瞄上了喪文化，體現了與時俱進的互聯網潮流文化敏感度。如果說如今的嘻哈文化是街頭藝術與互聯網文化的合一，或者說是互聯網時代的街頭藝術，那麼官方忌憚的，正是這種「從線上到線下」的全方位滲透和擴張。如果你觀察一下現在的北京街頭，就知道嘻哈文化被打壓是自然而然高度同步的，到處都是政治標語口號，都是「中國夢」宣傳畫，哪裏還有塗鴉的空間。權力和資本聯手壟斷了城市公共空間，乃至侵佔私人空間，而從2017年以來，權力甚至擠壓，進佔了資本的空間，北京的商業招牌要麼被大規模拆除，要麼被勒令重新按統一規範格式打造，而政治標語的比重大大增加，整個城市成了一個遮天蔽日的標語籠子。並且，以往形形色色的衙門形形色色的各級單位都會製作懸掛各自的標語，但現在紛紛統一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統一為十九大精神，統一為「習語」。

如果你好好漫步在藍天麗日的北京城市，好好欣賞一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偉大首都的政治標語和宣傳畫，會驚歎這座城市竟然如此完美地結合了紐約和平壤的特性，而又生成出超現實主義的第三條道路。除了高喊「祖國！」，還能說什麼呢？「習語」即失語，即語言的終結，甚至極權主義語言，也很難再找到一塊新的磚頭。時代精神——從文革到改革，再到「習革」。「習革」如此完美地結合了文革和改革，而生成出超現實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聖誕節本來早就淪為一個消費主義狂歡節，但如果連聖誕樹都在減少，那麼這種環保淨化運動多少反映了一個趨勢：國家對於社會的擠壓和侵佔，政府對於商業文明對於私有財產的侵犯。

萬變不離其宗，國家機器對私人身體的窺視和規訓一如既往。

標語圍城，習語蔽日。「革命街頭藝術」驅逐嘻哈文化，而《中國有嘻哈》節目總導演劉洲成立的公司，規定每個簽約藝人必須每年至少要有三首結合古詩詞和「三字經」的歌。從前超女選秀，曾有一首社會主義喊麥神曲——《八榮八恥歌》，一大幫超女在舞台上轉圈喊口號；眼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嘻哈》就要石破天驚，但現在，嘻哈連唱紅獻媚的機會都沒了。

這波中國嘻哈潮流最紅的組合之一——紅花會，挪用了武俠小說經典的幫會名字，極具中國本土江湖文化色彩，他們也玩了一個精彩的文字遊戲，有一首歌叫《黑怕不怕黑》，戲用了「黑怕」這個搞笑的中文音譯（即Hip Hop），但是最終他們也被文字遊戲給玩了——黑怕不怕黑，然而怕紅，紅花會怕紅。

中國夢，就是奮不顧身地扛着五千年的牌坊和殭屍，吭哧吭哧匍匐前進。這就是嘻哈在中國的時代背景，在習革習語的時代，嘻哈必然是地下的，也應當是地下的，而這才是嘻哈音樂的根源所在，尊嚴所在，挑戰所在，光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