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天谈石黑一雄：这种压抑，很日本，也很维多利亚

石黑比日本右翼艺术家“进步”的地方，就是他不怕坦承有些和个人、和民族相关的事情是“不道德”，甚至恶心的⋯⋯

必须如此压抑，这种和自恋伴随的美，或者和美伴随的自恋才能深切体会。

石黑一雄获颁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好些人不以为然，觉得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有畅销作者的因子故此未易被文青认同；又由于他英籍日裔的身份，找不到一个认同位置，文学风格也很难定位，陷入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

诚然，凡事都两边看的。文青不易认同，难道不正因他的作品有一般文艺读者不能一时辨识的东西吗？两边不沾，难道不就正是一种不能归边的结晶，一个不能轻易归类的混种，而里面更有层层扣连，相互遮掩了的平凡中的不平凡？

说石黑“平凡”或“平淡”，其实也涉及品味的转向。历年都有人分析及揣摩诺奖评奖标准背后的品味归依。像2013年艾丽斯·安·孟若（Alice Munro）得奖，开始体现写实主义的回归，前年得奖者斯维拉娜·阿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写的是报告文学；去年卜·戴伦更引发满城讨论，都仿佛表现一股将文学关怀从现代性、魔幻想像或后设游戏扯回现实日常生活的评论势头；而石黑的小说，放在这个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操作框架衡量，自有一番值得细究的意涵。

像不少人那样，我是因为《告别有情天》（The Remains of the Day）认识石黑。看了安东尼鹤健士和伊玛汤逊主演的改编电影，便找原著来读，对里面那种深深的压抑和安然接受现实的态度很吃惊。大家都知道，《告别有情天》的故事很简单，讲述一名英式管家踏上探访旧同事的旅程，期间不断回溯往事，从而一页页揭开他和旧同事没有开花结果的感情、故主的亲德背景，以及他对忠诚和得体的执著⋯⋯由于主角已届垂暮之年，这个物理和心理相叠的历程，当然也是他回顾一生，准备为自己盖棺论定的一次自省之旅。当一切指向错过（时机）、错许（投身），一生拥抱奋斗的价值落入虚无之际，石黑一雄透过第一身描写终极驻留的，竟是静静地面对，默默地接受。主角面前已时日无多，而他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呢？答案就是继续一直走来的道路，尽完既定的、剩余的任务，然后结束。

那时是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天下太平，人真的变得无事可做了吗？真的就要这样度过余生吗？我怀著带点不甘心的疑虑，发现原著其实是1989年中出版的，那么石黑算是早著先鞭了？又或者，第一身的写法已表明他在自况？一个自小移民的日本人，用外语写作，三十多岁想像自己老去的境况，身份危机拉长放大，流徙一生，无所著力，只能尽其在我，就成了那个模样？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找了他再上一部作品《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求证。

果然，《浮世画家》也在讲主角回溯一生，也是第一人称，也是一种几乎没有发展的揭露式叙事。不过这一次叙事更窄更细，而且包含自我否定和不作肯定的语句，因此不鼓励读者代入主角，而会把把这个“我”推得更近作者。读者除了被导向重整信息和有机会批判主角的意识形态（甘心为军国主义利用绘画宣传画和充当秘密警察线人），也有可能逐渐同情主角。这是一种由同理心转入同情心的写作策略，是先拉开距离再抛出拉近距离的可能，而就在这一拉一推的过程里，读者不知不觉发现已陷入作者部署好的美学陷阱。

《浮世画家》没有《告别有情天》的英国文化外壳，大抵可视为石黑直面自己民族文化核心的一次尝试。同样是对右翼价值（忠诚、尊严、形式的美）的反省，《浮世画家》直接触及所谓纯美的诱惑。纯美不涉及意识形态，不涉及任何兴趣和理念，它是非道德的，不为道德所限，所以作为一个画家，他可以追求技术的纯粹，画作的纯美，而不去理会画作的内容信息——它是不是法西斯有甚么重要呢？它是不是为杀人政权服务有甚么所谓呢？我是艺术家，不管这些⋯⋯日本战前战后很多艺术心魔，在石黑笔下，以一把堕落失根的声音，召唤同情，但也同时召唤反省，而更重要的，是读者不仅听到了这声音，了解及感受声音的内容，还逐步发现，这把声音本身，以及他们听见的方式，也在尽量重现这种纯美，包含著个中的衰败。

早有论者指出，石黑的小说美学渊源，大抵与日本文学的“物哀”观念相接。众所周知，“物哀”的提出，是拿来对反儒家“文学有用论”的。诸法无常，人就在万物流转无可掌持的观照中，完成审美，以及“享受”伴随的，淡淡的哀伤。故此，《告别有情天》英式管家的接受，说到底可能也是一种审美的态度。石黑比日本右翼艺术家“进步”的地方，就是他不怕坦承有些和个人、和民族相关的事情是“不道德”，甚至恶心的，但他也同时立即通过文学的推移手段，在一拉一扯的叙事里，尽情展示个中“非道德”的胜场。读者不用进入主角的世界，认同主角的思维言行；主角是审美主体同时是审美对象，读者发现主角在审美的同时也会发觉自己在审美。

明乎此，说石黑一雄是自恋的虽不中亦不远矣。假如主角背后是作者的话，他这样召唤读者的审美，也就在邀请读者欣赏他，并且最终透过写作及想像的读者之眼欣赏自己。这个判断在我看的第三部石黑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得到强化。《别让我走》同样也是看过改编电影找原著并读，改编日剧反而没看。再度充满回忆和揭示式叙事，这回是英式寄宿学校的生活，三个主角（两女一男）逐步揭露为复制人，被复制的命运便是让器官可供移植予有需要的病人。石黑这次上护理同类，照顾他们低落心情的复制女子身叙事，由于题材敏感，处境极端，《告别有情天》的“忠于职守”和“默默接受命运”，以及《浮世画家》的“意识形态中立”被推到了道德挑战的悬崖边缘——大部分的读者读至故事中段，大抵不免抛出连串问号：为甚么他们不反抗？为甚么男角仅有的愤怒和不甘，到最后也只选择一个人去发泄，而让叙事者悄悄走过去拥抱安慰？是甚么令他们克制如斯？叙事者其实算是为虎作伥，成为加害同类的帮凶，为甚么她竟如此安然，作者似乎抱有认同她以至宣扬她的态度，何至于此？

《别让我走》中，爱情是不可恃的，爱情不能逆转复制人一早注定的命运，它最多只是稍稍驱散寂寞，以及带来迟早幻灭的希望（复制人之间一度相信一旦人类找到他们能够相爱的证据就能暂缓摘取他们器官的计划）；《告别有情天》里，爱情也只是一场未圆的美梦。哪一种人会这样看待爱情呢？于我就是那喀索斯（Narcissus）——水仙花少年。他爱上了春泉倒映自己的影子，他的爱是虚幻不定，镜花水月，不会开花结果，但这才是最值得为心所痴为心所依的东西；无常幻变，然不可方物。这会带上哀愁，但这就是美。

如此才不妨论定上文提到的，石黑一雄的“平淡”或“平凡”。看似平平无奇的描述渗出淡淡哀愁，交织到最后会现出一面春泉之镜。《别让我走》令我再一次追溯回读作者的上一部作品《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借一个侦探故事（相对于《别》的科幻类型，可得窥石黑探索不同类型创作的野心规模），抒发寻母（因而也是寻根）情结之余，竟以一段读前想不到会出现的，与生母面对面重遇的情节收结（想不到，因为太老土了）。母亲已认不出儿子了，儿子以假如的句式问她，如果儿子来到她跟前，她会不会原谅他？噢，不，怎么会出现这些廉价电视剧剧情？不可能吧！是的，不可能，但你只消想像主角一直在照镜便可以了。

寻父寻母或回顾一生，最后寻找的难道不就是自己吗？一般人会觉得自己的脸容身体来自父母，但倒过来，难道不就能够在父母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吗？没有的话，创造一个出来又何妨？对，《别让我走》传诵一时的尾段，石黑如此写道：

“我想著那些垃圾，那些在树枝上噼啪作响的塑料纸，那一长溜被围栏挡住的奇怪的东西。我微微闭上眼睛，想像这就是自己童年起所有丢失的东西，现在都被冲上来了，而我就站在它前面，只要我长久地等待，一个细小的身影就会穿过田野在水平线上出现，然后慢慢地变大，直到我看见那就是汤米，他会挥著手，也许还会呼喊。这个幻像一直没有超越那个样子——我没有让它超越——虽然泪水滚下了我的脸庞，我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失去控制，我只是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车上，朝不管哪个我该去的地方疾驶而去。”（朱去疾译）

那个汤米的幻影，当然同时是“我”的影子，一切失去的我的部分，反过来构成我之为我，值得不断回忆拥抱的自己，一个不能被剥夺之物（无论是否名之为尊严）。明乎此，一直弥漫在石黑作品，那股深深的压抑便得以明白揭示了－－怎能不压抑呢？必须如此压抑，这种和自恋伴随的美，或者和美伴随的自恋才能深切体会。这种压抑，很日本，也很维多利亚，一统于石黑一雄这个英日结合体之上，就来得如此顺理成章，如此令人掩卷轻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