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谁决定电视观众“看什么”？

滚滚的黄河边铺上了耀眼夺目的红地毯，精心地布置着一架钢琴和超过五十人的管弦乐团，合唱团身着黑白相间正装肃穆而立。摄影师放出他们的面部特写，把发型拍得纹丝不乱，团员们面色凝重，一丝不苟。“下面请欣赏歌曲《保卫黄河》”李晨说。于是，近一百人开始在岸边演奏与高歌。

这不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而是热门真人实境节目《奔跑吧兄弟》改头换面之后的又一期内容。5月12日播出这一集叫《一起去看母亲河》，队伍的胜利条件是“完成《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保卫黄河》”。尽管参与其中的很多真人秀明星连歌词都还没背会，最后仍然全员胜出，皆大欢喜。后制将爱国主义教育常用的奔流河水，巍峨群山等影像与打扮入时，排练不足，偷看歌词的明星脸剪辑在一起，诡异地展现出娱乐和政治宣传的僵硬拼贴。这一期节目拿下了3.26%的超高收视率。

奔跑吧，黄河：政治正确的新娱乐

这些元素在如今火热的综艺和真人秀节目中十分常见，“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了娱乐产品的新姿态。在娱乐内容中置入政治话语，如家国同构、和谐社会、关心民众等，电视娱乐最终回归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广电总局要求的文娱节目关怀社会，上海东方卫视2015年推出了《极限挑战》，将与路人互动设置为节目亮点之一，拍摄场景往往选择类似上海陆家嘴绿地、南京路步行街等指标式城市街景，让市民大量参与，获得了《人民日报》评论赞扬。节目还曾选址港台，曾邀请林志玲做嘉宾，造访新北市淡水区的两所大学；也曾加入曾志伟，徐锦江，苑琼丹和黄宗泽，游历天后庙，果栏，电气行，女人街，冰室等香港地道场景。节目之外，第二季的首播活动中“极限”六兄弟前往农民工子女学校关心慰问学生，加强了节目的品牌形象。这些特质都符合了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八月颁发文件《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中对“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号召。

浙江卫视播出的真人秀《二十四小时》为了符合“国家发展概念”，第一季推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活动，公开宣布节目立意是响应“一带一路”战略，节目内容受到广电总局表彰。2017年3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盛赞称：“这是一档好看、好玩又有意义的电视节目。节目中，时空水手团再次集结，为庇护郑和团队的『海之女神』找寻遗失在世界各地的信物，沿途展示所到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第一季平均收视为1.81%，也相当不俗。如今，安徽卫视也在考虑明星重走“一带一路”的旅游节目。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自称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将感性的个人体验与中外文学篇章结合，让明星与名人嘉宾朗读各自人生体验中难忘的文字，主打“温情”与“传承”，符合总局对于“公益、文化、科技、经济类节目”的鼓励而受到大力推广，自此，汉字、诗词、成语、戏曲风潮在各大平台的节目布局中拔地而起。尽管《朗读者》平均收视率为1.01%，远不如游戏类节目火爆，但还是催生了《见字如面》，《喝彩中华》等一批主导教化的文化节目积极上新。有趣的是，如何界定文学经典与传统的标尺并不在节目组手里。读错了信的节目一样要被暂停，响应号召与踩中地雷往往一步之遥。

如果说《极限挑战》等节目的“政治正确”还停留在较为普通的民情关注，《真正男子汉》这一档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明星真人秀节目则更进一步，让艺人走进军营变身新兵，与在役官兵一起参加深夜3公里跑，一起接受寒冬浇水的抗冻训练……尽管台前是演艺界明星，但节目努力塑造“国家胜于明星”的氛围，内容强调政府近年力谷的“国力昌盛，武装先进”以及军人“满腔热血、铁骨铮铮”的形象，第二季首播收视率超过了1.98%。

2015年至2016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度举办真人秀节目培训班，矫正娱乐综艺节目“明星化”之风。在培训班上，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发言称：“真人秀节目要转变靠名人明星才能博取收视的陈旧观念，摒弃讲排场、拼明星的错误做法，吸纳更多各行各业基层群众参加节目制作。不能把群众作为明星陪衬或节目背景，要让群众成为节目的主角。”

这样的背景之下，东方卫视的《唱响中华》节目发起了邀请函，征集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选手。这是一档“外国人竞技歌唱秀”节目，符合总局鼓励制作播出“星素结合”和“具有中华文化特色，自主原创”的双重标签，节目号称要邀请全球外国友人为中国祝福。筹备期中制作人在其微博上公布了节目拟定歌单，不乏《我爱你中国》、《南泥弯》、《红旗飘飘》、《大中国》等等曲目。东方卫视更选择中国国庆日开始连续三晚首播。可以想象，这档节目犹如《我是歌手》与汉语桥的混合体，一定会出现“万邦来朝”的宏大气魄，穿插无数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各国友人高歌颂扬五星红旗的场景。

服从才有利益

西方媒体制度下，商业媒体的娱乐节目大多都有完善的赢利方式。比如《荷兰好声音》产业链条就包括：发行唱片、广告代言、版权使用费、发行纪念品和举办演唱会等。如果具备完善商业链条，媒体公司会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中国电视体制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决定了广播电视机构的资源配置和内部结构，有“国家撑腰”的强势电视台可以很容易地将其获得的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优势转换为市场中的垄断利益，市场竞争机制并不公平。

卫视部分运营，活动和制作的资金直接来自政府部门报批。大部分上星电视台电视剧制作成本达到一集150-200万，综艺节目一季制作费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如此高额的经费投资，政府不点头，卫视难以做到。而同时，官方背书的节目在招商环节对商家更有吸引力，高达千万甚至上亿的冠名费／广告费是节目最大的收入来源，《奔跑吧兄弟》就曾一度以高达五亿的冠名费为浙江卫视带来巨大收益。

其中也有悖论，商业价值强大的节目在中国稍有不慎就会惨遭打压，从十年前《超级女声》已有先例。亲子节目兴起后，2016年中国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通知》，禁止亲子类节目上黄金档，《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等明星亲子真人秀被迫停播或者转战互联网。节目变数之多，如今连参与的明星自己都不清楚结果。相关广告植入和冠名协议也被迫中止或重新商谈。为了不让项目做到一半就“夭折”，广告商更愿意去冠名安全稳妥不会被封禁的节目。这也促使电视台走向“节目健康化”，保障节目对广告商的吸引力。

如此一来，中国电视媒体成了政府的“公关股份有限公司”，几乎所有电视台和依附它们生存的制作公司都聪明地选择了与政策宣传合谋的喉舌角色。鉴于中央电视台几乎垄断了新闻和体育节目，各大卫视为了不断突破省级区域的限制，取得更多发展空间，就要积极依靠娱乐内容获取资本，求得经济资本的最大化。合谋带来的巨大收益让平台和制作公司对“跟党走”趋之若鹜。尽管插入政治宣传内容可能会牺牲内容的合理性，略为影响收视率，但总体而言，由于牺牲眼前的小利，就可以换取更长久的发展。

2017-2019年中国相继有建军90周年，十九大召开，建国70周年等重大活动，影视制作界笑称为“红色三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约束日渐升级，更加强了意识形态管理。几年前一些尺度踩线的节目会以网络平台为“避难所”，随着互联网版权控制和审批的逐渐加强，网络综艺与网络剧逐步加入收编，成为宣教的新力量。这些自制综艺也需要满足《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审批才能上架。“政治正确”也成为了网络节目积极靠拢的新风向。网络节目无法再野蛮生长，不得不纷纷加入“站边”，争夺资源和利益。

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是，爱奇艺的《中国有嘻哈》大获成功，在节目里，Hip Hop 音乐原本的批判，控诉，反叛和底层心声都被磨去了棱角。参赛的地下饶舌艺人很快成为主流价值的代言人，成为核心价值的传递者。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比如说唱街舞，人民群众喜欢就要用，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爱奇艺的自我审查和讲话内容可谓“天衣无缝”，平台确定下一步筹办《中国有舞蹈》，要在节目里通过选秀展现中国民间的街舞群体，原理恐怕与“有嘻哈”相去不远。

2017年6月1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整治网络节目。现在的网络节目和剧目审查基本严格到了与广播电视同标准、同尺度。9月22日公布的《关于电视剧网路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俗称“限酬令”），规定电视剧及网剧主要演员的酬劳不能超过总成本28%，这规定很可能变相让真人秀资源的抢夺更加激烈。

合作之下的生产：“去政治化”娱乐和政治消费

在政府与娱乐产业的耦合中，除了显而易见迎合政治宣传，也有意识形态之外更为隐秘，看似“去政治化”的部分。2011年来，官方屡次猛批娱乐节目，以各种名目管控综艺和真人秀，限制播出时间和明星阵容。但充满欣快和刺激的娱乐产业，很快在各种规条下找到了新的运作方式，通过规条为自身发展开辟新路。近两年的“反外国模式”政策就是一个绝佳案例。

综艺节目模式是综艺节目创意、流程、规则、技术规定、主持风格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节目中的节目文字脚本、舞美设计、音乐等构成作品的，可以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节目的模式和流程等设计被归纳到思想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些看来匪夷所思的规定，都写在《北京市高院关于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解答》第10条中。有这样的条文支持，此前沸沸扬扬的《中国好声音》版权纠纷案以此援引，判决简直为模式抄袭大开绿灯：尽管根据裁定，与荷兰 Talpa 公司签约的唐德影视拥有《中国好声音》中文节目名称相关权益，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禁止制作以《中国好声音》为中文名称的节目。但灿星仅仅改名换姓，将模式更名为《中国好歌声》，内容几乎完全不变，即可逃脱法律约束，将节目做得风生水起。中国官方颁布法令，限制国外引进模式的播出数量，倒为侵权提供了便利。

借助这些隐晦的鼓励，不少制作方趁外国节目模式版权不被保护，大张旗鼓直接抄袭。政府发布“限韩令”后，韩流内容对华出口受限，而中国电视台抄袭韩国节目的现象越来越多：来自韩国模式《Running Man》的《奔跑吧兄弟》改名《奔跑吧》，并加上“正能量内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伪装成国内原创节目，拒绝再继续购买版权；继《中餐厅》抄袭《尹食堂》之后，湖南卫视又即将推出新节目《亲爱的客栈》，抄袭自《李孝利家的民宿》；网络平台上，《中国有嘻哈》抄袭《Show Me The Money》，节目环节和镜头设计雷同，甚至连“地下乐手 diss 偶像歌手”的话题宣传都全数照搬……两国关系一日不缓和，业内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韩方的创意和版权在中国无法得到保障。观众并不深究那么多因果，有抄袭嫌疑的节目多数都赚得盘满钵盈。

失去了最后一点对主流话语的反抗

电视娱乐所带来的快感本来具有某种反抗性，如西方电视娱乐节目里面对一些政治明星们的恶搞，具有些许颠覆主流意识形态霸权的意味。在政策布局下，批判功能被简单肤浅的快感消费消除了，变成空洞的荧幕乐园。景观化的快乐遏制了大众文化的现实批判冲动，娱乐变成新的意识形态形式，限制了民众进行政治思考与公共活动。

多留意大热的电视节目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里的选手反复讲述凄惨的身世和实现梦想的决心，举止奇葩的“相亲专业户”在各个相亲节目的舞台上演出，辩论节目炒作选手的个人魅力多于对辩论题目的经营，明星们在真人秀游戏中没有来由地在一些规则奇怪的游戏里争夺输赢，后期拼贴的男女主角在糟糕的特效背景上谈着狗屁不通的恋爱……它们有暧昧的共同特征：光鲜亮丽的明星展示“上层”生活，感官刺激的节目题材制造快感，过分夸张化的社会现象疏解负能量。在这些之外，戏剧类则内容虚浮却视效耀眼的古装魔幻大IP负责“造梦”。民众得到快感满足时，政治冲动也在无形中被化解了。

《暴走大事件》，《万万没想到》，《屌丝男士》等作品源自西方脱口秀和喜剧文化，本应反映社会大众生活面貌和阶级差异，最后只充满了猎奇的新闻和充满猥亵意味的插科打诨。其中夹杂死板陈旧的家庭，性别和阶层观念，与政府想要宣扬的传统价值观不谋而合，把人们框死在固化的社会角色里。

种种不同面目的高潮狂欢之下，吊诡的文化现象展现出来：官方用政治手段将我们的娱乐“去政治化”，以政治语境来制造娱乐业中的政治“真空”；本应只是娱乐的作品捎带了教化的使命，看上去语气尖锐的作品其实不过是娱乐而已。这是娱乐产业受到严厉的质疑和批判的时期，但其又潜移默化地获得了广泛的民众认同。正是这样的现象，揭示着中国政治和娱乐产业复杂的共生状态，以及监控器和安慰剂对观众大脑的双重入侵。

（阿莫，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从业者，参与过多个卫视及网络平台大型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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