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是誰決定電視觀眾「看什麼」？

滾滾的黃河邊鋪上了耀眼奪目的紅地毯，精心地佈置着一架鋼琴和超過五十人的管弦樂團，合唱團身著黑白相間正裝肅穆而立。攝影師放出他們的面部特寫，把髮型拍得紋絲不亂，團員們面色凝重，一絲不苟。「下面請欣賞歌曲《保衛黃河》」李晨說。於是，近一百人開始在岸邊演奏與高歌。

這不是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而是熱門真人實境節目《奔跑吧兄弟》改頭換面之後的又一期內容。5月12日播出這一集叫《一起去看母親河》，隊伍的勝利條件是「完成《黃河大合唱》的第七樂章《保衛黃河》」。儘管參與其中的很多真人秀明星連歌詞都還沒背會，最後仍然全員勝出，皆大歡喜。後製將愛國主義教育常用的奔流河水，巍峨群山等影像與打扮入時，排練不足，偷看歌詞的明星臉剪輯在一起，詭異地展現出娛樂和政治宣傳的僵硬拼貼。這一期節目拿下了3.26%的超高收視率。

奔跑吧，黃河：政治正確的新娛樂

這些元素在如今火熱的綜藝和真人秀節目中十分常見，「政治正確」已經成為了娛樂產品的新姿態。在娛樂內容中置入政治話語，如家國同構、和諧社會、關心民眾等，電視娛樂最終回歸於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框架。廣電總局要求的文娛節目關懷社會，上海東方衛視2015年推出了《極限挑戰》，將與路人互動設置為節目亮點之一，拍攝場景往往選擇類似上海陸家嘴綠地、南京路步行街等指標式城市街景，讓市民大量參與，獲得了《人民日報》評論讚揚。節目還曾選址港台，曾邀請林志玲做嘉賓，造訪新北市淡水區的兩所大學；也曾加入曾志偉，徐錦江，苑瓊丹和黃宗澤，遊歷天后廟，果欄，電氣行，女人街，冰室等香港地道場景。節目之外，第二季的首播活動中「極限」六兄弟前往農民工子女學校關心慰問學生，加強了節目的品牌形象。這些特質都符合了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八月頒發文件《關於把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辦成講導向、有文化的傳播平台的通知》中對「電視上星綜合頻道公益屬性和文化屬性」的號召。

浙江衛視播出的真人秀《二十四小時》為了符合「國家發展概念」，第一季推出重走海上絲綢之路活動，公開宣布節目立意是響應「一帶一路」戰略，節目內容受到廣電總局表彰。2017年3月20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發文盛讚稱：「這是一檔好看、好玩又有意義的電視節目。節目中，時空水手團再次集結，為庇護鄭和團隊的『海之女神』找尋遺失在世界各地的信物，沿途展示所到城市的歷史文化、傳承和弘揚中國文化。」第一季平均收視為1.81%，也相當不俗。如今，安徽衛視也在考慮明星重走「一帶一路」的旅遊節目。

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朗讀者》自稱大型文化情感類節目，將感性的個人體驗與中外文學篇章結合，讓明星與名人嘉賓朗讀各自人生體驗中難忘的文字，主打「溫情」與「傳承」，符合總局對於「公益、文化、科技、經濟類節目」的鼓勵而受到大力推廣，自此，漢字、詩詞、成語、戲曲風潮在各大平台的節目佈局中拔地而起。儘管《朗讀者》平均收視率為1.01%，遠不如遊戲類節目火爆，但還是催生了《見字如面》，《喝彩中華》等一批主導教化的文化節目積極上新。有趣的是，如何界定文學經典與傳統的標尺並不在節目組手裏。讀錯了信的節目一樣要被暫停，響應號召與踩中地雷往往一步之遙。

如果說《極限挑戰》等節目的「政治正確」還停留在較為普通的民情關注，《真正男子漢》這一檔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和湖南衛視聯合推出的明星真人秀節目則更進一步，讓藝人走進軍營變身新兵，與在役官兵一起參加深夜3公里跑，一起接受寒冬澆水的抗凍訓練⋯⋯儘管台前是演藝界明星，但節目努力塑造「國家勝於明星」的氛圍，內容強調政府近年力谷的「國力昌盛，武裝先進」以及軍人「滿腔熱血、鐵骨錚錚」的形象，第二季首播收視率超過了1.98%。

2015年至2016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兩度舉辦真人秀節目培訓班，矯正娛樂綜藝節目「明星化」之風。在培訓班上，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發言稱：「真人秀節目要轉變靠名人明星才能博取收視的陳舊觀念，摒棄講排場、拼明星的錯誤做法，吸納更多各行各業基層群眾參加節目制作。不能把群眾作為明星陪襯或節目背景，要讓群眾成為節目的主角。」

這樣的背景之下，東方衛視的《唱響中華》節目發起了邀請函，徵集來自各行各業的民間選手。這是一檔「外國人競技歌唱秀」節目，符合總局鼓勵製作播出「星素結合」和「具有中華文化特色，自主原創」的雙重標籤，節目號稱要邀請全球外國友人為中國祝福。籌備期中制作人在其微博上公布了節目擬定歌單，不乏《我愛你中國》、《南泥彎》、《紅旗飄飄》、《大中國》等等曲目。東方衛視更選擇中國國慶日開始連續三晚首播。可以想象，這檔節目猶如《我是歌手》與漢語橋的混合體，一定會出現「萬邦來朝」的宏大氣魄，穿插無數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各國友人高歌頌揚五星紅旗的場景。

服從才有利益

西方媒體制度下，商業媒體的娛樂節目大多都有完善的贏利方式。比如《荷蘭好聲音》產業鏈條就包括：發行唱片、廣告代言、版權使用費、發行紀念品和舉辦演唱會等。如果具備完善商業鏈條，媒體公司會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集團，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批判性。而中國電視體制以政府為主導，政府決定了廣播電視機構的資源配置和內部結構，有「國家撐腰」的強勢電視台可以很容易地將其獲得的政府資金和政策支持優勢轉換為市場中的壟斷利益，市場競爭機制並不公平。

衛視部分運營，活動和製作的資金直接來自政府部門報批。大部分上星電視台電視劇制作成本達到一集150-200萬，綜藝節目一季制作費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如此高額的經費投資，政府不點頭，衛視難以做到。而同時，官方背書的節目在招商環節對商家更有吸引力，高達千萬甚至上億的冠名費／廣告費是節目最大的收入來源，《奔跑吧兄弟》就曾一度以高達五億的冠名費為浙江衛視帶來巨大收益。

其中也有悖論，商業價值強大的節目在中國稍有不慎就會慘遭打壓，從十年前《超級女聲》已有先例。親子節目興起後，2016年中國廣電總局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通知》，禁止親子類節目上黃金檔，《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等明星親子真人秀被迫停播或者轉戰互聯網。節目變數之多，如今連參與的明星自己都不清楚結果。相關廣告植入和冠名協議也被迫中止或重新商談。為了不讓項目做到一半就「夭折」，廣告商更願意去冠名安全穩妥不會被封禁的節目。這也促使電視台走向「節目健康化」，保障節目對廣告商的吸引力。

如此一來，中國電視媒體成了政府的「公關股份有限公司」，幾乎所有電視台和依附它們生存的製作公司都聰明地選擇了與政策宣傳合謀的喉舌角色。鑑於中央電視台幾乎壟斷了新聞和體育節目，各大衛視為了不斷突破省級區域的限制，取得更多發展空間，就要積極依靠娛樂內容獲取資本，求得經濟資本的最大化。合謀帶來的巨大收益讓平台和製作公司對「跟黨走」趨之若鶩。儘管插入政治宣傳內容可能會犧牲內容的合理性，略為影響收視率，但總體而言，由於犧牲眼前的小利，就可以換取更長久的發展。

2017-2019年中國相繼有建軍90周年，十九大召開，建國70周年等重大活動，影視制作界笑稱為「紅色三年」，中國政府對網絡的約束日漸升級，更加強了意識形態管理。幾年前一些尺度踩線的節目會以網絡平台為「避難所」，隨着互聯網版權控制和審批的逐漸加強，網絡綜藝與網絡剧逐步加入收編，成為宣教的新力量。這些自制綜藝也需要滿足《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審批才能上架。「政治正確」也成為了網絡節目積極靠攏的新風向。網絡節目無法再野蠻生長，不得不紛紛加入「站邊」，爭奪資源和利益。

其中一個饒有趣味的例子是，愛奇藝的《中國有嘻哈》大獲成功，在節目裏，Hip Hop 音樂原本的批判，控訴，反叛和底層心聲都被磨去了稜角。參賽的地下饒舌藝人很快成為主流價值的代言人，成為核心價值的傳遞者。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很多藝術形式是國外興起的，比如說唱街舞，人民群眾喜歡就要用，賦予其健康向上的內容」。愛奇藝的自我審查和講話內容可謂「天衣無縫」，平台確定下一步籌辦《中國有舞蹈》，要在節目裏通過選秀展現中國民間的街舞群體，原理恐怕與「有嘻哈」相去不遠。

2017年6月1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網絡視聽節目創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整治網絡節目。現在的網絡節目和劇目審查基本嚴格到了與廣播電視同標準、同尺度。9月22日公布的《關於電視劇網路劇製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俗稱「限酬令」），規定電視劇及網劇主要演員的酬勞不能超過總成本28%，這規定很可能變相讓真人秀資源的搶奪更加激烈。

合作之下的生產：「去政治化」娛樂和政治消費

在政府與娛樂產業的耦合中，除了顯而易見迎合政治宣傳，也有意識形態之外更為隱秘，看似「去政治化」的部分。2011年來，官方屢次猛批娛樂節目，以各種名目管控綜藝和真人秀，限制播出時間和明星陣容。但充滿欣快和刺激的娛樂產業，很快在各種規條下找到了新的運作方式，通過規條為自身發展開闢新路。近兩年的「反外國模式」政策就是一個絕佳案例。

綜藝節目模式是綜藝節目創意、流程、規則、技術規定、主持風格等多種元素的綜合體。節目中的節目文字腳本、舞美設計、音樂等構成作品的，可以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而節目的模式和流程等設計被歸納到思想範疇，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這些看來匪夷所思的規定，都寫在《北京市高院關於綜藝節目著作權糾紛案件解答》第10條中。有這樣的條文支持，此前沸沸揚揚的《中國好聲音》版權糾紛案以此援引，判決簡直為模式抄襲大開綠燈：儘管根據裁定，與荷蘭 Talpa 公司簽約的唐德影視擁有《中國好聲音》中文節目名稱相關權益，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禁止制作以《中國好聲音》為中文名稱的節目。但燦星僅僅改名換姓，將模式更名為《中國好歌聲》，內容幾乎完全不變，即可逃脫法律約束，將節目做得風生水起。中國官方頒布法令，限制國外引進模式的播出數量，倒為侵權提供了便利。

借助這些隱晦的鼓勵，不少製作方趁外國節目模式版權不被保護，大張旗鼓直接抄襲。政府發佈「限韓令」後，韓流內容對華出口受限，而中國電視台抄襲韓國節目的現象越來越多：來自韓國模式《Running Man》的《奔跑吧兄弟》改名《奔跑吧》，並加上「正能量內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偽裝成國內原創節目，拒絕再繼續購買版權；繼《中餐廳》抄襲《尹食堂》之後，湖南衛視又即將推出新節目《親愛的客棧》，抄襲自《李孝利家的民宿》；網絡平台上，《中國有嘻哈》抄襲《Show Me The Money》，節目環節和鏡頭設計雷同，甚至連「地下樂手 diss 偶像歌手」的話題宣傳都全數照搬⋯⋯兩國關係一日不緩和，業內就可以利用這個漏洞，韓方的創意和版權在中國無法得到保障。觀眾並不深究那麼多因果，有抄襲嫌疑的節目多數都賺得盤滿鉢盈。

失去了最後一點對主流話語的反抗

電視娛樂所帶來的快感本來具有某種反抗性，如西方電視娛樂節目裏面對一些政治明星們的惡搞，具有些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的意味。在政策佈局下，批判功能被簡單膚淺的快感消費消除了，變成空洞的螢幕樂園。景觀化的快樂遏制了大眾文化的現實批判衝動，娛樂變成新的意識形態形式，限制了民眾進行政治思考與公共活動。

多留意大熱的電視節目我們可以看到，選秀節目裏的選手反復講述淒慘的身世和實現夢想的決心，舉止奇葩的「相親專業戶」在各個相親節目的舞台上演出，辯論節目炒作選手的個人魅力多於對辯論題目的經營，明星們在真人秀遊戲中沒有來由地在一些規則奇怪的遊戲裏爭奪輸贏，後期拼貼的男女主角在糟糕的特效背景上談着狗屁不通的戀愛⋯⋯它們有曖昧的共同特徵：光鮮亮麗的明星展示「上層」生活，感官刺激的節目題材製造快感，過分誇張化的社會現象疏解負能量。在這些之外，戲劇類則內容虛浮卻視效耀眼的古裝魔幻大IP負責「造夢」。民眾得到快感滿足時，政治衝動也在無形中被化解了。

《暴走大事件》，《萬萬沒想到》，《屌絲男士》等作品源自西方脫口秀和喜劇文化，本應反映社會大眾生活面貌和階級差異，最後只充滿了獵奇的新聞和充滿猥褻意味的插科打諢。其中夾雜死板陳舊的家庭，性別和階層觀念，與政府想要宣揚的傳統價值觀不謀而合，把人們框死在固化的社會角色裏。

種種不同面目的高潮狂歡之下，弔詭的文化現象展現出來：官方用政治手段將我們的娛樂「去政治化」，以政治語境來製造娛樂業中的政治「真空」；本應只是娛樂的作品捎帶了教化的使命，看上去語氣尖銳的作品其實不過是娛樂而已。這是娛樂產業受到嚴厲的質疑和批判的時期，但其又潛移默化地獲得了廣泛的民眾認同。正是這樣的現象，揭示着中國政治和娛樂產業複雜的共生狀態，以及監控器和安慰劑對觀眾大腦的雙重入侵。

（阿莫，中國電視節目製作從業者，參與過多個衛視及網絡平台大型節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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