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惠芬：他们想学好中文你们不教好，现在要他们爱国？

你为了别人生活忧戚，可以牺牲多少？

王惠芬（Fermi）是香港融乐会创办人，十多年来为本地少数族裔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统称南亚裔──居民争取权益，拖垮了身子，癌症都找上她，先是2013子宫起革命，动手术连根拔起，去年又确诊乳癌，至今抗战。

当初融乐会成立，是时势使然。话说Fermi从城市大学社工系毕业，加入某知名非政府机构，眼见不少尼泊尔青年失学，流连球场及游戏机中心，才发现少数族裔被社会遗忘，便四出奔走替他们找学校，一番好心怎想到触令犯禁，工作团队当中十个社工倒有八个反对她的做法，理由是身为中国人，流着中国人的血，可不能服务外族。

王惠芬一听悱愤，心想：“难道你要染金毛才可服务金毛（那些年流行染金头发）？ 你要堕过胎才可服务堕胎少女？”机构声称资源有限，必先服务香港人，内地新移民次之，最后才到少数族裔，Fermi揭竿起义，说：“站在公义原则，尤其社工的价值观，基本上没有背景、种族之分，谁最有需要便服务谁。”

有同事坚持服务名校九龙华仁书院当中成绩较差的学生，Fermi表示：“我同意名校里面水皮（成绩差）学生承受很大压力，但资源有限，华仁的水皮学生与失学街童相比，谁更需要服务？”如此这般惹来众怒，工作两年多泰半以泪洗面，最终被迫辞职。

离职当天声泪俱下，要求督导主任将少数族裔包括在这家机构的服务优次之中，即使排到最低也好，起码有份，主任一口答允，说：“我们任何一个服务少数族裔的社工都比你好！”王惠芬父姊弟妹四人智障，主任直捣死穴，说：“你家中那么多人弱智，你可曾怀疑自己也是弱智，有精神病？”

时为2000年，只有个别政府机构有限度帮助外籍佣工，她苦寻服务少数族裔的工作而不果，南亚裔人士却不停向她求助，原来督导主任食言，将他们拒诸门外，前线社工说：“No Fermi Wong, no service.（没有王惠芬，没有服务）”根据守则，社工离开服务机构后必须提供空间让同事接手，她不能回复求助者，双方因官僚制度而阻隔。

尼泊尔爸爸街头下跪求援

转捩点在那年圣诞节出现，王惠芬途经佐敦，一名尼泊尔男子劈头问道：“Are you Fermi Wong?（你是王惠芬吗？）”话不两句双膝及地，原来此人的大儿子在老家吸毒暴毙，小儿子在港也染上毒瘾，素闻Fermi Wong高义，特来求援。当下王惠芬感慨：“香港华人只要肯戒毒，一定找到服务，为何一个香港尼泊尔爸爸要下跪？我感到很羞愧。”

后来，城市大学恩师莫庆联却劝她自立门户，小女孩那刻醍醐灌顶，2001年3月融乐会成立，替少数族裔求职、找学校、上法庭、到警局、戒毒、学广东话、处理人际关系、家暴，都是一般社工工作，“唯一跟一般社工不同，我做很多政策倡议和政治游说，立法禁止种族歧视。”

人无财不行，融乐会向某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申请到资助，如此三年，该非政府组织问王惠芬，反种族歧视条例仍未立法，融乐会有啥用？她反问，香港民主派争取了几十年，如今可有民主？2008年终于失去这份资助，翌年反种族歧视条例却刊宪生效。

该会改向一些家族基金申请，对方倒也愿意给钱，条件是放弃政策倡议，也请Fermi不要再骂政府。更有甚者，该会其中一名员工就读中文大学，成绩突出，获校方推荐申请某大银行奖学金，那银行知道其融乐会背景，要求辞职。Fermi等人宁可穷风流也不愿折腰，说：“我们有些性格，不再向任何与政府有关的团体申请。我们有个原则，申请资助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的工作有任何介入或者影响。有性格就贫穷，同事支取市价三分一人工。”

打拼十多年，香港政府依然忽视少数族裔权益，然而王惠芬的汗水没有白流，名声广传，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大学生、台湾服务原住民的非政府组织多番找上她，请教保育文化之道。据她观察，随著中国发展，少数族裔有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

1997年之前香港中英文双头马车并行，少数族裔不一定要读中文，回归后突然硬性规定修读，政府却无针对性政策协助，结果这群学生不是入读主流学校，跟不上进度自生自灭，就是转投南亚裔占九成以上的所谓指定学校，学习显浅的中文。

不是太深，就是太浅。2011年平等机会委员会公布，香港18%华裔学生考进大学，少数族裔只有0.6％。

另外，少数族裔即使生于香港，并非自动享有中国籍，要先归化，之后才可申请特区护照，“同样是归化，美国讲人权、权利，香港讲酌情，意思是，你想加入我们中国，我用一种酌情，让你共享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荣耀，于是条件便不清楚。”

条件有十项，其中一项便是中文语言流利，王惠芬肝火大动：“盛智文（‘兰桂坊之父’，原籍加拿大）懂得中文吗，司马文（南区区议会议员，原籍荷兰）懂得中文吗，为何四个月便入籍？印巴人说流利广东话为何不算？”

中国人强调血缘，所谓流着中国人的血，然而国籍可以变，血不能变，另一项入籍条件却是拥有中国血统，这点南亚裔——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人——也要投降。其次直系亲属是中国人，即是跨文化，例如爸爸娶个华人，但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却甚少跨文化结婚。

南亚裔是被政府遗忘的一群。虽是香港居民，然而受政策所限，入籍中国、申请特区护照千难万难，王惠芬说：“他们很生气，我想入中国籍你们不许，我想学好中文你们不教好，但现在你要求我爱国？”

他们爱香港，但离中国还远

2012年政府推出国民教育，就是爱国教育，“爱香港是理所当然，他们真的很喜欢香港，香港很特别；但我们对中国主权一直很陌生，直至近年才宣传，连华人也抗拒这些宣传，例如面对国旗要感动流泪，有些巴基斯坦人问我，看着巴基斯坦国旗感动算不算？”

中国强大，香港教科书内容也跟著调整，有少数族裔小孩子捧着书本问王惠芬：“黄河真是我的母亲吗？”在小小的心灵中，可能觉得恒河更像妈妈。王说：“教科书假设你和内地有一个故乡的情感与联系，但少数族裔完全没有。”

她认为狭隘国家民族主义会变成种族主义，“你留意所谓爱国爱港人士用什么字眼，‘中国人地方’，‘不喜欢便滚出中国’，你不断强调中国人地方，我们是中国人，少数族裔说我是香港人，只不是华裔。有人将香港变成一个纯中国人的地方，这祸害很大，中国政府未必刻意如此，但就结果而言是这样。”

新兴政党却反其道，王早前致函香港泛民主派，问题一道：“少数族裔算不算香港人？”民主党、公民党、香港众志答案正面，本土派一概不回复，可怜少数族裔在政府与本土之间两面不是人。

在王惠芬眼中，台港命运相同，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本身十分汉化，国语（普通话）是官方语言，充其量有人说台语，但对于原住民来说两者都是外来语言。”近年台湾政府鼓励原住民长老教导子弟母语方言，奈何新一代宁可说国语，方便就业，如此一来失去自身语言，也是失去文化的第一步。

“原住民世代都是台湾的一部份，严重点说，是外来人和外来政权侵占了他们的地方，然后以强权和政策一步步使他们的文化失去价值。本来抗衡汉化已经够难，现在台湾经济向中国靠拢，更加回不了头，经济在任何价值之上，原住民想保育更加困难。”

机构、政党、政府、国家、国际的视而不见

跟移民不同，原住民的文化失去了便永久失去；移民即使失去文化，他们的国家还在，“譬如巴基斯坦人在香港，我们不保护他们的文化，但整个巴基斯坦还在；但如果台湾原住民例如阿美族的文化消失，语言消失，便在整个世界消失。”

另外，台湾好些华裔男士娶了东南亚女子为妻，生下混血小孩。父系社会爸爸多数上班，妈妈在家带孩子，这些孩子的情况跟原住民恰恰相反，学会妈妈的语言而非国语，难以融入台湾主流社会，成为弱势。这点跟中国崛起没有关系，却不容忽视。

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及非政府组织多次找上王惠芬，请教如何保存自己文化，毕竟他们首当其冲，受当权者打压，Fermi说：“大国崛起对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进一步打压，压抑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但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基于中国的经济机会，甚少以至完全不敢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批评，对于中国打压少数民族也视而不见。”

中国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及政治上处于弱势，贫穷及文盲比率高于汉人，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在强权之下越来越受压抑和边缘化。然而比起汉人，少数民族能以较低分数入大学及加入公务员行列，当作是汉化的补偿。“纵使有这些积极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很少人能够受惠于这项政策，因为他们很少能读上去，有些因为家贫尽早工作帮补家计，或者中文能力不足，成绩不足以升读大学。”

她总结：“纵观几千年历史，中国总是同化别人，即使多次遭受外族统治，最后也不会欣赏或保留那些文化。中国的汉人为主的强大，让少数民族、族裔的宗教、文化进一步被边缘化。在经济的旗帜之下，经济above everything，如果你追不上中国的经济列车，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过得很伤痛。”

2013年，王惠芬离开融乐会，翌年全情投入雨伞运动，同时也让该会新任管理层建立自己的工作模式，避免施加任何影响力，后来不堪主席吴霭仪多番邀请，终于重返董事会。今年，她委托黎苑姗撰写的自传《公义的颜色：王惠芬与少数族裔的平权路》新书出版，为她的这些年，留下珍贵的纪录。

乳癌主要疗程刚刚结束，之后五年还需服用抗癌药，她的抑郁症也趋稳定，往后打算学习如何支援情绪病患者，以过来人身份施以援手。少数族裔得知恩人抱恙，纷纷诚心祷告祝愿康复，虽然Fermi信奉基督上主，对方则是回教徒，然而每天为她守斋戒，上庙宇，足见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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