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后效益主义尖端，我们还可以拥有纯粹的爱情吗？陶国璋的“爱情哲学课”

——编者

这代年轻人置身“后效益主义的尖端”，较愿意接近事物的“本真”，或许是恋人超越“求不得” 或“怨憎”之苦 ，甚至寻觅Pure Relationship的出路⋯⋯

翻箱倒柜，拭去灰尘，封面印上 “Today Happy？”的笔记簿重见天日，字迹密麻麻，像断片记忆，那些年旁听“爱情哲学”课的光影依稀跃然纸上——

“轻不着地”，是陶国璋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形容现代年轻人无从觅得沉重感、必然性乃至陷入“怖栗”（dread）。学生如我学懂了，却不代表能摆脱日常情爱的琐碎，虚浮，但心头至少还是装载了名为“了解自我（Know Thyself）”的一把滑翔伞——既然无处着陆，不如以澄明目光去凝视，睁开眼，俯瞰“爱情”这块麦田迷宫。

那是2012年初春，香港中文大学山城校园花开花落之时，我开始走入陶国璋老师的“爱情哲学”课堂。彼时人文馆一隅，容纳近百人的课室，每逢星期二下午便炽热沸腾，同学或散坐梯级，或倚墙而站，只求占一席位旁听。

若要从“官方语言”理解这门课，可算是一种不浪漫的罪名。香港中文大学规定各院系学士生须完成通识教育学分要求，其课程编号UGED2891中的“UGED”，意指它隶属“自我与人文”范围，亦即“让学生探索人类价值信念的多样性，反思人类行为的意义，从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无需认真考究此描述是否得到实践，事实是此课造就五湖四海的同学聚首一堂，讨论交流，价值碰撞生出火花。毕竟无论是高举理性如科学、法律，抑或拥抱情感如文学、社科，大家在情路上不过殊途同归。

中大开办“爱情哲学”课的起源，有指可以追溯至哲学系张灿辉教授于1990年代回流香港作开荒牛的时节。他曾在访问中提及这门课程的目的“并非旨在培养学生成为爱情专家，乃是让学生能对生命、对爱情有更深邃的省思”。 翻查近年课程时间表，“爱情哲学”在每个学期皆榜上有名，却陆续由三至四位不同导师任教，当中以中大哲学系讲师陶国璋最为人熟悉。

为青春时光求问爱情，够浪漫了吧？但老师初次见面，便向各位同学解构爱情的“180日效应”，恋人相处的快乐程度，原是随半年光景递减至平淡；接下来又引述生物学家 Helen Fisher 指所谓“一见钟情”纯属生物本能的美丽误会；又讲到希腊神话美少年 Narcissus 的镜花水月自恋型态；再以光秃树枝放进盐湖形成美丽结晶，借喻爱情不过是人类主观投射幻象的“结晶”（Crystallisation）理论⋯⋯

其实觉悟之后，会有一个认识的阶段，即是由对方认识自己，会对爱情深入很多。

但上述种种，却又并非全然批判“浪漫”，否则我们何以执迷于寻找失落的另一半及原初的“共生结合”（Symbiotic Union）？何以因无法驳斥从科学观看爱情之合理、却又触不到爱情之长久而嗟叹？何以为了《恋人絮语》中的少年维特在夏绿蒂面前自形孤独、时喜时悲而心神起伏？只是这门课渴望学生理解的，远不止此。它还希望学生能够理解如“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呐喊：“人生就如钟摆，在无穷尽的痛苦和无聊之间摆荡”；希望学生能够懂得孤独自处而排拒寂寞的可能；以至希望学生识得形形色色的“爱”：Eros（感性情怀）、Philia（理性关爱）、Agape（博爱）、Confluent Love（汇流爱）、Liebestod（至死之爱）、墨子“兼爱”、五伦“人情”，等等。

归根究柢，所谓“爱情哲学”，并非指向唯一终极道路，而是透过涵盖生物学、心理学、宗教、哲学、历史以至文艺理论等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拒绝歌颂或贬抑，坦诚面前众生色相的爱情盲点。还有约一小时的电影选辑，陶国璋老师捋起衣袖，侃侃而谈，淡然说个冷笑话，又自述起与一位女子的故事“彩蛋”（印象中是无疾而终⋯⋯）。他常啜一口茶，便继续说下去⋯⋯门缝日照随时光推移，三小时的课从不觉漫长。

陶国璋老师曾于1970、1980年代在新亚研究所师承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涉猎道家、康德等中西哲学，又出版书籍推动普及哲学。他在中大讲授“幸福论”、“电影、哲学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等通识课程，但满座之选，还是当数“爱情哲学”和“死亡与不朽”两门。“死亡与不朽”一课，学生间普遍耳语流传金句谓“九个‘死亡’，一个‘不朽’”，意思是此课只有一成机会取得佳绩。老师自小蒙受肾病煎熬，感悟生死份外真诚确切，课程中他精辟的电影分析，参观解剖室与殡仪馆等“特备”环节的安排，亦大获学生好评。

来到“爱情哲学”一课，也是务求令学生能从多种途启发思维，即邀来“明星”客座讲者，也有自身经验分享。例如他邀请以入世讲佛见称的衍空法师谈“爱的风险管理”（印象中我读书的当年因事取消⋯⋯）；也请来有“性博士”之誉的香港大学精神科教授、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副主席吴敏伦，分享在香港教育框架下如何戒除以非人化或轻蔑化等扭曲手段谈性；还跟学生分享他与妻子从笔友相交至恩爱四十载的非凡经历：“弄清楚想要甚么，不要沉迷于铺天盖地的爱情通病，却不可能不需要爱情吧？”

我于课堂笔记中未能尽录的书目和电影清单，也是老师为学生敞开的一扇扇通往文字、光影世界的门。还记得那时，我对他引用来阐释“轻不着地”概念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念念不忘，其后终开卷邂逅因六次偶然相遇、在轻与重及灵与肉之间牵扯的Tomáš与Tereza；我还在那些日子迷上了在课堂隙缝之间，窝在联合书院图书馆看电影：《心跳500天》、《太阳照常升起》、《千与千寻》⋯⋯如是大长知识。

事实是此课造就五湖四海的同学聚首一堂，讨论交流，价值碰撞生出火花。

除了十三堂星期二的课，还有一个晚上，令我难以忘怀。那是陶国璋老师在一节课公布的“夜话”环节：邀请同学在四月某夜，到访其办公室，畅谈爱情疑难。犹记得当时，我自身陷落迷惘惶惑，平素因性格使然，我甚少向他人敞开心扉，惟独那次却浮起难以名状的倾诉念头，是逞强？是信任？我记得自己由新亚书院步往冯景禧楼，路程不远，脚步伴随月色，却屡次踌躇。最终，还是叩了门，从昏暗走廊踏进灯亮房间，与另一在场的女生娓娓道来各自的爱情篇章。

那次“夜话”的细枝末节，于我已渐趋模糊了。只记得我们三人逐一分享，质询在香港充斥著社会经济要求的现实爱情下，能否找到想法一致的灵魂伴侣（Soulmate）？尤其我们“想得太多”会否弄巧成拙？无解不等于绝望，陶国璋老师倾听后，不徐不疾地分享，提及这代年轻人置身“后效益主义的尖端”，较愿意接近事物的“本真”，或许是恋人超越“求不得” （无法与心爱的人一起）或“怨憎会”（勉强维持关系却怨怼相处）之苦 ，甚至寻觅Pure Relationship的出路。此情此景，尽管少年目光逐渐被现实“削平”而锐利不再，依然未敢忘记。

正如陶国璋老师年前接受中大学生访问时表示，经历憧憬阶段的消逝，恋人并肩走进“隧道”，要不就散失彼此，要不就朝着远处隐约一点光匍匐前进：“其实觉悟之后，会有一个认识的阶段，即是由对方认识自己，会对爱情深入很多。”

有一种觉悟叫学习。若求问爱情，如雾里看花，完成一整学期的课也未必能让你神奇地豁然开朗，但踉跄跌倒后，至少能舔舐伤痕、沉稳脚步。更不用说《西藏生死书》、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二者可谓横跨陶国璋老师各门各课的“集体回忆”）等贯穿课堂、指涉情爱以外大千世界的文本，令人能够在其感召下，以坦诚和理解为定向座标，继续迎向未知的冒险。

作者花兄，迷恋文字，却疏于笔耕；抗拒（被）植根，唯有游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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