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後效益主義尖端，我們還可以擁有純粹的愛情嗎？陶國璋的「愛情哲學」課

——編者

這代年輕人置身「後效益主義的尖端」，較願意接近事物的「本真」，或許是戀人超越「求不得」 或「怨憎」之苦 ，甚至尋覓Pure Relationship的出路⋯⋯

翻箱倒櫃，拭去灰塵，封面印上 「Today Happy？」的筆記簿重見天日，字迹密麻麻，像斷片記憶，那些年旁聽「愛情哲學」課的光影依稀躍然紙上——

「輕不着地」，是陶國璋老師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口頭禪，形容現代年輕人無從覓得沉重感、必然性乃至陷入「怖慄」（dread）。學生如我學懂了，卻不代表能擺脫日常情愛的瑣碎，虛浮，但心頭至少還是裝載了名為「了解自我（Know Thyself）」的一把滑翔傘——既然無處着陸，不如以澄明目光去凝視，睜開眼，俯瞰「愛情」這塊麥田迷宮。

那是2012年初春，香港中文大學山城校園花開花落之時，我開始走入陶國璋老師的「愛情哲學」課堂。彼時人文館一隅，容納近百人的課室，每逢星期二下午便熾熱沸騰，同學或散坐梯級，或倚牆而站，只求佔一席位旁聽。

若要從「官方語言」理解這門課，可算是一種不浪漫的罪名。香港中文大學規定各院系學士生須完成通識教育學分要求，其課程編號UGED2891中的「UGED」，意指它隸屬「自我與人文」範圍，亦即「讓學生探索人類價值信念的多樣性，反思人類行為的意義，從而加深對自己的瞭解。」無需認真考究此描述是否得到實踐，事實是此課造就五湖四海的同學聚首一堂，討論交流，價值碰撞生出火花。畢竟無論是高舉理性如科學、法律，抑或擁抱情感如文學、社科，大家在情路上不過殊途同歸。

中大開辦「愛情哲學」課的起源，有指可以追溯至哲學系張燦輝教授於1990年代回流香港作開荒牛的時節。他曾在訪問中提及這門課程的目的「並非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愛情專家，乃是讓學生能對生命、對愛情有更深邃的省思」。 翻查近年課程時間表，「愛情哲學」在每個學期皆榜上有名，卻陸續由三至四位不同導師任教，當中以中大哲學系講師陶國璋最為人熟悉。

為青春時光求問愛情，夠浪漫了吧？但老師初次見面，便向各位同學解構愛情的「180日效應」，戀人相處的快樂程度，原是隨半年光景遞減至平淡；接下來又引述生物學家 Helen Fisher 指所謂「一見鍾情」純屬生物本能的美麗誤會；又講到希臘神話美少年 Narcissus 的鏡花水月自戀型態；再以光禿樹枝放進鹽湖形成美麗結晶，借喻愛情不過是人類主觀投射幻象的「結晶」（Crystallisation）理論⋯⋯

其實覺悟之後，會有一個認識的階段，即是由對方認識自己，會對愛情深入很多。

但上述種種，卻又並非全然批判「浪漫」，否則我們何以執迷於尋找失落的另一半及原初的「共生結合」（Symbiotic Union）？何以因無法駁斥從科學觀看愛情之合理、卻又觸不到愛情之長久而嗟嘆？何以為了《戀人絮語》中的少年維特在夏綠蒂面前自形孤獨、時喜時悲而心神起伏？只是這門課渴望學生理解的，遠不止此。它還希望學生能夠理解如「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吶喊：「人生就如鐘擺，在無窮盡的痛苦和無聊之間擺盪」；希望學生能夠懂得孤獨自處而排拒寂寞的可能；以至希望學生識得形形色色的「愛」：Eros（感性情懷）、Philia（理性關愛）、Agape（博愛）、Confluent Love（匯流愛）、Liebestod（至死之愛）、墨子「兼愛」、五倫「人情」，等等。

歸根究柢，所謂「愛情哲學」，並非指向唯一終極道路，而是透過涵蓋生物學、心理學、宗教、哲學、歷史以至文藝理論等領域的知識和理論，拒絕歌頌或貶抑，坦誠面前眾生色相的愛情盲點。還有約一小時的電影選輯，陶國璋老師捋起衣袖，侃侃而談，淡然說個冷笑話，又自述起與一位女子的故事「彩蛋」（印象中是無疾而終⋯⋯）。他常啜一口茶，便繼續說下去⋯⋯門縫日照隨時光推移，三小時的課從不覺漫長。

陶國璋老師曾於1970、1980年代在新亞研究所師承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涉獵道家、康德等中西哲學，又出版書籍推動普及哲學。他在中大講授「幸福論」、「電影、哲學與人生」、「中國文化要義」等通識課程，但滿座之選，還是當數「愛情哲學」和「死亡與不朽」兩門。「死亡與不朽」一課，學生間普遍耳語流傳金句謂「九個『死亡』，一個『不朽』」，意思是此課只有一成機會取得佳績。老師自小蒙受腎病煎熬，感悟生死份外真誠確切，課程中他精闢的電影分析，參觀解剖室與殯儀館等「特備」環節的安排，亦大獲學生好評。

來到「愛情哲學」一課，也是務求令學生能從多種途啓發思維，即邀來「明星」客座講者，也有自身經驗分享。例如他邀請以入世講佛見稱的衍空法師談「愛的風險管理」（印象中我讀書的當年因事取消⋯⋯）；也請來有「性博士」之譽的香港大學精神科教授、香港性教育促進會副主席吳敏倫，分享在香港教育框架下如何戒除以非人化或輕蔑化等扭曲手段談性；還跟學生分享他與妻子從筆友相交至恩愛四十載的非凡經歷：「弄清楚想要甚麼，不要沉迷於鋪天蓋地的愛情通病，卻不可能不需要愛情吧？」

我於課堂筆記中未能盡錄的書目和電影清單，也是老師為學生敞開的一扇扇通往文字、光影世界的門。還記得那時，我對他引用來闡釋「輕不着地」概念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念念不忘，其後終開卷邂逅因六次偶然相遇、在輕與重及靈與肉之間牽扯的Tomáš與Tereza；我還在那些日子迷上了在課堂隙縫之間，窩在聯合書院圖書館看電影：《心跳500天》、《太陽照常升起》、《千與千尋》⋯⋯如是大長知識。

事實是此課造就五湖四海的同學聚首一堂，討論交流，價值碰撞生出火花。

除了十三堂星期二的課，還有一個晚上，令我難以忘懷。那是陶國璋老師在一節課公佈的「夜話」環節：邀請同學在四月某夜，到訪其辦公室，暢談愛情疑難。猶記得當時，我自身陷落迷惘惶惑，平素因性格使然，我甚少向他人敞開心扉，惟獨那次卻浮起難以名狀的傾訴念頭，是逞強？是信任？我記得自己由新亞書院步往馮景禧樓，路程不遠，腳步伴隨月色，卻屢次躊躇。最終，還是叩了門，從昏暗走廊踏進燈亮房間，與另一在場的女生娓娓道來各自的愛情篇章。

那次「夜話」的細枝末節，於我已漸趨模糊了。只記得我們三人逐一分享，質詢在香港充斥著社會經濟要求的現實愛情下，能否找到想法一致的靈魂伴侶（Soulmate）？尤其我們「想得太多」會否弄巧成拙？無解不等於絕望，陶國璋老師傾聽後，不徐不疾地分享，提及這代年輕人置身「後效益主義的尖端」，較願意接近事物的「本真」，或許是戀人超越「求不得」 （無法與心愛的人一起）或「怨憎會」（勉強維持關係卻怨懟相處）之苦 ，甚至尋覓Pure Relationship的出路。此情此景，儘管少年目光逐漸被現實「削平」而銳利不再，依然未敢忘記。

正如陶國璋老師年前接受中大學生訪問時表示，經歷憧憬階段的消逝，戀人並肩走進「隧道」，要不就散失彼此，要不就朝着遠處隱約一點光匍匐前進：「其實覺悟之後，會有一個認識的階段，即是由對方認識自己，會對愛情深入很多。」

有一種覺悟叫學習。若求問愛情，如霧裏看花，完成一整學期的課也未必能讓你神奇地豁然開朗，但踉蹌跌倒後，至少能舔舐傷痕、沉穩腳步。更不用說《西藏生死書》、黑格爾的「主人奴隸辯證法」（二者可謂橫跨陶國璋老師各門各課的「集體回憶」）等貫穿課堂、指涉情愛以外大千世界的文本，令人能夠在其感召下，以坦誠和理解為定向座標，繼續迎向未知的冒險。

作者花兄，迷戀文字，卻疏於筆耕；抗拒（被）植根，唯有游弋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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