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投罗网：乌鲁木齐返乡记

近乡情怯。

七月订好回乌鲁木齐的机票，归期临近，躁郁不安。

倒不怕物是人非、回不到心中的故乡，那种情愫于我们早已是奢侈——稳定高于一切，市民生活空间被无限压缩，空出的地方由维稳大军填满：沿街叫卖的烤肉黄面店不见了，原地长出几百米一个的治安联防亭。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半吊子保安扫清一切不安定因素，也扫清记忆中的二道桥、三道巷。

我的害怕像是多年未踏足医疗机构的人，将要奔赴一场全面而严格的身体检查。在探测器具扫过皮肤脏器之前，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安全，是否足够“爱国爱疆”。而如果被发现确是“伪劣产品”，也无法得知将会面临何种处罚——毕竟，大部分本该公开的“新闻”，在被曝光之前就因“涉及国家秘密”或“影响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而烟消云散了。哪怕是众所周知的“七·五”，想要知道那天发生的一切，所凭借的永远是人们的口耳相传，整个城市的脉络都搭建在血腥的都市传说之上。

“七·五”事件

404

互联网是现代人们生活、工作、交流、娱乐的重要平台，每个网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好、使用好这个平台。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后，从通信管制到逐步开放期间，广大网民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

另一层不安则类似幽闭恐惧症，且发病已久。早在2009年7月，“七·五”发生不久，全疆“信息戒严”，除了新疆内部的几个网站外，其他网站几乎都无法访问，于一般用户而言，这无异于物理断网。

想像你长期居住在一个四个德国大小的局域网世界里，没有人知道屏幕上 404 铸就的大门（编注：HTTP 404 错误信息代表客户端在浏览网页时，服务器无法正常提供信息）什么时候会打开。新疆和“口里”（编注：“口里”是新疆汉话中对内地省份的称呼，意指现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中国各省）的边界，在长城嘉峪关之外，又多了一重关卡。

那个夏天我在香港，暴徒沿街砍人的录影是在巴士车载电视屏幕看到的，当晚和家人通电话，惊觉我知道的信息比他们所有人都多。

没过几天，想要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就需要肉身“翻墙”到深圳——香港属境外地区，无法打电话回疆。那两个月的周末，我都在罗湖边检排队过关。大约第四次，中国海关工作人员没有直接放行，他看着出入境纪录讪笑：“你户籍这么敏感，还出入境频繁，让我很难做啊。”半晌指着身份证地址栏说：“你这个家庭住址像是胡诌的，‘天山区’，还真有人住在天山里啊？”

我知道这不是分辨满山遍野的蒙古包的“天山”和作为行政区划的“天山区”的时候，只类比：“广州不是还有天河区吗？”他不搭话，又问：“你是少数民族吗？”我指给他看“民族”一栏上“汉族”二字，他仍不罢休：“为什么你长得像呢？”我被气出胆子，扬声问他有没有见过少数民族。他只得悻悻在通行证上敲章扔回给我，哼哼两句，“你不是恐怖分子吧？”我不知是好笑还是好气，小官大过天，只摇头往前走。

那时深圳的小商店里还有四毛钱一分钟的公用电话。我把从外媒和港媒上看到的信息说给母亲，她不为所动。只两个月，她已从无政府社会状态中的惶恐转回大国子民的从容，还屡屡打断我，“别胡说啊，现在电话都被监控着，不要散布谣言。”商店墙上的电视在播新闻，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外国记者说，策划“七·五”事件的三股势力在境外用手机和互联网煽动串连，为了维稳，断网有它的必要性。

三百多天后，网开了，但比“口里”各省管得严，那些在其他省份时通时不通的网站，在新疆表现稳定——永远打不开。有次回家前，经验十足的同事帮我设置了 VPN 和 Shadowsocks，这些在北上广畅通无阻的“翻墙”利器，到了乌鲁木齐立刻哑炮。有天我好不容易翻墙出来，在微信朋友圈炫耀，引来多条回复。其中有位在自治区政府做文秘的高中同学，留言问我是怎么“翻墙”的，抱怨自己已困在墙内多年。我只觉荒谬，想起《盛世》里，陈冠中笔下那位英明神武的共产党高官非法国矿泉水不喝的情节，感叹我同学到底级别不够，争不到一口纯净水。

物理封锁是手铐脚镣，戴久了，扎穿肉身，一点一点困住人心。打不开网站才是常态，手机信号不行就做点别的。人们无师自通，揣摩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能听，什么听了就该忘掉，这个最为凋敝的省份，硬是培养出政治觉悟最高的臣民。常常在我发布微信朋友圈后没几分钟，就收到家人的短信——“快点删掉，别没事找事。”有个相亲未成情谊在的军校教导员也不时提醒我，打电话、发微信不要肆无忌惮，他恨铁不成钢：“最可怜就是你们这种在境外被洗脑的人，根本不知道疆内情况多么严峻，只知道说风凉话。你们说什么，我们都知道。”

不消审查机器运行，全景监狱众生平等，是犯人也是狱卒，你看我，我看你，用恐惧和关爱相互捆绑，远离雷池。

“两面人”

“两面人”思想上同宗教极端同流合污；政治上脚踏两只船，墙头草、两边倒；表面上积极坚定，私底下态度暧昧；嘴上感党恩，内心报私仇；入党宣誓跟党走，关键时刻信宗教，有的甚至与分裂分子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支持、参与、组织暴恐活动。

收拾行李那天，刘晓波刚去世。我时不时刷下朋友圈，目击“一国两制”的风貌：不断截图传播死讯、发布悼文的朋友和“两耳不闻墙外事”的朋友，共存于同一个屏幕之间，只是腾讯用技术手段把两者隔开，“墙内”用户看不到“墙外”用户发布的敏感信息和图片。科技蜃楼，既幻又真。

我心中一动，用谷歌搜索“新疆”、“VPN”、“网络审查”等词汇的组合。在自由亚洲电台“少数民族”栏目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新疆居民被要求30日内交出手机、U 盘受查》。内文配图是乌鲁木齐某个小区社区发放的通知截图，督促居民在8月1日前，携带身份证、手机、电脑等物品去街道登记检查。

报导访问了一名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哈萨克人，这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表示，的确有哈萨克族人被要求自我约束，减少与境外哈萨克人和土耳其人的交流。我赶快更新一下知识库，原来哈萨克族也敏感了。之后，我在百度贴吧乌鲁木齐吧找到一条很短的贴子，讲在街上被警察拦下要求交出手机过检的经历。“到底要检查什么？”事主在文末问，没人有答案。另有一条2015年法国广播中文部的旧闻，说下载国外即时通讯软件如 WhatsApp、Telegram 的新疆手机用户，会被关闭手机号码，需要自己和警方联系才能恢复。

我打开手机，相册里十几张刘晓波的肖像，浏览器上还显示着自由亚洲的新闻报导；WhatsApp 最后一则对话我在和一名作者商量怎么写香港本土派游戏；桌面上一堆新闻应用的图标，首当其冲是被禁两年的端传媒，置顶新闻是《目睹一场死亡之后，你可记得，刘晓波是谁？》……如果机场审查手机，那我下一站是去派出所还是父母家？

在哈萨克斯坦转机的几个小时里，我和朋友打招呼说我可能会消失半个月，再把我判断敏感的程序与内容统统删掉。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机，只觉得世界一点一点被吞噬。

早晨的阿斯塔纳机场阳光暖人，纪念品店开张了，挂出来一排世界博览会主题的T恤。我想买件印着“Proud to be Kazakh”的绿色款送给收集字母T恤的朋友。付钱前一秒，我想起那个匿名接受访问的哈萨克人。如果入境时，边检问我为什么身为汉人却要宣扬自己是个骄傲的哈萨克人，我该怎么解释呢？

然而安检出乎意料的快，下一秒我已上了父母的车，嘘寒问暖之后，我随口说虚惊一场，根本没有人检查手机。妈妈坐在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投来深深一眼：“小区里的人已经说了要交笔记本和手机过去排查，你走在路上警察也可能随机抽到你，手机上要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就收起来，不要招摇。”爸爸倒不在乎：“不要大惊小怪，查的又不是你，查的是‘两面人’。”没等我追问，他加了一句：“你手机上有没有反党言论、暴恐视频？”

暴恐视频

必须把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大力提高群防群治预警能力，筑起铜墙铁壁，构建天罗地网 。

什么是暴恐视频？这是我接下来几天连续追问的问题。邻居、保安、家人、路人，没人有准确答案。奇妙的是，也没人认为这是个问题——“暴恐就是暴恐嘛”，似乎一切都不言而喻。

一个退休的阿姨认为，暴恐视频是指当年“七·五”暴乱时，全市各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汉族人被砍杀的惨象。事后，这些片段被剪辑成 DVD 在汉族人之间广泛传播。为什么看过这样的视频就有问题呢？“政府不愿意长这伙人的志气啊，万一有人觉得（维族人）了不起呢？”

一个待业青年说，在新闻网站上看过“暴恐视频”，“暴恐”就是字面的意思——暴打恐怖分子，是公安和武警与恐怖份子血战，视频中一位警察不幸受伤，看得他咬牙切齿。

还有人说，“暴恐”是中东流传过来的极端教义，用来招募人去 IS （伊斯兰国）之类的恐怖组织进行军事培训，然后再回疆发动“圣战”。它的载体不仅有视频，也有文字，甚至还有出版物。虽然说得有声有色，但到底都是听说，信源全都是“朋友的朋友”。

表弟在私企工作，他说检查电子设备的新政颁布一个月，自己在单位就已经被查了三次。这项针对手机、笔记本和家用电脑全面排查工作于7月进行——在新疆，每年总有几个敏感日子人们格外注意，一般都是某个节日，比如春节、国庆节等，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在那天干一票大的。而由于“七·五”事件，2009年之后整个7月都变得风声鹤唳。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无法得知这项政策的具体细节，但就我自己的见闻，机关单位、私营企业，甚至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士都会被排查，前几个主要由单位负责，而无业人士会由户籍和暂住证所在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负责。除了这样地毯式排查外，驻扎在街道上的警察也有权拦停行人，要求你出示手机，进行现场检查。

怎么查？“就是拿一台类似刷卡用的 pos 机，接上数据线，很快过一下，没事就还给你，有事就带走。”表弟说着就把手机屏幕解锁，桌面上有个叫“净网卫士”的应用。他说，这个应用也是要求要装的，如果不安装也会被人怀疑涉恐。我问他，“净网卫士”是做什么的？“我哪知道，反正叫你装你就装呗，放心，反正抓的不是我们这种人。”离开新疆后，我在几家科技网站上读到，“净网卫士”可以在手机中自动定位并删除“有害数据”。

安检

回家半个月，只要出门，从小区大门就要开始过关。陪家里老人去公园晨练，要过安检；去医院看病拿药、去学校接孩子，要出示身份证过安检；去服装店买衣服、饭馆聚餐，要过安检；去规模稍大的发廊理发、美甲店做指甲，要过安检；去电影院看戏、网吧打游戏，都要过安检……

在市内任何停车场进出或者泊车，都需要全车摇下车窗露脸，如果安检人员认为有必要，还需下车登记检查和打开后备箱检查。而从乌鲁木齐驾车去往外地，则会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岗亭被警察拦停，乘客挨个下车进入路边刚建好的检查站，拿出身份证登记，再视警察判断，或直接过安检门、或接受闻讯。

“现在科技厉害的什么一样，你电脑上有什么，警察都一清二楚。我们单位有人电脑上有‘不干净’的东西，心虚删了，第二天警察就找上来了，你删都删不掉。”

“我朋友的女朋友去国外旅行，两个人视频通话，说着说着网就给断了。然后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让他带著电脑去所里解释。”

“别说爱上网的年轻人，我们家老爷子退休都多少年了？那天晚上社区街道办的人上门发表格，让他登记家里的电子产品。”

“退休的也要查。那天我们都下班了，网监的人还让我们去老干部家上门排查，搞到半夜才回家。”

以上几段对话是我和家人外出就餐时，从临近几个桌子飘来的。这家北京路新开的清真食府，老板是福建人，食客都是汉族，只有一个在走道里跳民族舞的年轻姑娘是伊犁来的哈萨克族，她特别和我强调，自己跳得是哈萨克族舞蹈，和维族的不一样。

北京路号称是乌鲁木齐绿化最好、市容最美的一条路，商人们把饭馆开在城北这一片，为的倒不只是空气含氧量——城北这块是汉人眼中公认的安全地区。

“七·五”之后，一向对外宣传各民族人民心连心，“大杂居、小聚居”的乌鲁木齐，居住版图慢慢洗牌：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路向南，汉族则在新开发的城北买楼。旅游圣地大巴扎，原本是江浙商人的聚集地地，眼下因为临近二道桥清真寺，早已是重兵把守之地，少见汉商。公交大巴虽然配好了监控镜头和安保人员，有经济能力的汉人还是选择买车，以避开接触黑衫长袖的穆斯林。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各国右翼在选战前蓄势待发以来，我每天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挥舞纳粹旗帜的极右翼人士照片。但完全没想到，现实里见到密度如此高的极右翼人士，是在乌鲁木齐市北京路的一家烤羊肉店。

要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两面人”无处遁形。人民战争一直以来是我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也是反恐维稳斗争最终赢得彻底胜利的基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抱怨安检和审查带来的不便，有人嘻嘻哈哈当作奇谈怪事，也有人忿忿然被摸身检查有辱尊严。但耐心听，你会发现，最令他们生气的其实是没有被豁免于这项例行公事之外。

“为什么查我们，暴恐视频汉族人也看不懂，也没有哪个汉族人愿意去圣战不是吗？”受害人的感觉呼之欲出，引发一片附和。

一个穿制服的公务员忙出来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如果安检只针对某个民族的人会伤害民族团结，不能这样做。大家脸上都讪讪的，不知是觉得没意思还是不敢说。公务员不紧不慢又接一句，“你们也别生气，其实路上安检什么的，你们也知道，窗户摇下来，一看你是汉族人，都让你过了吧？大家心里都明白呢。”

这话真不假，我在去乌鲁木齐市旁昌吉州的路上，就被警察拦住车。打开后备箱例行检查后，他们指示我去路边的一个简陋的小房子登记身份，进行排查。“我没带身份证。”我告诉坐在门口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工作人员，他点点头，让我往前走。到检查窗口处，我又重复了一遍，对面三个年轻人笑嘻嘻看着我，让我背一下身份证号码，又和我说了几句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闲话，就让我走了。

“你过的安检和我过的安检完全不一样。”好友 S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远嫁欧洲后，这次带丈夫回来探亲。她打算沿天山自驾，带丈夫领略西域风情。谁知风景没看到多少，一路尽被安检搜查。每次他们把车窗摇下来，丈夫那张异族脸就引起对方警觉，“他们可能觉得他是少数民族”。于是在汉族露脸就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们不断被拦下车，进检查站、填表、问话，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后来他们明白，外国人并非敏感对象，只是亚麻色头发和浅色皮肤让人误以为他是少数民族，于是每次过检查站，S 的丈夫都举着护照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外国人、外国人”，果然对方不再严防。S 愧疚于如此的区分优待，她念念不忘，“在一个检查口，对方看了一我们一眼，对同伴说，不是维族，让过吧。”

四处排查，严密监控，这种非战地地区的高度警戒状态自然受到 S 丈夫的批评和讽刺。S 一面生气故乡的这种丑陋，一面又为安检人员辩护，不愿丈夫攻击他们。她眼中，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未必希望做这样的工作。中亚城市三、四十度的高温，烈日晒在头上让人发昏，都是出来混口饭吃，谁又是从小立志要以检查后备箱和手袋为生呢？

“石榴籽”

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出门，就要不停地过滴滴作响的安全门，汽车后备箱总是开了又开。但不知是否因为我是汉族，每次过检，我都能察觉到安保人员的敷衍了事，或曰善解人意。不过再怎么敷衍，维稳都是一个茁壮成长的产业——从宣传广播，到监控装备，从便民服务站到 BRT 车站的安保，还有武警、公安、联防、保安、民兵预备役，也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随便在街上站五分钟，就能看见两、三辆警车和巡逻车从眼前扫过，天桥底下的警察也真会三不五时拉住行人要求检查证件、手机。在这个稳定第一、发展第二的地方，人才流失、商业凋敝，就连旅游业也因“七·五”声名在外，不复当年盛势，还有什么产业更加稳定持久呢？

当年大学毕业，也有几个同学回家工作，大部分都进了本地机关单位。有个一心创业的，把零售、餐饮和旅游都试了一遍，全面溃败，根本没人消费。他于是转道北京，不久风生水起。有天开车我路过他当年开店的街，在北门，曾经最热闹的市中心，果然门可罗雀。做生意的朋友连声叫苦，怎么做呢，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又要买安检门，又要花钱顾安保，都是开销。

“凡事不能只看钱，用生活不便换人身安全，没什么好抱怨的。难道要让新疆变成伊拉克、叙利亚，你才开心？”面对我的质疑，家人只当是幼稚的小孩说胡话。他们最爱用的论点就是我离开多年，而他们有人经历过“七·五”，有人在南疆驻村，有人认识知道内情的警务人员，更加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渐渐我学会了只听不说，在本就幽闭的西域把自己也封闭起来，换一点安生。

离开家又坐飞机，一路绕道。乌鲁木齐市几条主干道如今都在挖路，为几年后将投入使用的地铁做准备。工地四周照例竖起写满政治口号的白色广告牌。固然有全国千篇一律的泥人张胖女孩卖萌阐释“中国梦”，但吸人眼球的还是本地特色：比如习近平的金句“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放在一个“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此地无银之境，张力十足。

在乌鲁木齐本地打电话，大部分人的手机彩铃是一首旋律有明显民族特色的童声演唱歌曲《中国人的宣言》歌词。电话接通后一群小孩合唱：“这是东方文明的诗篇，这是中国人心灵的宣言，这是我们入学的第一课，从小记住我们的价值观……”我还没反应过来，又听到一个成年女人开始宣讲：“乌鲁木齐正在争做全国文明城市，不乱丢垃圾、不乱贴广告……”。

近机场的地方又见安检，我们摇下窗户慢慢开过去，而旁边的少数民族一家，在路边被拦下回答质询。一路向东，我转了好几趟机，网络渐渐恢复，到了上海机场的时，Gmail 提示累积了几百封信，我抽时间一一回复，但到了香港机场才把它们一一发出去。

这一路像时光机，但不知是从过去飞往未来，还是从未来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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