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草东没有派对：我们不想了解你们定义的“鲁蛇”

时间接近旁晚用餐前，外面的施工声震耳欲聋，访谈只好从一楼咖啡店移到地下的录音室。几坪大的小空间，坐了快10个人，几乎面面相觑的距离。说声大家自在点，团员有人开玩笑说那要去买酒吗，说完又陷入原本的气氛。

专辑选歌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歌”；创作当时的生命情境？“想到打游戏的时候”；某首歌的特殊意义？“当然有很多私人情感在里面，但不一定想要分享啊。”

草东没有派对的《滔滔》丙申年冬巡回，从2016年的11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始，结束于2017年1月14日的中国广州，直到最后的台北加演场，全程演出几乎都一票难求。访谈时间也因此一路顺延，最后终于在3月初的制作人李孝祖的录音室进行，再隔两天就是主唱巫堵（林耕佑）的入伍日。

也许是当日情况的特殊，也或许漫长巡回和媒体重复的问题令人疲惫，团员回应的方式也始终维持着一种冷调距离。专辑选歌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歌”；创作当时的生命情境？“想到打游戏的时候”；某首歌的特殊意义？“当然有很多私人情感在里面，但不一定想要分享啊。”

正式离开求学生活、结束了世界巡演，后天即将进入辈份制度森严的军队。总被形容在歌词中唱着关于体制世代无奈的巫堵，是否会感觉到压力？“目前还没有。”他受访时讲话很慢、思考很多，看不出情绪。说完后他稍作停顿，又加一句：“可能明天吧。”

草东现象与时代接缝

“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噢多么美丽的一颗心／怎么会／怎么会／变成了一滩烂泥”……与台湾时下流行歌咏唱的清新情爱对比，草东没有派对的歌曲意境差异十分醒目。他们的MV中，没有现代都市的喧嚣、精心设计的前卫棚景，只有意识流性质的画面带着观看者穿越荒野林间和地下 Live House 的人群，一对年约二十出头的男女相遇了，男子拿着长枪，女子穿着血染的白裙，黑暗中是燃烧的足球和泰迪熊布偶。

这个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独立乐团，起源在台北阳明山上的草东街路口，一个远离人烟、芒草丛聚的区域。几经创作风格与团员编制的更迭，现任成员由vocal／吉他手巫堵、vocal／吉他手筑筑（詹为筑）、 vocal／贝斯手世暄（杨世暄），和鼓手凡凡（蔡忆凡）所组成。

“我们生在两个大时代的接缝中，无论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必须更努力，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成为自己在等待的那个人。”

从2015年7月发表首张 EP 以来，草东没有派对逐渐在台湾地下演出场所累积出知名度。在没有签约厂牌和宣传预算的情况下，单曲《大风吹》不到半年线上点阅次数破30万次，在尚未推出专辑的情况下，台北知名表演场地 Legacy 的演出票券即完售一空，前往香港、深圳的百人售票演出也是场场爆满。

2016年2月，草东没有派对自主发行首张专辑《丑奴儿》，由制作人李孝祖兼任专辑制作人及录音师。当时的李孝祖甫离开主流唱片司，自力顶下一间小录音室，决心要做一些不同于以往主流商业案的事情。

历经4个月的制作期，没有传统唱片通路的铺货、也没有大规模的网购召集，只在台湾几间独立咖啡店和小唱片行贩售。首批两千张的《丑奴儿》，上市三天即绝版，发行至今一年，累计销量已达一万五千张。不仅台湾演出一票难求，首发世界巡回的黄牛票价可炒到好几倍价钱。全程独立制作的《山海》MV，累积至今也已打破300万的观看次数（发布起至2017年6月29日）。

同年10月揭晓的金音奖，草东没有派对获得创作奖最佳新人、最佳乐团，以及最佳摇滚单曲奖。在领奖致辞时，经纪人若君代表致词：“我们生在两个大时代的接缝中，无论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必须更努力，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成为自己在等待的那个人。”

对比主流唱片业的衰疲停滞，“草东”一年之间的“爆红”成绩，让他们挂上时下最具讨论性的“现象乐团”称号，草东为何能成为草东，一时间在音乐圈里成了热门话题。

不认同硬贴的标签

若从曲风和旋律等创作风格着眼，草东作品可以统归看见的，是大拍子的节奏与大量的 riff、山海词牌等古典风格的譬喻意象，以及容易上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词。外界多数将他们的音乐风格，归类为 Grunge、Disco Beats 和民谣的综合体。主唱巫堵含糊的咬字风格，更为不少人拿去与中国的万能青年旅店和宋冬野互作比较。

至于创作精神与意境上的独特之处，各方看法自然众说纷纭。有乐评认为，最显出草东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词曲意境与现实事件的距离：仿佛踩到实点又仿佛没有、乍听语焉不详，却又隐含着对社会与生活现状的冷冽洞察。这种似近若远的距离感，似乎也反映在草东团员自述的风格上。谈及乐风、创作主题与作品的成形过程，团员都对于自我论述和定义式的语言显得排拒。不若某些急欲分享自己创作理念的创作者，草东团员们花大量的时间嬉笑怒骂、彼此互呛，聊到严肃话题时，大都浅谈即止。

“你说平时偶尔用来自嘲当然会，这是一种幽默。但有时候看到一些跟我们无关的人，或是媒体刻意针对年轻人塑造出一个形象，这些硬帮人贴上标签的部分是我比较不认同的。”

问起专辑《丑奴儿》的诞生与整体概念，巫堵想了很久后说：“很大一部份是困惑吧，对于各种事的不解。这个不解有时候是难过的，有时候是生气的。大部分就是一个问号，不是刻意计划或来自于某个事件。”若以〈大风吹〉为例，巫堵说：“那时候可能看到一些新闻，也可能自己生活打工遇到一些事，跟主管同事的来往，或是自己的感情状态。就有一种看到一些规则……吗？的感觉。”他用重音强调“吗”这个字，并大略提起自己曾经做过保全、除虫、电子产品卖场工作的打工过往。“小时候就有一些影子，长大后再回想起来，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公式和结果，都浅移默化地存在，这首歌的疑惑就是来自于这些。”

除了创作风格上的讨论，草东没有派对的名字最常与世代议题连结。从窜红早期开始，无论乐评或网路舆论，都将他们与“鲁蛇世代”的代言人画上等号。“鲁蛇”的流行说法开始于2012年底，指的是那些未达主流社会价值期待成就的“失败者”（loser），后来渐渐演变成自我嘲讽的用语。而草东歌词中描绘的无力与幻灭感，似乎刚好迎合现下许多年轻族群类似的心境。

“其实媒体和大众自己对鲁蛇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没有很了解，也没有很想去了解，至少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巫堵说，“你说平时偶尔用来自嘲当然会，这是一种幽默。但有时候看到一些跟我们无关的人，或是媒体刻意针对年轻人塑造出一个形象，这些硬帮人贴上标签的部分是我比较不认同的。”

“我们并不希望上对下似的，告诉听到《丑奴儿》的人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而是希望他们想到2012到2015这段时间时，会想到有一群年轻人是这样生活的。”制作人李孝祖回应，“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学业、家长的期待、媒体给我们的形象，草东没有想要给一个代表性的结论，只是诚实地表达在这个历史片段下他们自己的心境。”

从金音奖的致辞内容，和以词牌名《丑奴儿》为专辑命名的决定，团员势必明白这些所谓“崩世代”或“鲁蛇世代”正在面对的环境问题。“与其说是愤怒，更多的是无力感吧。”世暄说，“碍于一些长久留下的观念和制度，而你发现你不能直接去做些什么而造成的无力。”

巫堵也表示，无论以人烟稀少的草东街作为团名由来，或是词曲中时常提到山跟海的意象，“这些地方对我们很有意义，是因为都是一种『远离』吧，远离现实环境这些困惑和无力的部分。《丑奴儿》里面有千千万万的感觉，都是2015那年，那个区域的样子跟我们的生命经历。”

保持距离，不再温情

世代差异除了显示在观念上，还有更现实的资源问题。除了申请到台湾文化部30万的录音补助费用，这个年轻的独立乐团，没有签下任何唱片、经纪约，《丑奴儿》整张专辑从头到尾的制作都是自行完成。当然，李孝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相应于仿佛骗局的主流价值，产生了现在这种虚无厌世的声音。生气背后其实还是带着有温度的情感脉络，当你发现连热血与愤怒都已经无用，最后只能跳脱出来，心半冷地戏谑嘲讽这群迷恋物质的人们。

“现在的音乐产业，如果分成有资源和没资源，年轻人多半是没资源的那一群，但他们其实有很多好的创意，都没有机会完整执行出来成为好的作品。而产业内的人，虽然握有资源，但创意却不是这么的有开放性。”

2015年3月，刚顶下好意思录音室的李孝祖，决定要做一些与以往主流商业案不同的事情，细细寻找下，就这样相遇了当时也正从休团要复出的草东。对于跟草东的合作，他用“文化冲击”来形容：“产业内的人，在意的是如何有效率地完成一个制式流程的东西，但独立音乐更重视音乐人自我传达的真实性与创意的品质。”

李孝祖回忆，90年代，白金销售是常有的事。一白金是二十万张唱片（注：据国际唱片业交流基金会，1996年8月至2002年2月台湾制作发行唱片于本土白金标准为二十万张，2011年1月起下调至三万张），也代表着破亿台币的毛利，那时候唱片公司靠销售专辑就能有可观营收。而庞大的资本累积，让当时音乐产业的进入门槛很高，寡占相当明显。今天网路科技的发展让寡占的现象已不再存在，独立音乐有更公平的机会在产业中竞争。

台湾乐评人马欣认为，草东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正因他们的作品不再走以往主流乐坛崇尚的闭锁式温情媚俗风格。如同当年罗大佑、李恕权走红的情况，他们的作品都巧妙连结了当代时下气氛，直白地指出腐败的社会现象，所以听了才令人大快人心。“这个时代气氛是普世性的，多年来的全球化荣景，到了收割期才忽然发现一切是一场梦，原来我们不知不觉被带到了一个 nowhere 的地方。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相应于仿佛骗局的主流价值，产生了现在这种虚无厌世的声音。生气背后其实还是带着有温度的情感脉络，当你发现连热血与愤怒都已经无用，最后只能跳脱出来，心半冷地戏谑嘲讽这群迷恋物质的人们。”

“它记录着所有悲伤与爱、无力且愤慨的日子。浮浮沉沉，生活亲像大海。上船之后，最珍惜的是一起出航的缘分，和一起定舵的勇气。没人确定能抵达什么地方，那里会有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都身在同一片名叫生活的海上。”

提到这种新氛围，马欣举了文学作家张爱玲和萧红的例子。她认为当时代演进到一个地步，荣景褪去后出现颠沛的乱世，创作者便会发展出一种“又必须置身其中，又必须保持其外”的态度。因为在现实中没有能力，所以只好在艺术创作上寻求自我的挣脱，这是很自然的循环结果。马欣说，“如果不保持点距离感，或冷调性，其实不足以表达他们遭逢的冷峻现实，因为已经没有过去温情主义的闲裕了。”

打开草东的粉丝专页，会看到一则贴文这样写着：“2016年，我们完成了第一张录音作品《丑奴儿》。它记录着所有悲伤与爱、无力且愤慨的日子。浮浮沉沉，生活亲像大海。上船之后，最珍惜的是一起出航的缘分，和一起定舵的勇气。没人确定能抵达什么地方，那里会有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都身在同一片名叫生活的海上。”

随着今年巫堵和世暄的入伍，草东也将暂时休团。绕过世界一圈，经历过兵役问题后的草东，难以预测未来会随着二十年岁不同阶段的成长时光，出现什么创作面貌上的转变。无论是离经叛道的呐喊也好、恍惚幻灭的无力也好、穷极无聊的自嘲也好，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此时此地的台湾，草东没有派对在写实与写意、过去与未来的灰色地带之间，找到了独立于时代洪流中，矗立浪头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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