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少年：坦桑尼亚的小中国人

蹲在地上的“特权”

“反正我要是被罚跪，我宁可让老师打两下。”

“反正我们中国人不跪。”

“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不理解，说你就要跪，他们（其他学生）都跪为什么你不跪。”

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一所英语学校，三位十几岁的中国学生站在稍显阴暗的走廊里，讲述被老师罚跪的经历。

初中四年级的陈柔伊，被朋友们叫做妮妮，她把长发扎成马尾辫，身穿胸前印有校徽标志的短袖白衬衫，佩戴学校统一的蓝白条相间领带，圆圆的脸还带一点婴儿肥，笑起来有明显的酒窝。2012年，她跟做生意的爸妈来到坦桑尼亚，转学到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学校，当时除了她，整个学校只有一名中国学生。

坦桑尼亚教育法规定，教师可以对违反校规的学生实施体罚。妮妮说，常见方式是用树枝打手和罚跪。虽然她很少成为老师单独惩罚的对象，不过如果是集体被罚，她也难逃一劫。几年来，随着中国人的非洲淘金热，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老师渐渐接受中国人不轻易下跪。全班集体罚跪时，中国学生可以享受蹲在地上的“特权”。

“有时候莫名其妙的，都在看书看得好好的，老师就拿着棍子进来啪啪啪啪（打学生），我们都很愣，说怎么了，后来打完之后才知道，是班里太吵了。”

好撒马利亚人建校于1999年，分学前班、小学、初中部，共有500多名学生。采用坦桑尼亚教学大纲，用英语授课。学费每年数百美元。学生多为当地人，其中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几乎各占一半，目前有十几名中国学生。低廉的学费也吸引了来自小商人和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孩子。
妮妮的爸妈分别来自浙江和四川。爸爸曾在乌干达做了7年鞋品生意，之后在坦桑承包了一家雇有二三十名当地人的制鞋厂。妈妈从国内跟来料理生意，半年后把妮妮接到非洲，全家团聚。

第一次降落在这片新大陆的那天，从机场出来，妮妮拉着妈妈说“你看他们好黑啊，而且都长得差不多。”另一方面，这里的自然环境比她预想的好，“有花有绿草”，并不像她想像中那样，“房子都是牛粪盖的”。

刚开始，妮妮连最基础的英文单词都不会说，在学校偶尔为此被小伙伴嘲笑。完全适应学校的教学节奏，是两年之后的事。现在，她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其他科目中等偏上，而坦桑教育大纲要求学生学习的古典斯瓦西里语，成了妮妮的软肋。

“这个斯语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学。分数一般都很低，十几分的样子（满分为100分）。”她说。古典斯瓦西里语里有太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字典里查不到，当地同学能理解，却不能用英语解释给她。不过，生活中妮妮用英语和当地斯瓦西里语交流完全没有障碍，身边不乏年纪相仿的小伙伴，其中有在学校认识的当地朋友，也有中国学生。

一家三口相守度日的生活刚维持4年，又发生变故。前几年，到坦桑投资办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更激烈的行业竞争。2015年初，有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坦桑落成1.5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谁料年底新总统上任以后马上提高税收，这家企业于是面临沉重税赋压力。这种事情并非例外，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不少中国人已经回国或向其他非洲国家转移。妮妮的父母也决定放弃承包的工厂，爸爸去年回中国发展。

考虑到教育体制的差异，家人担心妮妮回国跟不上学校进度，决定让她
留在这里读高中、考大学。虽然在中国读小学时，妮妮多少适应了爸爸不在身边的生活，但这次爸爸的突然离开还是让她难过。另外，直到爸爸离开，妮妮才知道爸妈其实已经离婚。妈妈在坦桑找了新工作，在中国人开办的箱包厂管理当地工人。妈妈计划在妮妮高中毕业后回国，让女儿一个人在坦桑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

在非洲，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标准是当地人的10倍左右，中国打工仔于是难免被盯上，成为抢劫对象。妮妮家就被入室盗窃过几次。之前，一家人住在闹市区独门小院。现在，母女跟其他中国人住在箱包厂的员工宿舍。妮妮说，工厂相对偏远，有保安看守，比原来的住宅要安全很多。然而，今年愚人节前一天，她家还是遭到入室抢劫。那天妮妮和妈妈出门办事，晚上10点回到住宅，满屋狼藉。7个歹徒从大院后门垃圾堆里钻进来，入室十几分钟后，在前门看守的保安才有所察觉。歹徒早已抢走钱和电子产品，妮妮还看到一位叔叔被打肿脸。

妮妮说，毕竟经历过几次类似事件，“心里没什么波动”。她懂中文、斯语和英语三门语言，觉得未来留在坦桑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遭遇抢劫也不会改变留在非洲的想法。最近，工厂的翻译员请假回国探亲。妮妮帮忙跑税务局、移民局、市场…… 凡是和当地人打交道的任务都交给了明年才上高中的她。虽然不清楚将来想从事什么行业，她已经听从妈妈建议，开始积累人脉，为未来打基础。

坦桑尼亚的小中国人

2015年，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在坦桑尼亚的影响力超过欧美强国和国际组织，位居榜首。

坦桑尼亚的邻国——内陆国家赞比亚以产铜闻名，1960年代坦赞两国政府渴望用铁路把铜从赞比亚运到坦桑，通过港口出口到国际市场。两国政联合向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申请援建铁路，都被拒绝。1970年，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愿意提供无息贷款，并派出上万名中国员工援建铁路。同时，这个国家也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廉价的人工成本吸引大量中国人投资兴业。近几年间，这里的中资投资领域从从原先比较单一的矿业，逐步向农业、加工制造业以及餐饮、旅游、服务业扩展，还有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房屋、港口建设）及能源发电项目（如天然气发电）正在推进中。

目前，有数万名中国人在这里长期生活。坦桑的中国企业，给中国员工的工资普遍达到每月几千美元，并提供住宿，这种远高于国内标准的薪资吸引大量中国人来此工作。他们有的在非洲工作两三年后回国，也有人选择留下。常驻坦桑的中国人爱把家人迁来生活，也就有了不少在坦桑上学的中国学生。

坦桑尼亚的教育体制复杂。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免收学费或费用低廉，普通家庭均能承担，只是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得不到保障。部分公立学校甚至资金周转不灵，拖欠教师工资，长达数月之久，引发教师罢工、学校停课。中国家庭普遍为孩子选择私立学校，费用从每年几百到几万美元不等。家长们公认的“贵族学校”IST国际学校，费用高达每年3万美元左右，学生多为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孩子。其他国际学校的学费在几千到1万美元上下。国际学校大多提供欧美大学申请咨询和SAT等考试的辅导课程，对有欧美留学梦的学生分外吸引。

从非洲跳去欧美的中国学霸

土耳其某基金会在坦桑设立的菲扎（Feza）学校，设有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国际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多个校区，均用英文授课，共有数千名学生。其中位于达累斯萨拉姆郊区的菲扎女子中学成立于2005年，分初中和高中部，要求全体学生住校。受土耳其文化影响，学校不对学生体罚，但管理十分严格，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开除学籍。穆斯林学生人数是基督徒学生人数的3倍左右。每年的学费加住宿费超过1万美元。

严格的入学考试让一些英语水平或文化课成绩尚不过关的中国学生望尘莫及。坐在一片头巾少女之中，大眼睛、白皮肤、扎马尾辫子的华人女孩王聪聪，曾是女校里唯一的中国人，也是有名的学霸。

王聪聪的父母来自吉林长春。爸爸在坦桑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连锁车行做汽车维修员，妈妈在同一家公司做玻璃销售员。跟爸妈来到坦桑是2002 年，那时王聪聪才3岁。

半年后，因为不适应湿热的气候，妈妈带她回国，聚少离多的日子又持续了几年。2006年，父母决定在非洲团聚，7岁的王聪聪转学到坦桑读小学二年级。一住就是十多年。

她记忆中，十年前的坦桑尼亚跟现在有很大差别，那时抢劫盗窃不太多。她曾震惊於坦桑人的热情和互信。她说这里人和“跟国内特别不一样”，陌生人见面会相互问候。如果一位路边摊的老板有事要走开，会让路人帮忙看守摊位，路人不会偷东西。

她也记得身为中国人，体验到的文化差异。在坦桑，大多数人不是穆斯林，就是基督徒。有一次，老师问她为什么中国人不信教？周围的学生听了好奇，聚集起来围着她问：“你为什么不信教？”不到10岁的她被吓哭了。

上小学时，王聪聪每天下午1点多放学，爸爸开车接她到车行。那个年代，坦桑的高楼并不多见，车行所有员工和家属都住在员工宿舍大院的平房。当时车行里的还有两位同在菲扎上小学的哥哥，三个人每天下午结伴学习玩耍。等5点钟大人们下班时一起回宿舍。后来两位哥哥升入菲扎男校的初中部，开始住校。王聪聪落单，放学后爸爸直接送她回宿舍。那段日子她爱上中文小说，从《读者》杂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长辈从中国带来的。

王聪聪的父母希望女儿能掌握中国国内的教育内容，请回国探亲的同事买教科书。这些书她全部自学读完，到现在都还留着中国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数学和语文课本。

升入初中部的王聪聪开始住校，她发现当地学生都有亲兄弟姐妹，不会把所有的情感依托放在爸妈身上。只有她是独生女，又远离家乡，习惯了和两位亲人相守，刚离开他们的日子非常难过。她不愿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一个人躲进浴室或者厕所，偷偷流眼泪。甚至故意洗冷水澡，因为感冒了可以休病假回家，结果越想生病的时候却越不生病。

学校周一到周五上课，周六通常会安排考试，周日是唯一的休息日，学生们或参加社团活动，或休息自习。每一两个月，会有几天探亲假。和家人相处之余，王聪聪会约几位中国小朋友或当地同学去看电影或去海边散步，追网上热播的中国节目，像《爸爸回来了》、《奔跑吧兄弟》，听林俊杰和薛之谦的歌。

王聪聪成绩优异，获得少有的全额奖学金。她会英语、斯语和土耳其语，跟学校团队参加国际中学生计算机、辩论等竞赛，获得过国际奖牌。学校制作的宣传枱历上，选用一张王聪聪的近照。她给自己的压力不小，多数学生每天早上5点多或6点起床，而她4点起床自学，白天上课，晚上学习到11点半。

裹白色头巾、戴椭圆形框架眼镜的老师扎基亚（Zakia Irembe）介绍：“在初中二年级的全国考试中，她（王聪聪）的成绩是全校第二。初中三年级，在达累斯萨拉姆地区联考中，她取得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
今年5月，高中期间一直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的王聪聪刚刚毕业，她计划明年开始读大学。上初中时，王聪聪曾代表学校去美国参加国际中学生计算机大赛，从那时起，她便梦想去哈佛大学读本科。现在，爸妈认为美国政治形势不稳定，更倾向于让王聪聪去相对安逸的国家读书，比如新西兰或者新加坡。

没人管的小老板

小李的网名是一个“孤”字。他说，虽然是随意选择的一个字，却能代表自己在坦桑的心境。一张在坦桑的7个中国学生周末出游的照片里，有人露齿微笑，有人摆出V型手势，有人露出酷酷的表情，而身穿黄色T恤、灰色短裤、脚踏人字拖、背黑色双肩包的小李低眉顺眼，留着普通的平头，身材瘦高，皮肤黝黑。

2012年，15岁的小李跟随爸妈从江西来到坦桑。爸妈从中国发送服装货品到坦桑贩卖，在达市卡利亚库商区拥有一家店面。那里是小商家最集中的地带，横跨数个街区，聚集了批发零售电子产品、服装、日用品、家具等等几百家店铺和摊位，也是有名的交通拥堵、偷盗事件频发路段。小李家的店被偷过几次货品——“衣服放在门口，一不留神就被偷走一包。”

小李家也住这区，从住宅走到店面只需几分钟。住宅楼一层是当地银行，二层是小李家仓库，三层是另一户商家的仓库，四层是小李的家，有3间卧室，住着小李、爸妈、姑父和堂哥。五楼以上是烂尾工程，空荡荡的框架让人想到地震后的断瓦残垣。他说，尽管住在闹市，但楼下银行门前有持枪保安，斜对面就是警察局，他家从没遭遇入室盗窃。

他在国内不太用心读书，沉迷于电子游戏。当时爸妈忙生意，没有时间管他，他和爸妈的沟通也不多。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初中一毕业，爸妈让他来坦桑学做生意。他负责帮助姑父、堂哥管理仓库货物，偶尔帮爸妈看店、学习处理银行和清关业务。

两年来，每天多数时间跟姑父、堂哥相处的小李，没学到几句斯语和英语，家人让他到当地学校读书，学习语言，以便将来在坦桑独立生存。通过朋友介绍，17岁的小李到妮妮所在的好撒马利亚人英语学校重读初一。短短一个学期，语言进步不明显，而在校要穿校服等种种规矩让一向“随性”的小李难以习惯，他辍学回家，继续帮爸妈看管生意。

“在学校没有什么压力，你学不学都无所谓，”他回忆说，学校里的朋友圈几乎仅限于中国学生，“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用母语更舒服，所以就不怎么跟这边本地的学生接触。”

在坦桑的日子时常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孤单感——“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爸妈每天去店里工作，也经常回国。姑父和堂哥和他相处时间最久，给他做饭、照顾他、陪他打扑克消遣时间。可小李还是感到孤单。“姑父他们不管怎么关心我，还是觉得有代沟，比较孤独。”大他3岁的堂哥不喜欢说话聊天，两人很少交流。在学校里认识的中国小伙伴，年龄又都比他小好几岁，也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出来聚聚。

他说，非洲生活中最“压抑”的地方就是身边能交心的人太少，他把交流转移到网络上，用QQ跟远在中国的好友闲聊，却因为距离遥远而渐渐疏远。偶尔回国休假，小李发现自己一下子又变得健谈，跟多年的好友畅谈各自的经历，仿佛找回了逝去的时光。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回中国做生意，因为同年龄段的好朋友都在中国。

辍学后又过去两年多，在非洲每天的生活似乎是前一天的重复，白天去店里，晚上回宿舍玩手机、打游戏。平淡的日子把小李的浮躁感渐渐磨平。慢慢他开始主动跟当地员工学习斯瓦西里语和英语。现在虽然太复杂的词和句子他还是不会说、听不懂，但跟当地人沟通交流、谈生意已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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