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伟格：奈波尔笔下的民主实践与岛屿式歇斯底里症状

【编者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V.S. 奈波尔（V.S. Naipaul）曾将他的三部旧作结集为一册重新出版，题为《守夜人记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说》。今年三月，时报出版首次引入奈波尔的作品并翻译为繁体中文，把其首个创作十年的部分作品介绍予华文读者认识。

作家前后创作阶段，往往两相对照，蜿蜒穷途。作家童伟格联系奈波尔生涯前后，剖析此三部作品，解读藏在辛辣尖酸的文字背后，实是一股对政治、社会体制的强力嘲讽与批判。

从十一岁立志写作，到2001年，以六十九岁之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奈波尔经历了时间跨度极长，且从两端看来，别具对照意义的文学生涯。时间一端，是位早慧的文学少年，英语文学作品，这种话语所认可的形式美学，及这种美学所索引的价值秩序，是少年全心浸润的情感原乡。殖民地少年由此出发，或其实是归返向“事情发生的故土”，试炼着如何在英国文学场域里，真正取得作者的资格。

于是，一方面是数十年的习艺期，少年成为青年，揣摩自择典律，努力跨过技术门槛，写出一种合于这种话语之既定审美标准的作品。另一方面，对这位作者而言，困难明确是生命经验的断裂：从千里达童年，到英国居留；父祖旧日失格，眼前形同异境，一个人得自力自助，从涣散失序的现实中，重寻自己的存有感。于是似乎自然，亲手拆解自己最亲熟的事物条理，成为自助的路径。

V.S. 奈波尔：英籍印度裔作家奈波尔在印度千里达出生，后因父亲工作的关系随家人迁至英国生活。曾周游列国的他，足迹遍及印度、南美、非洲、中东、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写下不少旅行文学作品，同时以纪实虚构的寓言手法讽刺与批判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破坏，带有强烈后殖民小说的色彩。其作品甚多，曾获颁英国布克文学奖（1971年）、“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1993年）和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

时间另一端，则是超过半世纪后，人们对这样一种以“奈波尔”为名之作者意志的恒定归整。这当然是迟来的确认，主要因为得奖伊时，奈波尔已走过个人创作狂飙期，也已经用比习艺期更漫长而悠缓的年岁，多次以虚构或纪实体裁，重复、或重新定义过自己的作者位置。所谓“恒定归整”，多少总是一种将作者个人特殊履历，提取普世性的历程：奈波尔以举世的边缘地带为田调现场的深描，他对西方小说从深习到拆解的挑衅作为，某种意义，都已被稳确归档为西方现代小说“反叛”大命题的一部分，从而，扩张了西方典律建制的弹性。

十年奠下讽刺戏谑的叙事特色

获奖隔年，奈波尔即将长篇小说《艾薇拉投票记》（1958）、《史东先生和他的骑士伙伴》（1963），及短篇小说集《岛上的旗帜》（1967）等三部旧作，结集为一册重新出版，题名为《守夜人记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说》，此即时报于今年出版的三书所本。这三本旧作，连同已于台湾出版的《神秘的推拿师》（1957）、《米格尔大街》（1959）与《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1961），及有待出版的《模仿者》（1967）等，共七部作品，是就我们所知，奈波尔个人从正式出版著作算起，第一个十年里的全部小说创作成果。

若以作品主题作简单整理，则我认为，在奈波尔第一个十年期里的小说创作，仍以《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与《模仿者》这两部作品，为内容最复杂、亦具阶段总结意义的里程碑。主要因为这两部小说，以不同的侧重面，熔铸了奈波尔最初探索的两道叙事路径。

在英国文学场域里，奈波尔自我再现的最初身形：来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对英国读者而言，或许，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悦的另类社会观察家。

其一，是奈波尔以千里达这历史错综、人人准备“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的故乡作为“病体”，所书写的一系列讽刺小说。这是在英国文学场域里，奈波尔自我再现的最初身形：来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对英国读者而言，或许，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悦的另类社会观察家。

其二，是在这习艺的初始阶段，在跨过1950年代的个人困顿期后，奈波尔尝试初步收纳英国小说美学，“从零开始，重新探索出一种简单直接的陈述方式”，而将历史因由，亦将所谓“无序”与“虚无”，导向小说主角，对个人存在状况的形上提问。相对于前者，这道叙事路径更完整保存了奈波尔后续小说的主角原型。

《艾薇拉投票记》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刘韵韶

承接《神秘的推拿师》，《艾薇拉投票记》属于前述第一道叙事路径。整部小说，以1950年，即将举行第二次国会议员普选的千里达为背景。此时，距千里达与加勒比海诸岛组成西印度自治邦尚有八年，离自治邦脱离英国正式独立，则犹有十二年。

族群多元、宗教各异的千里达人，正以四年为单位，演习单一国族想像，与适应民主政体中，定期的世俗权力更替模式。而在1950年所见的首度制度重演里，他们如奈波尔所言，甫从“大感意外，不敢置信”的惊愕中醒觉过来，“才开始看见民主的可能性”。

在戏谑笔调中，借着将小说里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尔尝试全景捕捉的，是选战中，各族群意见领袖的利益交换过程。

整部小说，即由议员候选人哈本，独自驾车前往艾薇拉小镇的颠簸行旅开始，描摹他参政一路的所谓“地狱之行”。哈本企图突破自觉的层层恶兆，勾连选区内各自对立的团体，以算计胜选的可能。十分辛苦，他最终胜选；胜选感言，则可用脏话一言以蔽之：“艾薇拉，你是个烂货”。

在戏谑笔调中，借着将小说里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尔尝试全景捕捉的，是选战中，各族群意见领袖的利益交换过程。就此而言，《艾薇拉投票记》再次标记了奈波尔对千里达的民主实践，个人最直接的看法：一场儿戏，或者闹剧。

于是，诸如上述所谓“民主的可能性”，或小说里“民主在艾薇拉生根”等表述，当然无比明显，皆是讽刺语境。至于奈波尔对他所谓“岛屿式的歇斯底里”症状结构的探查，或对在像千里达这样的战后新兴国家里，政客如何总是成为远离世俗之神祇，这类较具深意的模式反思，我们必须在之后的作品中寻找。

《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叶佳怡

《史东先生和他的骑士伙伴》则属于上述第二道叙事路径。与1955年的弃稿《伦敦生涯》（即重写后，终于在1987年出版的《抵达之谜》）相似，奈波尔以英国城乡为背景，架构小说主角的孤寂晚境。小说中，年近退休的“档案部主任”史东先生，在私我领域不乏奇想，也早就习惯以个人奇想，来暖化独身生活里，种种无可分享的漫漶或静滞。

人生转折，是在朋友家所举行的某回年终例宴里，他遇见了史宾格勒太太。她为他，展示了一个闪亮世界，在其中，人能以世故教养，掌握调笑的仪礼，以娱乐彼此。她的自我戏剧化，“谈论自己哀伤的方式既浮夸又不失真诚”的分寸，深深吸引史东先生。俩人很快完婚。

感情裂痕，或史东先生在夜宴光晕褪去后，个人所体察到的不适，从新婚当夜就开始了。而一如奈波尔许多小说里，男主角们普同的厌女情结，史东先生对“婚姻”一事，逐渐更确切感知的，是一种近于受骗的感觉。在共同生活里，“他的内心几乎全是对女性的厌恶”，她们摆布生活的意愿与能力，无远弗届地折磨着他。这让余生形同观落阴：史东先生“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女人”，“而且全活在男人缺席或已死亡的世界里”。

一如奈波尔许多小说里，男主角们普同的厌女情结，史东先生对“婚姻”一事，逐渐更确切感知的，是一种近于受骗的感觉。

在阴冷的蜜月旅行，在凯尔特人所遗赠的、全西欧最亘古而仓皇的家居遗址处，史东先生感到天地无情，而出于“只是想保护老人”的个人悲愿，他创发了“骑士伙伴”计划。反讽的是，这个史东先生用以反击窒息晚境的计划，真心不骗地，仅是对退休员工的访查与送暖。更反讽的是，公司高层立即从这无利可图的计划中嗅出公关效益，成立专责部门，运作戏剧性。

从史东先生的私生活到公领域，整部小说所调动的细节，如此层层合围，捻熄孤绝主角对世界的期待与窥看：在他那已然过于疲累的短暂人生里，他意识到，“所有出自真心的纯粹情感都不该展露于他人面前”；而“所有行动与创造都是对情感与真相的背叛”。而这样一位隐者，终局必然即是被那个他自觉生疏的世界所遗忘，形同未曾来过。

孤立的言说主体于虚构中说实事

中短篇小说集《岛上的旗帜》，则可视为是对上述两部长篇，及两道叙事路径的补遗：千里达故土，或英国生活断片。其中的〈敌人〉一篇，是未收录进《米格尔大街》的系列故事之一，而在数年后，也已经由奈波尔以相对更完整的形式，重写为《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里，“绿谷”一章的关键片段。

事关小说中，总是挫败的父亲毕斯华斯先生，与儿子阿南德，在绿谷房舍将倾前，最后的相处时光：将第一人称叙事重写为第三人称；从“我迷失在洞黑的世界里”，到多年后，奈波尔辗转寄存对这样一种挫败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所谕示的分离。

《岛上的旗帜》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刘韵韶

篇幅最长的〈岛上的旗帜〉，则为奈波尔于1965年，“为电视所写的奇幻剧”。在制作公司对作品需具备喜剧性，发生在加勒比海，男主角虽为美国人，虽有很多的性场面和对白，而且必须写得简单明了等诸多规定下，奈波尔仍然创作出一则意图严肃的佳构。

小说触及从米字旗到星条旗的殖民者势力过渡期间，小岛上各色人物的处境，一方面，既批判“老在寻找漂亮单纯的土著”的西方旅人，另一方面，亦再现了那些难有生活实感、形同幻影，在自己故土上，“已经全疯了”的本地住民。

所有这些或消极、或在反讽语境中确认的识见，来自奈波尔以三十五岁之龄，所自我建成的言说主体。以后见之明，观看奈波尔的文学生涯，则一方面，这言说主体所据在的，其实是一个相对孤立、却不乏“平静和秩序感”的田园时期，因此时的奈波尔，尚未深究殖民之伤。而就此议题而言，未来，常用以和奈波尔并谈的小说家，如鲁西迪与柯慈，此时亦未开始小说创作。更向远望去，离奈波尔宣告个人虚构创作已然终结，则从容地还有形同半生的时光。

在学习着成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拟着如何像“人”那样去感受与思考，从而也才情愿去生活。

另一方面，在奈波尔的作品中，一个总是带有强烈偏见、但以“不屈不挠的穷究精神”，去追查举世类同于己之偏见的声音，已在这里初步完成。如《模仿者》所言，生在千里达，“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而蛮荒，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而“我”有所预感，属于“我”的普世命题，或“我”命定遵循的程序毋宁是，“我将发现这种杂乱有自身的逻辑性和持久性”。

在“迫使我们正视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之前许多年，最初的奈波尔完成的，事实上是某种后设起点，或更漫长之“自我技术”的重设点：对他而言，并非生活激发写作，而是反过来，是在学习着成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拟着如何像“人”那样去感受与思考，从而也才情愿去生活。而既然写作的准备，是为了具体查证一切“我将发现”的预感，从属于写作，生活也永远仅是重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