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伟格:奈波尔笔下的民主实践与岛屿式歇斯底里症状

带偏见的孤立言说主体,才能于虚构中点出现实的荒谬讽刺。
读书时间 风物

【编者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V.S. 奈波尔(V.S. Naipaul)曾将他的三部旧作结集为一册重新出版,题为《守夜人记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说》。今年三月,时报出版首次引入奈波尔的作品并翻译为繁体中文,把其首个创作十年的部分作品介绍予华文读者认识。

作家前后创作阶段,往往两相对照,蜿蜒穷途。作家童伟格联系奈波尔生涯前后,剖析此三部作品,解读藏在辛辣尖酸的文字背后,实是一股对政治、社会体制的强力嘲讽与批判。

印度裔作家V.S.奈波尔。
印度裔作家V.S.奈波尔。

从十一岁立志写作,到2001年,以六十九岁之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奈波尔经历了时间跨度极长,且从两端看来,别具对照意义的文学生涯。时间一端,是位早慧的文学少年,英语文学作品,这种话语所认可的形式美学,及这种美学所索引的价值秩序,是少年全心浸润的情感原乡。殖民地少年由此出发,或其实是归返向“事情发生的故土”,试炼着如何在英国文学场域里,真正取得作者的资格。

于是,一方面是数十年的习艺期,少年成为青年,揣摩自择典律,努力跨过技术门槛,写出一种合于这种话语之既定审美标准的作品。另一方面,对这位作者而言,困难明确是生命经验的断裂:从千里达童年,到英国居留;父祖旧日失格,眼前形同异境,一个人得自力自助,从涣散失序的现实中,重寻自己的存有感。于是似乎自然,亲手拆解自己最亲熟的事物条理,成为自助的路径。

V.S. 奈波尔:英籍印度裔作家奈波尔在印度千里达出生,后因父亲工作的关系随家人迁至英国生活。曾周游列国的他,足迹遍及印度、南美、非洲、中东、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写下不少旅行文学作品,同时以纪实虚构的寓言手法讽刺与批判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破坏,带有强烈后殖民小说的色彩。其作品甚多,曾获颁英国布克文学奖(1971年)、“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1993年)和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

时间另一端,则是超过半世纪后,人们对这样一种以“奈波尔”为名之作者意志的恒定归整。这当然是迟来的确认,主要因为得奖伊时,奈波尔已走过个人创作狂飙期,也已经用比习艺期更漫长而悠缓的年岁,多次以虚构或纪实体裁,重复、或重新定义过自己的作者位置。所谓“恒定归整”,多少总是一种将作者个人特殊履历,提取普世性的历程:奈波尔以举世的边缘地带为田调现场的深描,他对西方小说从深习到拆解的挑衅作为,某种意义,都已被稳确归档为西方现代小说“反叛”大命题的一部分,从而,扩张了西方典律建制的弹性。

十年奠下讽刺戏谑的叙事特色

获奖隔年,奈波尔即将长篇小说《艾薇拉投票记》(1958)、《史东先生和他的骑士伙伴》(1963),及短篇小说集《岛上的旗帜》(1967)等三部旧作,结集为一册重新出版,题名为《守夜人记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说》,此即时报于今年出版的三书所本。这三本旧作,连同已于台湾出版的《神秘的推拿师》(1957)、《米格尔大街》(1959)与《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1961),及有待出版的《模仿者》(1967)等,共七部作品,是就我们所知,奈波尔个人从正式出版著作算起,第一个十年里的全部小说创作成果。

若以作品主题作简单整理,则我认为,在奈波尔第一个十年期里的小说创作,仍以《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与《模仿者》这两部作品,为内容最复杂、亦具阶段总结意义的里程碑。主要因为这两部小说,以不同的侧重面,熔铸了奈波尔最初探索的两道叙事路径。

在英国文学场域里,奈波尔自我再现的最初身形:来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对英国读者而言,或许,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悦的另类社会观察家。

其一,是奈波尔以千里达这历史错综、人人准备“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的故乡作为“病体”,所书写的一系列讽刺小说。这是在英国文学场域里,奈波尔自我再现的最初身形:来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对英国读者而言,或许,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悦的另类社会观察家。

其二,是在这习艺的初始阶段,在跨过1950年代的个人困顿期后,奈波尔尝试初步收纳英国小说美学,“从零开始,重新探索出一种简单直接的陈述方式”,而将历史因由,亦将所谓“无序”与“虚无”,导向小说主角,对个人存在状况的形上提问。相对于前者,这道叙事路径更完整保存了奈波尔后续小说的主角原型。

《艾薇拉投票记》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刘韵韶

承接《神秘的推拿师》,《艾薇拉投票记》属于前述第一道叙事路径。整部小说,以1950年,即将举行第二次国会议员普选的千里达为背景。此时,距千里达与加勒比海诸岛组成西印度自治邦尚有八年,离自治邦脱离英国正式独立,则犹有十二年。

族群多元、宗教各异的千里达人,正以四年为单位,演习单一国族想像,与适应民主政体中,定期的世俗权力更替模式。而在1950年所见的首度制度重演里,他们如奈波尔所言,甫从“大感意外,不敢置信”的惊愕中醒觉过来,“才开始看见民主的可能性”。

在戏谑笔调中,借着将小说里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尔尝试全景捕捉的,是选战中,各族群意见领袖的利益交换过程。

整部小说,即由议员候选人哈本,独自驾车前往艾薇拉小镇的颠簸行旅开始,描摹他参政一路的所谓“地狱之行”。哈本企图突破自觉的层层恶兆,勾连选区内各自对立的团体,以算计胜选的可能。十分辛苦,他最终胜选;胜选感言,则可用脏话一言以蔽之:“艾薇拉,你是个烂货”。

在戏谑笔调中,借着将小说里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尔尝试全景捕捉的,是选战中,各族群意见领袖的利益交换过程。就此而言,《艾薇拉投票记》再次标记了奈波尔对千里达的民主实践,个人最直接的看法:一场儿戏,或者闹剧。

于是,诸如上述所谓“民主的可能性”,或小说里“民主在艾薇拉生根”等表述,当然无比明显,皆是讽刺语境。至于奈波尔对他所谓“岛屿式的歇斯底里”症状结构的探查,或对在像千里达这样的战后新兴国家里,政客如何总是成为远离世俗之神祇,这类较具深意的模式反思,我们必须在之后的作品中寻找。

《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叶佳怡

《史东先生和他的骑士伙伴》则属于上述第二道叙事路径。与1955年的弃稿《伦敦生涯》(即重写后,终于在1987年出版的《抵达之谜》)相似,奈波尔以英国城乡为背景,架构小说主角的孤寂晚境。小说中,年近退休的“档案部主任”史东先生,在私我领域不乏奇想,也早就习惯以个人奇想,来暖化独身生活里,种种无可分享的漫漶或静滞。

人生转折,是在朋友家所举行的某回年终例宴里,他遇见了史宾格勒太太。她为他,展示了一个闪亮世界,在其中,人能以世故教养,掌握调笑的仪礼,以娱乐彼此。她的自我戏剧化,“谈论自己哀伤的方式既浮夸又不失真诚”的分寸,深深吸引史东先生。俩人很快完婚。

感情裂痕,或史东先生在夜宴光晕褪去后,个人所体察到的不适,从新婚当夜就开始了。而一如奈波尔许多小说里,男主角们普同的厌女情结,史东先生对“婚姻”一事,逐渐更确切感知的,是一种近于受骗的感觉。在共同生活里,“他的内心几乎全是对女性的厌恶”,她们摆布生活的意愿与能力,无远弗届地折磨着他。这让余生形同观落阴:史东先生“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女人”,“而且全活在男人缺席或已死亡的世界里”。

一如奈波尔许多小说里,男主角们普同的厌女情结,史东先生对“婚姻”一事,逐渐更确切感知的,是一种近于受骗的感觉。

在阴冷的蜜月旅行,在凯尔特人所遗赠的、全西欧最亘古而仓皇的家居遗址处,史东先生感到天地无情,而出于“只是想保护老人”的个人悲愿,他创发了“骑士伙伴”计划。反讽的是,这个史东先生用以反击窒息晚境的计划,真心不骗地,仅是对退休员工的访查与送暖。更反讽的是,公司高层立即从这无利可图的计划中嗅出公关效益,成立专责部门,运作戏剧性。

从史东先生的私生活到公领域,整部小说所调动的细节,如此层层合围,捻熄孤绝主角对世界的期待与窥看:在他那已然过于疲累的短暂人生里,他意识到,“所有出自真心的纯粹情感都不该展露于他人面前”;而“所有行动与创造都是对情感与真相的背叛”。而这样一位隐者,终局必然即是被那个他自觉生疏的世界所遗忘,形同未曾来过。

孤立的言说主体于虚构中说实事

中短篇小说集《岛上的旗帜》,则可视为是对上述两部长篇,及两道叙事路径的补遗:千里达故土,或英国生活断片。其中的〈敌人〉一篇,是未收录进《米格尔大街》的系列故事之一,而在数年后,也已经由奈波尔以相对更完整的形式,重写为《毕斯华斯先生的房子》里,“绿谷”一章的关键片段。

事关小说中,总是挫败的父亲毕斯华斯先生,与儿子阿南德,在绿谷房舍将倾前,最后的相处时光:将第一人称叙事重写为第三人称;从“我迷失在洞黑的世界里”,到多年后,奈波尔辗转寄存对这样一种挫败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所谕示的分离。

《岛上的旗帜》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时报

作者:V.S. Naipaul

译者:刘韵韶

篇幅最长的〈岛上的旗帜〉,则为奈波尔于1965年,“为电视所写的奇幻剧”。在制作公司对作品需具备喜剧性,发生在加勒比海,男主角虽为美国人,虽有很多的性场面和对白,而且必须写得简单明了等诸多规定下,奈波尔仍然创作出一则意图严肃的佳构。

小说触及从米字旗到星条旗的殖民者势力过渡期间,小岛上各色人物的处境,一方面,既批判“老在寻找漂亮单纯的土著”的西方旅人,另一方面,亦再现了那些难有生活实感、形同幻影,在自己故土上,“已经全疯了”的本地住民。

所有这些或消极、或在反讽语境中确认的识见,来自奈波尔以三十五岁之龄,所自我建成的言说主体。以后见之明,观看奈波尔的文学生涯,则一方面,这言说主体所据在的,其实是一个相对孤立、却不乏“平静和秩序感”的田园时期,因此时的奈波尔,尚未深究殖民之伤。而就此议题而言,未来,常用以和奈波尔并谈的小说家,如鲁西迪与柯慈,此时亦未开始小说创作。更向远望去,离奈波尔宣告个人虚构创作已然终结,则从容地还有形同半生的时光。

在学习着成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拟着如何像“人”那样去感受与思考,从而也才情愿去生活。

另一方面,在奈波尔的作品中,一个总是带有强烈偏见、但以“不屈不挠的穷究精神”,去追查举世类同于己之偏见的声音,已在这里初步完成。如《模仿者》所言,生在千里达,“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而蛮荒,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而“我”有所预感,属于“我”的普世命题,或“我”命定遵循的程序毋宁是,“我将发现这种杂乱有自身的逻辑性和持久性”。

在“迫使我们正视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之前许多年,最初的奈波尔完成的,事实上是某种后设起点,或更漫长之“自我技术”的重设点:对他而言,并非生活激发写作,而是反过来,是在学习着成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拟着如何像“人”那样去感受与思考,从而也才情愿去生活。而既然写作的准备,是为了具体查证一切“我将发现”的预感,从属于写作,生活也永远仅是重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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