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偉格：奈波爾筆下的民主實踐與島嶼式歇斯底里症狀

【編者按】200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後，V.S. 奈波爾（V.S. Naipaul）曾將他的三部舊作結集為一冊重新出版，題為《守夜人記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說》。今年三月，時報出版首次引入奈波爾的作品並翻譯為繁體中文，把其首個創作十年的部分作品介紹予華文讀者認識。

作家前後創作階段，往往兩相對照，蜿蜒窮途。作家童偉格聯繫奈波爾生涯前後，剖析此三部作品，解讀藏在辛辣尖酸的文字背後，實是一股對政治、社會體制的強力嘲諷與批判。

從十一歲立志寫作，到2001年，以六十九歲之齡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奈波爾經歷了時間跨度極長，且從兩端看來，別具對照意義的文學生涯。時間一端，是位早慧的文學少年，英語文學作品，這種話語所認可的形式美學，及這種美學所索引的價值秩序，是少年全心浸潤的情感原鄉。殖民地少年由此出發，或其實是歸返向「事情發生的故土」，試煉着如何在英國文學場域裏，真正取得作者的資格。

於是，一方面是數十年的習藝期，少年成為青年，揣摩自擇典律，努力跨過技術門檻，寫出一種合於這種話語之既定審美標準的作品。另一方面，對這位作者而言，困難明確是生命經驗的斷裂：從千里達童年，到英國居留；父祖舊日失格，眼前形同異境，一個人得自力自助，從渙散失序的現實中，重尋自己的存有感。於是似乎自然，親手拆解自己最親熟的事物條理，成為自助的路徑。

V.S. 奈波爾：英籍印度裔作家奈波爾在印度千里達出生，後因父親工作的關係隨家人遷至英國生活。曾周遊列國的他，足跡遍及印度、南美、非洲、中東、美國和馬來西亞等地，寫下不少旅行文學作品，同時以紀實虛構的寓言手法諷刺與批判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破壞，帶有強烈後殖民小說的色彩。其作品甚多，曾獲頒英國布克文學獎（1971年）、「大衛．柯恩英國文學獎」（1993年）和諾貝爾文學獎（2001年）。

時間另一端，則是超過半世紀後，人們對這樣一種以「奈波爾」為名之作者意志的恆定歸整。這當然是遲來的確認，主要因為得獎伊時，奈波爾已走過個人創作狂飆期，也已經用比習藝期更漫長而悠緩的年歲，多次以虛構或紀實體裁，重複、或重新定義過自己的作者位置。所謂「恆定歸整」，多少總是一種將作者個人特殊履歷，提取普世性的歷程：奈波爾以舉世的邊緣地帶為田調現場的深描，他對西方小說從深習到拆解的挑釁作為，某種意義，都已被穩確歸檔為西方現代小說「反叛」大命題的一部分，從而，擴張了西方典律建制的彈性。

十年奠下諷刺戲謔的敘事特色

獲獎隔年，奈波爾即將長篇小說《艾薇拉投票記》（1958）、《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1963），及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1967）等三部舊作，結集為一冊重新出版，題名為《守夜人記事簿，及其他滑稽小說》，此即時報於今年出版的三書所本。這三本舊作，連同已於台灣出版的《神秘的推拿師》（1957）、《米格爾大街》（1959）與《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1961），及有待出版的《模仿者》（1967）等，共七部作品，是就我們所知，奈波爾個人從正式出版著作算起，第一個十年裏的全部小說創作成果。

若以作品主題作簡單整理，則我認為，在奈波爾第一個十年期裏的小說創作，仍以《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與《模仿者》這兩部作品，為內容最複雜、亦具階段總結意義的里程碑。主要因為這兩部小說，以不同的側重面，鎔鑄了奈波爾最初探索的兩道敘事路徑。

在英國文學場域裏，奈波爾自我再現的最初身形：來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對英國讀者而言，或許，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悅的另類社會觀察家。

其一，是奈波爾以千里達這歷史錯綜、人人準備「逃向更嚴重的無序，逃向最終的虛無」的故鄉作為「病體」，所書寫的一系列諷刺小說。這是在英國文學場域裏，奈波爾自我再現的最初身形：來自加勒比海的狄更斯；對英國讀者而言，或許，是一位更使人放心愉悅的另類社會觀察家。

其二，是在這習藝的初始階段，在跨過1950年代的個人困頓期後，奈波爾嘗試初步收納英國小說美學，「從零開始，重新探索出一種簡單直接的陳述方式」，而將歷史因由，亦將所謂「無序」與「虛無」，導向小說主角，對個人存在狀況的形上提問。相對於前者，這道敘事路徑更完整保存了奈波爾後續小說的主角原型。

《艾薇拉投票記》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劉韻韶

承接《神秘的推拿師》，《艾薇拉投票記》屬於前述第一道敘事路徑。整部小說，以1950年，即將舉行第二次國會議員普選的千里達為背景。此時，距千里達與加勒比海諸島組成西印度自治邦尚有八年，離自治邦脫離英國正式獨立，則猶有十二年。

族群多元、宗教各異的千里達人，正以四年為單位，演習單一國族想像，與適應民主政體中，定期的世俗權力更替模式。而在1950年所見的首度制度重演裏，他們如奈波爾所言，甫從「大感意外，不敢置信」的驚愕中醒覺過來，「才開始看見民主的可能性」。

在戲謔筆調中，藉着將小說裏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爾嘗試全景捕捉的，是選戰中，各族群意見領袖的利益交換過程。

整部小說，即由議員候選人哈本，獨自駕車前往艾薇拉小鎮的顛簸行旅開始，描摹他參政一路的所謂「地獄之行」。哈本企圖突破自覺的層層惡兆，勾連選區內各自對立的團體，以算計勝選的可能。十分辛苦，他最終勝選；勝選感言，則可用髒話一言以蔽之：「艾薇拉，你是個爛貨」。

在戲謔筆調中，藉着將小說裏所有人物扁平化，奈波爾嘗試全景捕捉的，是選戰中，各族群意見領袖的利益交換過程。就此而言，《艾薇拉投票記》再次標記了奈波爾對千里達的民主實踐，個人最直接的看法：一場兒戲，或者鬧劇。

於是，諸如上述所謂「民主的可能性」，或小說裏「民主在艾薇拉生根」等表述，當然無比明顯，皆是諷刺語境。至於奈波爾對他所謂「島嶼式的歇斯底里」癥狀結構的探查，或對在像千里達這樣的戰後新興國家裏，政客如何總是成為遠離世俗之神祇，這類較具深意的模式反思，我們必須在之後的作品中尋找。

《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葉佳怡

《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則屬於上述第二道敘事路徑。與1955年的棄稿《倫敦生涯》（即重寫後，終於在1987年出版的《抵達之謎》）相似，奈波爾以英國城鄉為背景，架構小說主角的孤寂晚境。小說中，年近退休的「檔案部主任」史東先生，在私我領域不乏奇想，也早就習慣以個人奇想，來暖化獨身生活裏，種種無可分享的漫漶或靜滯。

人生轉折，是在朋友家所舉行的某回年終例宴裏，他遇見了史賓格勒太太。她為他，展示了一個閃亮世界，在其中，人能以世故教養，掌握調笑的儀禮，以娛樂彼此。她的自我戲劇化，「談論自己哀傷的方式既浮誇又不失真誠」的分寸，深深吸引史東先生。倆人很快完婚。

感情裂痕，或史東先生在夜宴光暈褪去後，個人所體察到的不適，從新婚當夜就開始了。而一如奈波爾許多小說裏，男主角們普同的厭女情結，史東先生對「婚姻」一事，逐漸更確切感知的，是一種近於受騙的感覺。在共同生活裏，「他的內心幾乎全是對女性的厭惡」，她們擺佈生活的意願與能力，無遠弗屆地折磨着他。這讓餘生形同觀落陰：史東先生「發現自己身邊只剩下女人」，「而且全活在男人缺席或已死亡的世界裏」。

一如奈波爾許多小說裏，男主角們普同的厭女情結，史東先生對「婚姻」一事，逐漸更確切感知的，是一種近於受騙的感覺。

在陰冷的蜜月旅行，在凱爾特人所遺贈的、全西歐最亙古而倉皇的家居遺址處，史東先生感到天地無情，而出於「只是想保護老人」的個人悲願，他創發了「騎士夥伴」計畫。反諷的是，這個史東先生用以反擊窒息晚境的計畫，真心不騙地，僅是對退休員工的訪查與送暖。更反諷的是，公司高層立即從這無利可圖的計畫中嗅出公關效益，成立專責部門，運作戲劇性。

從史東先生的私生活到公領域，整部小說所調動的細節，如此層層合圍，捻熄孤絕主角對世界的期待與窺看：在他那已然過於疲累的短暫人生裏，他意識到，「所有出自真心的純粹情感都不該展露於他人面前」；而「所有行動與創造都是對情感與真相的背叛」。而這樣一位隱者，終局必然即是被那個他自覺生疏的世界所遺忘，形同未曾來過。

孤立的言說主體於虛構中說實事

中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則可視為是對上述兩部長篇，及兩道敘事路徑的補遺：千里達故土，或英國生活斷片。其中的〈敵人〉一篇，是未收錄進《米格爾大街》的系列故事之一，而在數年後，也已經由奈波爾以相對更完整的形式，重寫為《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裏，「綠谷」一章的關鍵片段。

事關小說中，總是挫敗的父親畢斯華斯先生，與兒子阿南德，在綠谷房舍將傾前，最後的相處時光：將第一人稱敘事重寫為第三人稱；從「我迷失在洞黑的世界裏」，到多年後，奈波爾輾轉寄存對這樣一種挫敗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所諭示的分離。

《島上的旗幟》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時報

作者：V.S. Naipaul

譯者：劉韻韶

篇幅最長的〈島上的旗幟〉，則為奈波爾於1965年，「為電視所寫的奇幻劇」。在製作公司對作品需具備喜劇性，發生在加勒比海，男主角雖為美國人，雖有很多的性場面和對白，而且必須寫得簡單明瞭等諸多規定下，奈波爾仍然創作出一則意圖嚴肅的佳構。

小說觸及從米字旗到星條旗的殖民者勢力過渡期間，小島上各色人物的處境，一方面，既批判「老在尋找漂亮單純的土著」的西方旅人，另一方面，亦再現了那些難有生活實感、形同幻影，在自己故土上，「已經全瘋了」的本地住民。

所有這些或消極、或在反諷語境中確認的識見，來自奈波爾以三十五歲之齡，所自我建成的言說主體。以後見之明，觀看奈波爾的文學生涯，則一方面，這言說主體所據在的，其實是一個相對孤立、卻不乏「平靜和秩序感」的田園時期，因此時的奈波爾，尚未深究殖民之傷。而就此議題而言，未來，常用以和奈波爾並談的小說家，如魯西迪與柯慈，此時亦未開始小說創作。更向遠望去，離奈波爾宣告個人虛構創作已然終結，則從容地還有形同半生的時光。

在學習着成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擬着如何像「人」那樣去感受與思考，從而也才情願去生活。

另一方面，在奈波爾的作品中，一個總是帶有強烈偏見、但以「不屈不撓的窮究精神」，去追查舉世類同於己之偏見的聲音，已在這裏初步完成。如《模仿者》所言，生在千里達，「一個不為人知的新大陸種植園，二手而蠻荒，我的人生注定以錯亂開始」，而「我」有所預感，屬於「我」的普世命題，或「我」命定遵循的程序毋寧是，「我將發現這種雜亂有自身的邏輯性和持久性」。

在「迫使我們正視被壓抑的歷史的存在」之前許多年，最初的奈波爾完成的，事實上是某種後設起點，或更漫長之「自我技術」的重設點：對他而言，並非生活激發寫作，而是反過來，是在學習着成為理想作者的路途上，作者模擬着如何像「人」那樣去感受與思考，從而也才情願去生活。而既然寫作的準備，是為了具體查證一切「我將發現」的預感，從屬於寫作，生活也永遠僅是重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