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女性真的自由了吗？读《在希望与恐惧之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富汗有两个相反的面向，”阿富汗女性网路（Afghan Women’s Network）的执行董事哈西纳．萨菲（Hassina Safi）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去年的努力，有更多女性被晋升至更重要的职位。但在另一方面，女性缺乏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许多在外工作的女性被有计划性地杀害。”

女性处境的好转便等于自由了吗？

西方领导人过去时常提到，阿富汗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是导致911事件后塔利班政权被推翻的主因之一，但现在不少人已遗忘这件事了。乔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2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时表示：“上一次我们在这间房间见面时，阿富汗的每位母亲和女儿都还被困在家中，禁止去工作或上学。现在，女性已经自由了。”

自从塔利班政权结束后，已过了14年。这14年间，我从未间断往返阿富汗报导当地新闻，在这期间，我看见女性的处境明显好转。塔利班执政时曾严格执行伊斯兰的教义，女性不得工作、前往市集时必须要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穿着白鞋、不得大笑出声。她们被迫戴上的那些宽松蓝色布卡变成了女性被压迫的象征，她们会因为擦指甲油或涂唇膏而受到殴打或者抓去坐牢，女孩子也不准去上学。

现在的阿富汗市集里处处都有女性的身影，街上一列列女孩子骄傲地背着书包前往学校，这些景象总是会让我微笑。根据统计，八百万名阿富汗学童中，有两百四十万名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童人数在2004年为4000名，到了2012年成长到12000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轻女性。

就连在最遥远的村庄中，女人的生活也有所改变。小额贷款能够提供资金给裁缝与养蜂等产业，让从未接受教育、也从未进入过职场的女性也能养家活口。

女性独立从拥有经济基础开始

萨曼甘省（Samangan）是阿富汗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那里是一片不毛之地，由泥土所建造的村庄像远古遗迹一样融入了山脉之中。在村民为了逃离战争与贫穷而离开之后，不少村庄就此被彻底遗弃，成为鬼村。在一座名为阿西阿巴德（Asiabad）的村庄中，我很讶异地在一栋房子外看到一头牛和一辆黄白相间的出租车，更令我惊讶的是，这头牛和这辆车的拥有者竟然是一名女子。

55岁的库布拉（Kubra）像多数阿富汗女性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的皮肤粗糙而带有皱纹，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她不断像风车一样挥舞双手，又黑又圆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带我进入一间粉红色墙壁的房间，里面用缎带和金币装饰得像藏了宝藏的宫殿一样，在房间的正中间，一台中国手动缝纫机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库布拉的故事非常典型，她的父母在她13岁的时候，就因为养不起她把她嫁出去了。她生了11个小孩，丈夫是一名自给自足的小麦农夫，只要不下雨，作物就会歉收，因此，他们一家人常常过着每天只能吃一餐，甚至只能喝茶充饥的日子。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英国慈善组织“阿富汗救援（Afghanaid）”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村庄。阿富汗救援已经在这个区域运行30多年了，他们提供缝纫训练，而后借给库布拉8万阿富汗尼（约1300美元），让她购买缝纫机与布料。

“我日夜不分地工作，这样才能再买一台缝纫机。”她说。她把自己新学会的缝纫技巧教给其他人，到后来，村庄中有60名女性学会了缝纫，她们很快就接到了其他村庄用于婚礼与销售的订单。“现在我的收入已经比我丈夫的收入还多了！”她露出满口金牙大笑着说。

“现在，男人必须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实，我的女儿们可以去学校上课，有一个女儿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选举的时候去统计票数。”

这些女性组成了一个储蓄小组，合资租了一间店面，均分利润。库布拉把她的那份钱存下来，买了一头能生产凝乳的牛，再用贩卖凝乳赚来的钱替缝纫小组买了一辆车，同时把这辆车提供给她儿子当作出租车赚钱。最近她又买了第二辆出租车。“我正在慢慢爬往更上一阶了。”她一边大笑一边曲起手指做出爬梯子的样子。

掌握经济权力也带来了其他影响。“之前我根本不能自己去市集，”她说，“女人也不可以跟男人坐在一起。现在，男人必须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实，我的女儿们可以去学校上课，有一个女儿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选举的时候去统计票数。”

库布拉还会帮社区里的人注射结核病疫苗与小儿麻痺疫苗，她说她从一部影片上学会了注射疫苗的方法。“虽然我不认识字，但是我很擅长靠头脑解决问题。”她说。

她告诉我，她们村庄的女性已经知道何谓独立自主了，她们未来绝不可能放弃这种权利。“要是塔利班还想回来，就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力量反抗到底。”她信誓旦旦地说。

有女性的位置也不代表她们被赋权

改变逐渐走向高峰。2014年年初，阿富汗首次指派女性担任警察局长，那是历史性的一刻。杰米拉．比雅德（Jamila Bayaz）上校被指派到位于喀布尔（Kabul）旧市区的曼德埃市集（Mandayi bazzard）中的警局，那里十分热闹，市集中挤满了木头搭建的摊位，摊商在此贩卖梳子、旧衣服和小贾斯汀的海报。她与她所管理的四百名警员共同服务当地的一百五十万名市民。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机遇，而是全阿富汗女性的机遇。”她坐在二楼的办公室，身旁围绕着塑胶花与好几盘杏仁和开心果。55岁的比雅德是五位孩子的母亲，她说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依循父亲的脚步，成为一位警察。

“我认为当警察是在帮助他人，而且我很爱警察制服！”她笑着说。她身穿灰色的制服，搭配上肩上银红相间的肩章和黑色的围巾让她看起来光彩夺目。在执行喀布尔第一区警力的每周巡察时，她与其他男性警员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制服加上皮夹克、军外套和各式各样的帽子，看起来简直是一团乱。

比雅德在1980年代的苏维埃占领时期开始参与女警训练，而后在首都工作，直到塔利班于1996年9月26日入侵首都。她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塔利班停止了一切，”她说，“就像他们要把生命都一并停止一样。”她被殴打了两次──一次是因为露出脚踝，一次是因为在进入家门前没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就把布卡拿掉。

比雅德认为她的升迁是“全阿富汗女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赫尔曼德（Helmand）与堪达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杀。

在塔利班垮台后，她又回复了警察的职位，并接受了来自美国、英国与挪威的新训练。他们让她去了科罗拉多、迈阿密、纽约、杜拜、开罗，还有奇妙的西伯利亚。“在这边当警察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她说。
比雅德认为她的升迁是“全阿富汗女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赫尔曼德（Helmand）与堪达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杀，此外，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受到攻击的女性人数在2014年上升了28%，但起诉案件却只有少量增加，比雅德对此不愿多做评论。

虽然新的阿富汗法规明文规定女人能享有平等权利，且应受保护免于暴力威胁，但实际上很少会有人执行这些规定。女性通常会被当作次等人，10个女人中就有9个曾受到侮辱。联合国于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阿富汗的司法审判依旧让女性失望，在涉及对女性施暴的案子中，只有5%的施暴人会受到惩罚。

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在于阿富汗依旧是男性掌控权利的国家，且男性的态度并未改变。阿富汗国会有1/5的席次是保留给女性的，而美国公布的美国国会女性议员比例则是18.5%，换言之，阿富汗国会中的女性比例较美国还高，但虽然如此，阿富汗的女性国会议员说，她们的权力其实十分渺小。

在2013年，女性在阿富汗全国法官人数中占了8%，在检察官中占了6%，在律师中占了不到20%。多数女性法官都在喀布尔工作，而在非首都的省分中30名检察官之中还不一定有1名女性。在2014的总统大选中，虽然有不少女性参与选举集会并投出有效票，但9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是女性。

事实上，9位候选人中，有6位都是十分蔑视女性权利的军阀。

值得庆幸的是，最后的赢家是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他将女性权利与平权视为总统竞选的核心政见之一。他任命4位女性成为内阁，支持他的妻子鲁拉（Rula）在公众场合露面。鲁拉是来自黎巴嫩的基督徒，她经常为阿富汗的女性权利发声，并设置了第一总统夫人办公室。加尼总统最近甚至开玩笑说，阿富汗有可能会比美国还早选出女性总统。

社会还没准备好给女性位置

我们暂且不谈加尼总统的华美文字，阿富汗其实能轻而易举地令人陷入沮丧。喀布尔、赫拉特（Herat）和其他几座城市都充斥着庇护所，里面挤满了逃离逼迫婚嫁的女孩。阿富汗的婚姻中有60%都是逼迫婚嫁，刚满9岁的女孩就有可能被当作化解仇恨的筹码送出去，或者成为鸦片新娘（opium brides）拿去抵债。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一月早晨，我认识了一名女孩，她想要和日复一日用缆线和皮带抽打她的先生离婚，并因此被迫放弃她5个月大的婴儿。

近年来最可怕的故事发生在21岁的拉尔．比比（Lal Bibi）身上，她是昆杜兹（Kunduz）一名牧羊人的女儿。在2012年5月，她被当地的4名警察轮流强暴长达5天的时间，只因为其中一名警察之前与拉尔．比比的堂兄吵了一架，他们想要借此报复。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故事在阿富汗屡见不鲜，通常到了故事的最后，被强暴的女性会被视为耻辱，无法结婚，还有可能会被逐出家门，只能住进庇护所。而那些强暴犯则无人问罪，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拥有枪的男性几乎等同于拥有所有权力。

不出所料，拉尔．比比最后也住进了庇护所，因精神崩溃而无法说话，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祖父──竟为了她挺身而出。拉尔．比比在庇护所里认识了玛莉．阿克拉米（Mary Akrami），她是一位女权活动人士，负责管理阿富汗女性技能发展中心（Afghan 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Center），也是在阿富汗创立庇护所的首批女性之一。拉尔．比比在家族的支持与阿克拉米的帮助下，与家人勇敢地进入了喀布尔的法庭。在2012年11月，他们创造了历史性的一刻，成功让强暴犯获判有罪──这个判决让全世界的人权团体都欢欣鼓舞。

“那时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门，现在她们连法院都可以进去了。”阿克拉米说，“但是拉尔．比比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还没有准备好。”

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在法官宣判60年有期徒刑后，警察队长指着他们的脸大声喊道：“我总有一天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会好好处理你们这些人！”拉尔．比比与家人因受到惊吓，选择留在喀布尔受阿克拉米的庇护。在2014年，拉尔．比比的祖父去世，他们因此举家回到村落中。几个小时之后，拉尔．比比的父亲就被警察队长的人逮捕，而后被诬告杀人。他就此被关进了监狱，而拉尔．比比的家人又被迫回到躲躲藏藏的生活。

玛莉．阿克拉米是率先发声的人之一，她认为女性的生活比起塔利班政权时期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那时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门，现在她们连法院都可以进去了。”阿克拉米说，“但是拉尔．比比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事实上，玛莉．阿克拉米每天都会受到不少威胁，这种压力对她的健康状况造成了伤害，她的丈夫曾恳求她留在家里，但阿克拉米拒绝放弃。“只有我们能起身对抗掌权者，”她说，“我们不能放弃。”

阿克拉米和其他女权活动人士担心，西方掌权者会因为急着要离开，而忘记他们曾经答应要让阿富汗女性自由的承诺。阿克拉米等人非常害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军队离开这个区域后，女性会遭到怎样的对待。阿富汗女性网路的哈西纳．萨菲表示：“大家必须理解，我们争取到的权益其实非常脆弱，我们还十分需要帮助。”

西方的承诺不过是一时兴起？

距离杰米拉的警局不过数英里之遥就是喀布尔体育馆，塔利班政权曾把这里当作公开对女性施行鞭刑的场所。体育馆内有一间昏暗的房间，里面的景象出人意表：十多名女拳击手正在一边练习对打与打拳靶，一边大笑着互相取笑，她们的目标是201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里本来有25名女拳击手，原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每月100美金的补助以及国际援助的交通运输，但现在援助金已经耗尽了，她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这个房间以及拳击手套，所以，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放弃了。

阿克拉米说，阿富汗所有的女性运动都曾收到西方的捐款援助，但现在外界对阿富汗的态度转为兴致缺缺，这些资金也跟着消失殆尽。“我相信女性权利是国际议题，不过，虽然全世界的女性都支持我们，但我认为此时此刻的我们其实是孤立无援的。”

喀布尔河边的纪念碑成为了阿富汗女性的圣地，同时也提醒着外界，记得你们曾给过的承诺。

有些人希望可以透过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的悲惨故事再次唤起国际的注意力。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河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在2015年3月的那个星期四，法尔昆达就是从那里被丢入河中的。她在此处结束了年轻的一生，也结束了包括当老师在内的所有梦想。这座纪念碑成为了阿富汗女性的圣地，同时也提醒着外界，记得你们曾给过的承诺。

克莉丝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自1987年开始往返阿富汗，是一名赢得多项奖项的英国记者，同时也是一名畅销作家。她最新发售的一本书书名为《喀布尔再会：从阿富汗至更为险恶之地》（Farewell Kabul: From Afghanistan to a More Dangerous World，于2015年由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出版）。

编按：标题与小标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阿富汗的女人们〉，为摄影集《在希望与恐惧之间：阿富汗的战地与日常实境》的推荐序，经野人出版授权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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