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女性真的自由了嗎？讀《在希望與恐懼之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阿富汗有兩個相反的面向，」阿富汗女性網路（Afghan Women’s Network）的執行董事哈西納．薩菲（Hassina Safi）說，「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去年的努力，有更多女性被晉升至更重要的職位。但在另一方面，女性缺乏安全的保障，我們看到許多在外工作的女性被有計畫性地殺害。」

女性處境的好轉便等於自由了嗎？

西方領導人過去時常提到，阿富汗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是導致911事件後塔利班政權被推翻的主因之一，但現在不少人已遺忘這件事了。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2年1月發表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時表示：「上一次我們在這間房間見面時，阿富汗的每位母親和女兒都還被困在家中，禁止去工作或上學。現在，女性已經自由了。」

自從塔利班政權結束後，已過了14年。這14年間，我從未間斷往返阿富汗報導當地新聞，在這期間，我看見女性的處境明顯好轉。塔利班執政時曾嚴格執行伊斯蘭的教義，女性不得工作、前往市集時必須要有男性親屬陪伴、不得穿着白鞋、不得大笑出聲。她們被迫戴上的那些寬鬆藍色布卡變成了女性被壓迫的象徵，她們會因為擦指甲油或塗唇膏而受到毆打或者抓去坐牢，女孩子也不准去上學。

現在的阿富汗市集裏處處都有女性的身影，街上一列列女孩子驕傲地背着書包前往學校，這些景象總是會讓我微笑。根據統計，八百萬名阿富汗學童中，有兩百四十萬名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童人數在2004年為4000名，到了2012年成長到12000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輕女性。

就連在最遙遠的村莊中，女人的生活也有所改變。小額貸款能夠提供資金給裁縫與養蜂等產業，讓從未接受教育、也從未進入過職場的女性也能養家活口。

女性獨立從擁有經濟基礎開始

薩曼甘省（Samangan）是阿富汗最貧困的省份之一，那裏是一片不毛之地，由泥土所建造的村莊像遠古遺跡一樣融入了山脈之中。在村民為了逃離戰爭與貧窮而離開之後，不少村莊就此被徹底遺棄，成為鬼村。在一座名為阿西阿巴德（Asiabad）的村莊中，我很訝異地在一棟房子外看到一頭牛和一輛黃白相間的計程車，更令我驚訝的是，這頭牛和這輛車的擁有者竟然是一名女子。

55歲的庫布拉（Kubra）像多數阿富汗女性一樣，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老，她的皮膚粗糙而帶有皺紋，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她不斷像風車一樣揮舞雙手，又黑又圓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帶我進入一間粉紅色牆壁的房間，裏面用緞帶和金幣裝飾得像藏了寶藏的宮殿一樣，在房間的正中間，一台中國手動縫紉機佔據了最顯眼的位置。

庫布拉的故事非常典型，她的父母在她13歲的時候，就因為養不起她把她嫁出去了。她生了11個小孩，丈夫是一名自給自足的小麥農夫，只要不下雨，作物就會歉收，因此，他們一家人常常過着每天只能吃一餐，甚至只能喝茶充飢的日子。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英國慈善組織「阿富汗救援（Afghanaid）」的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村莊。阿富汗救援已經在這個區域運行30多年了，他們提供縫紉訓練，而後借給庫布拉8萬阿富汗尼（約1300美元），讓她購買縫紉機與布料。

「我日夜不分地工作，這樣才能再買一台縫紉機。」她說。她把自己新學會的縫紉技巧教給其他人，到後來，村莊中有60名女性學會了縫紉，她們很快就接到了其他村莊用於婚禮與銷售的訂單。「現在我的收入已經比我丈夫的收入還多了！」她露出滿口金牙大笑着說。

「現在，男人必須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實，我的女兒們可以去學校上課，有一個女兒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選舉的時候去統計票數。」

這些女性組成了一個儲蓄小組，合資租了一間店面，均分利潤。庫布拉把她的那份錢存下來，買了一頭能生產凝乳的牛，再用販賣凝乳賺來的錢替縫紉小組買了一輛車，同時把這輛車提供給她兒子當作計程車賺錢。最近她又買了第二輛計程車。「我正在慢慢爬往更上一階了。」她一邊大笑一邊曲起手指做出爬梯子的樣子。

掌握經濟權力也帶來了其他影響。「之前我根本不能自己去市集，」她說，「女人也不可以跟男人坐在一起。現在，男人必須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實，我的女兒們可以去學校上課，有一個女兒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選舉的時候去統計票數。」

庫布拉還會幫社區裏的人注射結核病疫苗與小兒麻痺疫苗，她說她從一部影片上學會了注射疫苗的方法。「雖然我不認識字，但是我很擅長靠頭腦解決問題。」她說。

她告訴我，她們村莊的女性已經知道何謂獨立自主了，她們未來絕不可能放棄這種權利。「要是塔利班還想回來，就算我們沒有武器，我們也會用我們的力量反抗到底。」她信誓旦旦地說。

有女性的位置也不代表她們被賦權

改變逐漸走向高峰。2014年年初，阿富汗首次指派女性擔任警察局長，那是歷史性的一刻。傑米拉．比雅德（Jamila Bayaz）上校被指派到位於喀布爾（Kabul）舊市區的曼德埃市集（Mandayi bazzard）中的警局，那裏十分熱鬧，市集中擠滿了木頭搭建的攤位，攤商在此販賣梳子、舊衣服和小賈斯汀的海報。她與她所管理的四百名警員共同服務當地的一百五十萬名市民。

「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機遇，而是全阿富汗女性的機遇。」她坐在二樓的辦公室，身旁圍繞着塑膠花與好幾盤杏仁和開心果。55歲的比雅德是五位孩子的母親，她說她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依循父親的腳步，成為一位警察。

「我認為當警察是在幫助他人，而且我很愛警察制服！」她笑着說。她身穿灰色的制服，搭配上肩上銀紅相間的肩章和黑色的圍巾讓她看起來光彩奪目。在執行喀布爾第一區警力的每週巡察時，她與其他男性警員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的制服加上皮夾克、軍外套和各式各樣的帽子，看起來簡直是一團亂。

比雅德在1980年代的蘇維埃佔領時期開始參與女警訓練，而後在首都工作，直到塔利班於1996年9月26日入侵首都。她說她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塔利班停止了一切，」她說，「就像他們要把生命都一併停止一樣。」她被毆打了兩次──一次是因為露出腳踝，一次是因為在進入家門前沒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就把布卡拿掉。

比雅德認為她的升遷是「全阿富汗女性的勝利」。但與此同時，赫爾曼德（Helmand）與堪達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殺。

在塔利班垮台後，她又回復了警察的職位，並接受了來自美國、英國與挪威的新訓練。他們讓她去了科羅拉多、邁阿密、紐約、杜拜、開羅，還有奇妙的西伯利亞。「在這邊當警察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她說。
比雅德認為她的升遷是「全阿富汗女性的勝利」。但與此同時，赫爾曼德（Helmand）與堪達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殺，此外，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受到攻擊的女性人數在2014年上升了28%，但起訴案件卻只有少量增加，比雅德對此不願多做評論。

雖然新的阿富汗法規明文規定女人能享有平等權利，且應受保護免於暴力威脅，但實際上很少會有人執行這些規定。女性通常會被當作次等人，10個女人中就有9個曾受到侮辱。聯合國於2015年4月的報告顯示，阿富汗的司法審判依舊讓女性失望，在涉及對女性施暴的案子中，只有5%的施暴人會受到懲罰。

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在於阿富汗依舊是男性掌控權利的國家，且男性的態度並未改變。阿富汗國會有1/5的席次是保留給女性的，而美國公布的美國國會女性議員比例則是18.5%，換言之，阿富汗國會中的女性比例較美國還高，但雖然如此，阿富汗的女性國會議員說，她們的權力其實十分渺小。

在2013年，女性在阿富汗全國法官人數中佔了8%，在檢察官中佔了6%，在律師中佔了不到20%。多數女性法官都在喀布爾工作，而在非首都的省分中30名檢察官之中還不一定有1名女性。在2014的總統大選中，雖然有不少女性參與選舉集會並投出有效票，但9位總統候選人都不是女性。

事實上，9位候選人中，有6位都是十分蔑視女性權利的軍閥。

值得慶幸的是，最後的贏家是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他將女性權利與平權視為總統競選的核心政見之一。他任命4位女性成為內閣，支持他的妻子魯拉（Rula）在公眾場合露面。魯拉是來自黎巴嫩的基督徒，她經常為阿富汗的女性權利發聲，並設置了第一總統夫人辦公室。加尼總統最近甚至開玩笑說，阿富汗有可能會比美國還早選出女性總統。

社會還沒準備好給女性位置

我們暫且不談加尼總統的華美文字，阿富汗其實能輕而易舉地令人陷入沮喪。喀布爾、赫拉特（Herat）和其他幾座城市都充斥着庇護所，裏面擠滿了逃離逼迫婚嫁的女孩。阿富汗的婚姻中有60%都是逼迫婚嫁，剛滿9歲的女孩就有可能被當作化解仇恨的籌碼送出去，或者成為鴉片新娘（opium brides）拿去抵債。在一個寒風刺骨的一月早晨，我認識了一名女孩，她想要和日復一日用纜線和皮帶抽打她的先生離婚，並因此被迫放棄她5個月大的嬰兒。

近年來最可怕的故事發生在21歲的拉爾．比比（Lal Bibi）身上，她是昆杜茲（Kunduz）一名牧羊人的女兒。在2012年5月，她被當地的4名警察輪流強暴長達5天的時間，只因為其中一名警察之前與拉爾．比比的堂兄吵了一架，他們想要藉此報復。令人難過的是，這樣的故事在阿富汗屢見不鮮，通常到了故事的最後，被強暴的女性會被視為恥辱，無法結婚，還有可能會被逐出家門，只能住進庇護所。而那些強暴犯則無人問罪，因為在這個社會裏，擁有槍的男性幾乎等同於擁有所有權力。

不出所料，拉爾．比比最後也住進了庇護所，因精神崩潰而無法說話，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祖父──竟為了她挺身而出。拉爾．比比在庇護所裏認識了瑪莉．阿克拉米（Mary Akrami），她是一位女權活動人士，負責管理阿富汗女性技能發展中心（Afghan 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Center），也是在阿富汗創立庇護所的首批女性之一。拉爾．比比在家族的支持與阿克拉米的幫助下，與家人勇敢地進入了喀布爾的法庭。在2012年11月，他們創造了歷史性的一刻，成功讓強暴犯獲判有罪──這個判決讓全世界的人權團體都歡欣鼓舞。

「那時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門，現在她們連法院都可以進去了。」阿克拉米說，「但是拉爾．比比的例子告訴我們，社會還沒有準備好。」

對多數人來說，這個故事就到此結束了。在法官宣判60年有期徒刑後，警察隊長指着他們的臉大聲喊道：「我總有一天會被放出來，到時候我會好好處理你們這些人！」拉爾．比比與家人因受到驚嚇，選擇留在喀布爾受阿克拉米的庇護。在2014年，拉爾．比比的祖父去世，他們因此舉家回到村落中。幾個小時之後，拉爾．比比的父親就被警察隊長的人逮捕，而後被誣告殺人。他就此被關進了監獄，而拉爾．比比的家人又被迫回到躲躲藏藏的生活。

瑪莉．阿克拉米是率先發聲的人之一，她認為女性的生活比起塔利班政權時期已經有了長足進步。「那時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門，現在她們連法院都可以進去了。」阿克拉米說，「但是拉爾．比比的例子告訴我們，社會還沒有準備好。」事實上，瑪莉．阿克拉米每天都會受到不少威脅，這種壓力對她的健康狀況造成了傷害，她的丈夫曾懇求她留在家裏，但阿克拉米拒絕放棄。「只有我們能起身對抗掌權者，」她說，「我們不能放棄。」

阿克拉米和其他女權活動人士擔心，西方掌權者會因為急着要離開，而忘記他們曾經答應要讓阿富汗女性自由的承諾。阿克拉米等人非常害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軍隊離開這個區域後，女性會遭到怎樣的對待。阿富汗女性網路的哈西納．薩菲表示：「大家必須理解，我們爭取到的權益其實非常脆弱，我們還十分需要幫助。」

西方的承諾不過是一時興起？

距離傑米拉的警局不過數英里之遙就是喀布爾體育館，塔利班政權曾把這裏當作公開對女性施行鞭刑的場所。體育館內有一間昏暗的房間，裏面的景象出人意表：十多名女拳擊手正在一邊練習對打與打拳靶，一邊大笑着互相取笑，她們的目標是2016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裏本來有25名女拳擊手，原本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每月100美金的補助以及國際援助的交通運輸，但現在援助金已經耗盡了，她們所能擁有的只有這個房間以及拳擊手套，所以，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放棄了。

阿克拉米說，阿富汗所有的女性運動都曾收到西方的捐款援助，但現在外界對阿富汗的態度轉為興致缺缺，這些資金也跟着消失殆盡。「我相信女性權利是國際議題，不過，雖然全世界的女性都支持我們，但我認為此時此刻的我們其實是孤立無援的。」

喀布爾河邊的紀念碑成為了阿富汗女性的聖地，同時也提醒着外界，記得你們曾給過的承諾。

有些人希望可以透過法爾昆達．馬利克扎達的悲慘故事再次喚起國際的注意力。阿富汗人在喀布爾河邊建立了一座紀念碑，在2015年3月的那個星期四，法爾昆達就是從那裏被丟入河中的。她在此處結束了年輕的一生，也結束了包括當老師在內的所有夢想。這座紀念碑成為了阿富汗女性的聖地，同時也提醒着外界，記得你們曾給過的承諾。

克莉絲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自1987年開始往返阿富汗，是一名贏得多項獎項的英國記者，同時也是一名暢銷作家。她最新發售的一本書書名為《喀布爾再會：從阿富汗至更為險惡之地》（Farewell Kabul: From Afghanistan to a More Dangerous World，於2015年由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出版）。

編按：標題與小標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阿富汗的女人們〉，為攝影集《在希望與恐懼之間：阿富汗的戰地與日常實境》的推薦序，經野人出版授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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