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电影《最爱你的人是我》（Una，2016）改编自苏格兰剧作家大卫・哈洛维（David Harrower）的著名舞台剧剧本《黑鸟》（Blackbird，2005），舞台剧版本亦曾于2009年引入台湾，由鸿鸿执导、黑眼睛跨剧团演出。同一个剧本，两种演绎，我们特意邀请曾执导舞台剧版本的鸿鸿撰写这篇电影评论，说说当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时，光影与镜头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
电影是直接的艺术，剧场是间接的艺术──特别是在热中现场真实行动的“后戏剧剧场”出现前。古希腊戏剧把最激烈的行动排除在剧场之外，现场只听得到预言和评述，这点在许多当代戏剧（如首演于2005年爱丁堡艺术节的《黑鸟》）依然。故事缘起是十二岁的邬娜和四十岁的雷发生一段恋情，两人相偕私奔，却在半途阴错阳差失散。事发后雷被判刑，邬娜被隔离。十五年后，邬娜不速而至雷上班的工厂相会，两人试图厘清那段被冠上罪名的往事。
大卫・哈洛维（David Harrower）的剧本完全不中断地呈现与演出实际等长的两个小时戏剧时间，我们只听到十五年后的现在，两人的追悔、指控、探询，从各自的片段回忆与诠释的陈述中拼贴出那段往事。“真相”不存在，只有语言：邬娜甚至也不清楚当初她是被性侵（如他人后来试图告知她的）、被背叛，还是那是一场不逢时的真爱？已经改名换姓的雷更是多所保留，他要捍卫自己现在的家庭：妻子和妻子的小女儿。往事无法眼见为凭，观众只能透过语言，在脑海中想像那个十二岁的邬娜，想像两人相恋的那个封闭小镇、以及两人失散的那个滨海港口。
《Una》
导演：Benedict Andrews
编剧：David Harrower
上映时间：2017年3月（台湾）
发行公司：安可电影
当剧本改编为电影，《黑鸟》变成了《最爱你的人是我》，也更强调了邬娜的主观感受。然而比这更明显的改变，就是影片实际出现了十五年前的场景。小镇、港口、幽会的树丛、荒凉的夜街、审判的法庭，以及最重要的，那个十二岁小女孩（由 Ruby Stokes 饰演）的眼神、反应、表情，都如数呈现出来。我们不再需要透过二十七岁的邬娜（由 Rooney Mara 饰演）的言语作为中介，便与过去的“真相”正面相对。
哈洛维自行改编的剧本，不能免俗地扩张了原本集中的场景。其“现在式”从一间用餐的员工休息室，延伸到整座工厂，甚至雷还在中途跑去开了一个会，在会中失控失言（说出工厂即将裁员的事实），而被老板四处追猎。这场追逐绘声绘影地复制了雷与邬娜当年被追猎的逼迫感。两人述及唯一一场性爱的段落，也随之改为躲到厕所中进行。这些变化显得颇为刻意，片片断断的闪回，更打断了现在式一气呵成的效果。
最剧烈的更动在结尾──剧场版的结尾是雷的妻女来工厂找他，邬娜看到另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而兴起巨大的怀疑和妒意；电影版则先让邬娜跟雷的下属回家、发生关系，最后把场景拉到雷的家中，让她目睹雷的家庭生活。剧情还安排雷与妻子正在举行派对，却难免显得荒谬：前一个小时雷还在工厂被老板追杀，紧接著却若无其事地举行派对，而来访的宾客（包括工厂同事）却仿佛啥事也没发生。这可能吗？
增添枝节造成的裂隙事小，更严重的是，观众必须在两个饰演邬娜的演员之间不断切换频道，凭视觉也很难令人相信，雷一见到邬娜便联想到当年的小女孩。平行的“两个”真实发生差异之时，反而有碍于观众的认同。直接的表现手法，反而不如间接的叙述，让人投入。观众只需认同一位演员就好。
《与安德烈晚餐》让电影回归到一种镜头语言的私密本质，丝毫不因公开放映而向大众化娱乐妥协。
电影有可能成为间接的艺术吗？有个颇为极端的例子：《与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这部路易・马卢的电影，从头到尾便是 Wallace Shawn 与 Andre Gregory 这两位剧作家兼演员的一场餐叙。观众成了隐形的第三位用餐者，靠在桌边倾听他们的话语。无巧不巧，他们对话的主题正是剧场，只不过对话内容涉及许多思辨，比较像两种生活价值的对照，而非惯见的戏剧性冲突。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比马卢早期的叙事实验之作（如《地铁上的莎姬》Zazie dans le métro，1960）更为大胆、也更为自信。它让电影回归到一种镜头语言的私密本质，丝毫不因公开放映而向大众化娱乐妥协。
电影作为直接的艺术，也有另一个极端可举，我以为那是亚伦・雷奈的《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1968）。这部科幻片的男主角掉进了时光机中，不断穿梭于过去的片段当中，每个片段都只有大约一分钟，其间的连接毫无章法、更乏解释，有如零碎的七彩拼图，观众无法索解，只能不断经历著“当下”。
一般来讲，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回忆与想像的意义连结，一旦抽掉脉络，虽然这部电影仍有悬念（主角为何想要自杀），却无法组成“故事”。这种对于“体验”的疯狂追求，把电影作为一种直接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豆瓣有个短评声称：“在五星和无星间犹豫”，正是这种影片多么具有挑战性的明证。
在原剧中因情感累积而水到渠成的转折，在电影里因被众多回忆片段及现实杂讯割裂，而显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强。
回过头来看《黑鸟》的改编，其瞻前顾后的姿态一望即知。原剧灵感来自一起真实事件，最后剧作家决定用十五年后的相遇作为唯一现场，解决了小女孩无法负担重量级表演的技术难题，更把对这则道德议题的“诠释之难”推向主轴。场景设定在狼籍的休息室，在视觉上凸显这段纯洁的感情沦落为垃圾废墟的伤感。这座废墟在电影里被无情的巨大工厂取代，或应可以经营出更大的气象，可惜反而失焦。
电影选择改编剧场文本、而非改编现实，无论想直接或间接表述，都缺乏胆识，只能试图兼容，而彼此扞格。副作用之一是电影中的某些情绪显得相当怪异（如雷和邬娜突然将休息室桌上的纸杯纸盘全部扫到地上），这些在原剧中因情感累积而水到渠成的转折，在电影里因被众多回忆片段及现实杂讯割裂，而显得暴起暴落，十分勉强。
间接的艺术善于诠释，直接的艺术适合体验。《最爱你的人是我》的某些眼神，或某些缓慢的推进镜头，仍然具有令人难忘的神采。那些便是不被叙事绑缚的片刻，“体验”脱离了话语，自己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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