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候政策开倒车：特朗普没有告诉你的真相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一份名为《能源独立》（“Energy Independence”）的行政指令，推翻奥巴马执政期间多条有关缓减气候变化、管制碳排及开采煤矿的行政指令，其中包括被视为奥巴马气候政策核心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在签署仪式上，被一批煤矿工人簇拥造势的特朗普声言，这份行政指令是为了终止“打击煤业的战争”（“the war on coal” ），并促进美国的本地就业与经济复苏。外媒引述一名白宫官员早前于周一表示，特朗普团队相信政府能“兼顾环境与增加能源独立”，并将要求“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将焦点转移至空气与水源质素的改善。

虽然这份行政指令并未触及会否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甚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但特朗普此举无疑背离了国际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说词与事实不符，政策方向与目标亦存矛盾。

一、减排无损经济增长

首先，数据显示缓减气候的政策行动，事实上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意味减排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

随著技术日趋成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的市场竞争力有增无减：自2008年起，美国国内公共供电等级的太阳能与风力发电价格分别下降64%及41%，分析因此预期，这两个产业在短时间内都能先后逐步脱离政府的优惠政策与补贴而独立营运。

美国智库“Brookings Institute”的研究亦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间，有实施减排措施的华盛顿特区与国内33个州份都录得经济增长，当中更包括共和党的主要票仓如肯塔基州、阿拉斯加及乔治亚州。

研究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间，有实施减排措施的华盛顿特区与国内33个州份都录得经济增长，当中更包括共和党的主要票仓如肯塔基州、阿拉斯加及乔治亚州。

整体而言，美国在2000年至2015年间共减低了约一成的能源业碳排量，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同期增加了三成。另一份由美国业界组织“Advanced Energy Economy”于去年发布的报告则估计，单在2015年，以提升建造业能源效益在内的美国清洁能源业，已为国内带来近二千亿美元的盈余。

相反，很多附和“减排政策影响经济”的政客，常将清洁能源发展贬为“政策干预”、“破坏自由市场”的结果，却往往避谈美国传统化石燃料业历年所耗费的巨额补贴。

在2015年，英国智库“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及国际组织“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共同发表的研究指出，美国政府每年共补贴国内油气与煤矿业达205亿美元（绝大部份以不同的税收减免形式），其中更以联邦补贴为主（每年172亿）。

报告更提及，美国现有法例容许油公司将清理漏油的开支列为经常性开支，一并申请税收减免，根本起不上阻吓性作用。就以“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灾难为例，BP事后成功申索达99亿的税收减免；及后在2015年，BP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赔偿共208亿美元，但当中只有55亿元属不能申领税收减免的赔偿，其余都得以被 BP 注销。

特朗普在签署行政指令期间提及，他的目标之一是“遏止联邦越权”（ “eliminate federal overreach” ）；但他却对补贴问题未发一言。

此前，特朗普委任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前主席兼行政总裁蒂勒森（Rex Tillerson）为国务卿， 及以“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著称的、前俄克拉何马州检察长普鲁特（Scott Pruitt） 执掌 EPA 。而美国最大的煤矿企业之一、“默里能源”（Murray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默里（Robert E. Murray），则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其中一位金主；昔日的产煤重镇，正是特朗普在大选时的重点票仓。这就不难怪他不会挑战传统能源业的利益。特朗普签署的这份行政指令，还撤销了关于联邦机构颁令环境许可证时须考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法规，这意味著此后这些传统能源企业要开发新的项目时，大有可能会更加容易了。

而美国最大的煤矿企业之一、“默里能源”（Murray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默里（Robert E. Murray），则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其中一位金主；昔日的产煤重镇如维珍利亚州西部与肯塔基州东部，正是特朗普在大选时的重点票仓。这就不难怪他不会挑战传统能源业的利益。

二、煤矿业萎缩非奥巴马之过

其次，数据亦显示，清洁能源产业所带动的经济效益，亦反映在它提供的国内就业额上；同时，美国煤矿业的衰退，主因根本不在于奥巴马任内的能源与气候政策。

根据美国能源部估计，截止2016年初，低碳发电技术（包括核能与更洁净的新型天然气）在美国共提供了约80万个职位，相对煤业仅有16万。单以太阳能产业为例，非牟利组织“Solar Foundation”于今年二月发布的调查显示，该产业目前已在全国提供了逾30万个工作岗位，是全国扩张得最快的产业；其带动的就业额，比煤业逾两倍。

而事实上，这已成为共和党内部无法忽视的发展趋势，例如在主产太阳能或风力发电的州份（这包括共和党于大选胜出的德萨斯州、俄亥俄州），不少共和党议员都有份支持针对再生能源的税收抵免措施。而且，上述数字其实还未将低碳基建投资所带动的工作职位计算在内，意味著整个低碳经济发展纲领，为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只会更多。

诚然，由于太阳能是新兴产业，劳动密集程度相对会较高，将其就业额与发展已逾二百年的煤业直接比较，也许并不完全公允。但关键是，特朗普轻率将美国煤矿业的就业流失归咎于减排措施，是无视经济转型的现实。

美国官方数据说明，煤矿业的萎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整个产业的全国就业额自1985年的18万，暴跌至2015年不到6万，当中就以维珍利亚州与肯塔基州首当其冲受影响。

美国官方数据说明，煤矿业的萎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整个产业的全国就业额自1985年的18万，暴跌至2015年不到6万，当中就以维珍利亚州与肯塔基州首当其冲受影响。美国煤矿业的产量与供电量一直减少，去年产量更下跌至1981年来的最低位，主因并不在于奥巴马任内八年落实的减排措施，而是因为更多重的市场因素：部份主要煤矿重镇的矿源枯竭，而美国用电需求未有增加，再加上过去十年页岩气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令煤矿业的价格更呈弱势、营运成本现更大压力。此外，不少煤矿企业亦陆续引入自动化工序，这都是职位减少的结构性原因。

再者，煤矿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争议由来甚久，不少反对力量其实往往来自社区与民间层面，绝对称不上是奥巴马团队主导的政治工程之故。

最合乎经济效益的治本之道，本应是透过资助与培训以协助煤矿工人技术转型、投入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或是在产煤重镇研究大规模引入“碳封存”技术（CCS）的可行性。

特朗普不会不知道这个产业的式微是必然。因此，最合乎经济效益的治本之道，本应是透过资助与培训以协助煤矿工人技术转型、投入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或是在产煤重镇研究大规模引入“碳封存”技术（CCS）的可行性，至少有助煤矿业在短期内不会受更多环保规管的因素制约。但他却假借煤矿工人的困境，实则避谈合符现实的政策出路，说他操弄民粹，绝不为过。

三、空气水质与气候变化环环相扣

特朗普团队声言要将焦点转移至水源与空气质素的改善，但这两大范畴，根本无法脱离能源改革与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EPA 曾经估计，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每年能减少逾3000宗婴儿夭折的个案、近2000宗心脏病发个案，以及9000宗儿童哮喘病发个案；更在2030年前，共能每年带动140亿至340亿美元的公共医疗效益。

水源与空气质素这两大范畴，根本无法脱离能源改革与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

至于水源问题，去年科学家已证实，页岩气开采活动已在怀俄明州造成地下水污染；研究亦确认，气候变化刺激国内西南部部份州份（包括加州与德州）的旱情，会令地下水的污染物浓度上升，影响大众饮用水的水质。这导致在缺乏城市大型滤水设备的乡郊地区，公共卫生风险尤其高。

换句话说，若特朗普依然否定传统经济活动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影响，他的管治班子根本无力有效应对现时美国的水质与空气污染问题。

四、能源独立违国际共识，损美国政经利益

最后，特朗普以“能源独立”作为纲领，实是违背的能源学界与国际间的共识，同时不利美国自身的国防利益。

国际上通用的“能源保障”（Energy Security）概念，不能与“能源独立”混为一谈。

必须说明的是，国际上通用的“能源保障”（Energy Security）概念，不能与“能源独立”混为一谈。“能源保障”是学界与国际社会认同的能源管治目标，既包含对消费者的保障（包括供电价格、可及性、以至减低污染），亦包涵经济效益，以及能源选项与供电方式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更包涵能源系统基建本身的安全、与应对自然或人为风险的调节机制。

不少论者或以欧洲国家推动本国油气开采、扩建核电或再生能源来防范俄罗斯中断油管输气的威胁为例，认定能源供应必须自给自足，才符合“能源保障”的要求。

但事实上，除了核电，无论是传统的化石燃料以至再生能源，皆被先天地理因素与地缘政治所制约。“自给自足”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更关键的是，落实所谓“自给自足”，其实减低了一国能源系统应对天灾（如风灾洪水、地震）与人为风险（如系统故障失误、工业行动甚至恐袭）的抗逆性（resilience），意味著本地能源供应一旦被迫中断，整个国家即易陷入大规模的停顿。

另一方面，“自给自足”其实是另类的经济孤立主义，无助一国维持能源组合的多元性与灵活性。一个国家要确保能源得到保障，更合理的是开发本国能源、同时增加入口能源供应的选择与便利性，以容让政府能监察不同选项的价格与供应稳定性，得以适时地对能源组合作出微调，更有效地应对市场与地缘政治的变动。

在当下的现实能源政治格局里，能源生产的“自给自足”，其实加深了世上不少独裁、专制政权的延续，令这些国家的管治精英与把持寡头资本的权贵得以掌握更多议价能力，去制衡国际社会的倡议与介入，此所谓“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之说。这些案例，在中东与非洲比比皆是。

当然，输入进口能源一样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风险，但简单认定“入口”等同“不稳”、“本国生产”等同“稳定”，其实是重大的误解。抱持这些观点的论者，很多时候也忽视了，在当下的现实能源政治格局里，能源生产的“自给自足”，其实加深了世上不少独裁、专制政权的延续，令这些国家的管治精英与把持寡头资本的权贵得以掌握更多议价能力，去制衡国际社会的倡议与介入，此所谓“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之说。这些案例，在中东与非洲比比皆是。

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冲击跨越一国语境，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独善其身，自力应对──例如极端气候现象所造成的灾害，一般都需要跨国救援；这些天灾又加剧了部份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与政局不稳，都会影响区域甚至全球政治形势；海洋岛国面临的沉没危机，将会产生集体迁徙甚至“气候难民”的隐忧，届时一样需要各国协商应对；低碳能源技术的引入与落实，很多时亦仰赖跨国的技术协作与转移。

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冲击跨越一国语境，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独善其身，自力应对。

美国可能拥有技术大国的优势，但气候变化影响深远、其影响程度与范围更加难以预测，孤立主义既无助本国经济，在外交战略上亦非长远之计。在去年，美国的情报机关早已确认气候变化会刺激政治与社会动荡，建议将应对气候问题视为防范冲突、促进和平与减低国防风险的重要一环。

而且，特朗普与全球气候行动越走越远，得益于此领导真空的，恐怕就是欧盟，以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再生能源技术生产大国。国际社会唯有观望，这只是特朗普嘴上说说的政治表演，而不是一连串更具破坏力、更逆国际标准而行的反环保政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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