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吸霾，我们抱怨，但我们都在等，直至无法离开

3月的北京，蓝天持续。好天气里人们似乎忘了雾霾曾带给他们的愤怒、痛苦和挣扎。

赵亚楠家的空气净化器已闲置小半个月，四岁的儿子初九还总想打开机器玩一玩，但北京最近空气质量一直不错。这座城市刚刚走出持续一冬的雾霾，大风蓝色预警也吹不灭人们对户外活动的热情。赵亚楠的丈夫给儿子买了旱冰鞋，父子俩每天在小区里滑旱冰。

“有点忘记雾霾这个事了，”赵亚楠不再像冬天时每天查看空气质量，“离开北京的欲望也弱了很多。”其实不过一个多月前，逃离北京的念头还像紧箍咒般勒得她喘不过气儿。

2016年冬天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刻，初九持续高烧八天，赵亚楠和丈夫已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大夫说空气太脏了，查不出初九感染的是什么病毒，也无法开出对症的药物。病中的初九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八天里，他几乎粒米未进。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赵亚楠一边开车一边哭。她再也不想忍受北京的雾霾了，她要带著儿子离开这座城市，明天就走！

2016年，北京历经了167个空气不达标的日夜，其中39天是重度污染。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持续了整整九天。从2016年12月30日到2017年1月7日，雾霾像漫长的锁链捆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的61个城市，多地启动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PM2.5频频“爆表”。

“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无可恋，我们为什么活著啊？我们连作为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呼吸都不行，”赵亚楠说。

雾霾造就的那根刺

大概从三年前开始，一到雾霾天赵亚楠就会浑身起疙瘩。一片一片的红，“钻心地痒”，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一开始特别难受，后来就痒习惯了”。但不久前，赵亚楠的丈夫也开始过敏。

赵亚楠今年33岁，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里经济条件都不错。丈夫家因拆迁分了两套房，其中一套在寸土寸金的二环内。赵亚楠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公关，事业发展顺利。儿子初九诞生后，两家的老人负担起照顾小孩和这个三口之家的任务，赵亚楠连饭都不用做。

雾霾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缺憾。

每天早起，赵亚楠都要上美国大使馆网站查看当天空气质量，和很多妈妈一样，赵亚楠不信任国内平台的数据。她给家里添置了空气净化器，在车上摆著车载净化器，还给车内的空调换上据说能过滤 PM2.5 的滤网。

即使这样，每次进出停车场，要开窗拿卡、交费时，赵亚楠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哎呀这车里空气又不好了——尽管她每次都只开一个小缝。

雾霾最严重的时候，赵亚楠甚至会怀念北京的沙尘暴。从她的青少年时期起，漫天的沙尘将北京城染成土黄色，吹得嘴巴里面都是土。但那样也比现在好，“至少没有 PM2.5 ”。

“我在雾霾天打一个呵欠都觉得好罪过呀，就觉得我吸了好大一口（霾），”谈到自己对抗雾霾的经验时，赵亚楠还会开玩笑，聊到儿子时，眼眶就一次一次泛红。

初九三岁开始去幼儿园。“一个月病三次，”赵亚楠说，全班的小朋友都这样。幼儿园要求孩子们自己发语音跟老师请假。在班级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孩子哑著嗓子请假。赵亚楠听了“心里特别揪”。

家里的老人并不理解赵亚楠和丈夫的焦虑。“他们觉得我们矫情、有病”。上一辈的人展现出超强的适应能力，赵亚楠常常看到小区里的老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天带孩子出来玩，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老人们还说这代孩子真幸福，但赵亚楠觉得儿子一点都不幸福。两岁多开始，初九每天早晨都会打开赵亚楠的手机里监测空气质量的 APP 。“哎呀，重度雾霾，”他指著屏幕上的骷髅头说，“我今天又不能出去玩了。”赵亚楠有时叫儿子出去玩，初九的第一反应是：“今天空气脏不脏？”

这是一个生长在雾霾中的孩子。每次戴口罩，他总是眼泪巴巴地看著赵亚楠：“妈妈我能不能摘了，太难受了，我喘不上气儿了。”

赵亚楠觉得对不起儿子。在应该接触大自然、疯跑疯闹的年龄，儿子的游乐天地却是家里的客厅。不久前，赵亚楠看新闻说雾霾治理至少要50年。她悲伤地对丈夫说：“50年就是你儿子的一辈子啊。”

赵亚楠想到了离开。逃离北京的念头像一根刺在心里扎根，在一次又一次雾霾爆表中刺痛著她的神经。

当无力感变成生活的常态

北京因其首都身份，糟糕天气备受关注。但实际上，2016年全国雾霾城市排行榜，北京仅位列第26名。在整个大陆北方地区，尤其河北、山东的多个城市，雾霾以几倍于北京的浓度侵蚀著当地居民。

2016年12月10日，在美国洛杉矶某医院的产房里，中国西安市民康杰陪妻子经历了整个分娩过程，并亲自剪断脐带。当通体紫红、啼哭不止的女婴被毛巾包裹著递到康杰怀里时，这位31岁的“新手”爸爸热泪盈眶。他感到幸福又紧张，怀里的婴儿是那么软、那么小，“你觉得把生命给这个家伙都可以”。

那一刻，康杰更加坚定了搬离西安的想法。在那大洋彼岸的家乡，雾霾像连绵的线头，将城市的街道、建筑和行人织进厚厚密密的灰色海绵中。2016年整个12月，西安市只有3天优良天气，而此前的2015年12月，优良天气的数量有9天。显然，空气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不断在恶化。

2017年初，经济学家汪丁丁的《雾霾长期围城，我们生活的城市将发生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文章预估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移，如果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移民海外。

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每逢冬季，特别是雾霾严重的时候，北方地区移民中介的咨询量就会明显增多。据大陆媒体《华夏时报》报导，北京一家移民中介在冬季的咨询量比春、夏、秋三个季节翻了一倍。

在洛杉矶待产的十多天里，康杰和妻子每日都在讨论搬离西安。从他们租住的房间望出去，是蓝色天空下覆盖著白雪的落基山脉。这般敞亮的洛杉矶，仍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曾在上个世纪历经几十年的雾霾治理。

康杰开始搜集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经验、阅读外媒对中国雾霾的报导，并从各类报告、统计中查找中国政府对治霾的投入，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没希望。他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洛杉矶35年治理雾霾，30年对抗政客，5年解决烟霾。我们呢？除了不敢触及的各级政客，还要面对愚昧的勇敢、鲁莽的爱国、无知的洞见、顽固的自私、胆怯的点头……

康杰和妻子都是西安人，都曾赴海外留学。2014年，康杰回到西安创业，夫妇俩在西安一高档小区买下一套两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雾霾令康杰重新审视家乡和家乡的人。“周围的人麻木不仁，真的相信炒菜会影响，真的相信汽车尾气是主要原因”。在官方口径里，汽车尾气和燃煤是造成雾霾的两大“元凶”。

和康杰一样对此说法表示不信任的还有家住北京的王欣。

“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新闻源，”36岁的王欣和丈夫在北京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她2000年到北京读大学，奋斗17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房子和家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雾霾变成王欣和客户之间的谈资。每次去别的城市出差，都要调侃自己“又从重灾区来了”。她觉得激愤又无奈——关于雾霾的讨论总是止步于调侃。

王欣第一次关注雾霾是因为纪录片《穹顶之下》。

在这部103分钟的纪录片中，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第一次全面揭示了雾霾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并将成因指向了能源结构、工业发展的矛盾、懒散漠然的监管，以及盲目逐利的发展观念。纪录片于2015年2月发布，在大陆引燃现象级的讨论热潮，旋即被官方全面封锁。

“我看完特别气愤，”王欣把纪录片的链接发到自己所在的每一个微信群里，从不在群里发言的她特地叮嘱大家一定要看。

柴静在纪录片中建议大家“从我做起”，看到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工地、工厂要打电话举报。

王欣特地记下了举报电话的号码。但她从来没有拨过那个号码。在《穹底之下》被封锁之后，她更是鲜少关注雾霾相关的新闻。

“你关注也看不到改变，你也不相信它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就觉得关心这个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王欣说，“主要是没有途径，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康杰和王欣都在体会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当这种无力感变成常态时，康杰决定离开，王欣则选择了漠视。

赵亚楠则一直在纠结，无论哪个选择都会让她痛苦不堪。

为什么留下，靠什么逃离？

持续高烧八天后的第九天清晨，儿子初九奇迹般地退烧了。赵亚楠的“逃离北京计划”再次搁浅。

从2013年正月初九儿子出生至今，逃离北京的念头就像发烧一般，烧起来无法无天，消退时无影无踪。赵亚楠在烧起烧退中反转纠结。

她不是没有实践过。2016年7月，赵亚楠从工作六年的公司辞了职，“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带孩子走”。

她曾计划在京郊开个民宿，但发现那边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如搬去小城市？赵亚楠在空气检测 APP 里关注了浙江丽水、云南大理……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小城市的生活怎么过下去？“我们这种做公关的，到了二三线城市，工作都不好找。”

赵亚楠舍不得北京。

赵亚楠的爷爷十几岁从山东来到北京，算起来，她是第三代北京人了。

“多少还是有点北京人的优越感，这儿是你的家，你熟悉这儿所有的东西，你也享受这儿的生活，”赵亚楠特别不喜欢外地人说北京不好，“不喜欢为什么要来？为什么不回去建设你的家乡？”有时候脾气上来了，也会在网上向外地人“开火”。

“但这两年，我也开始骂北京了，”初九出生之前，赵亚楠从没想过离开北京，“我已经生活在北京了，如果我想去中国别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替代北京呢？”

即使不工作，北京的两套房子也足以养活赵亚楠一家三口。2015到2016年，北京楼市经历了长达18月的飙升，在东城区，新房均价已超过12万元每平米。

可赵亚楠不甘心：“朋友圈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赚钱，你会觉得自己不上进，不能踏实地享受安逸的生活。”赵亚楠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卖了北京的房子到云南大理开客栈，外人看起来很安逸，朋友却跟赵亚楠说，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北京发展太快，她已经跟不上了。

这是一个奋进忙碌的城市，人们谈论著房价、创业、融资、上市，每个人都在打拼，都想从涌动的巨大财富中分一杯羹。北京有太多令人不舍的东西：除了夫妻俩的亲友、事业、人脉和财富，还有儿子初九的教育资源和作为北京人极其宽松的大学门槛。

教育部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户籍所在地就近安排入学。但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长们不惜重金购买名校附近的房产，“学区房”的概念应运而生。就在不久前，北京一间面积39.1平方米的学区房卖出了930万人民币的天价。

初九的户口在北京海淀区，定点学校是北大附小、北师大附中。“海淀区对于一个小孩就学的资源，花多少钱都买不到。我要放弃这样的资源，去深圳找一个学校？”

赵亚楠在网上看一些搬离北京的父母写的心得，有人抱怨深圳医疗差、有人抱怨云南教育落后……她顾虑重重：“孩子的身体固然重要，但未来呢？他的竞争力呢？中国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又不想孩子输了。”

赵亚楠也想过移民。把家里的房产变卖了，紧紧巴巴，刚够移民。“你在这边衣食无忧，你在外国怎么活呢？”赵亚楠更担心儿子受到歧视，“你是黄种人，你永远是二等人。”

公司同事劝她：“移民有什么好？除了有口好空气、吃得干净，还有什么啊？”

一个留美十年的母亲曾在微信公众号上探讨中产的移民困境：“卖了北京的房子就够投资移民。敢移民吗？好像又不敢。因为就这么一套值钱的房子。我们普通人，必须得合计，这步棋如果这么走，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再后退的机会了。”

在反复纠结中，赵亚楠再次搁浅了逃离计划：“忍著吧，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点，一旦到了我容忍的最高点，我可能买一张票就走了，什么也不管。”

都在抱怨，都在等

辞职几个月后，她在北京重新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做她最拿手的公关。新公司承诺有机会就把她调到广州分部去，赵亚楠觉得挺好。

同在北京的王欣计划在家乡上海开一家分公司。等以后生了小孩，“如果北京的空气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她就搬回上海居住。

家在西安的康杰，已经退出了和同伴共创的公司，开始找工作，比较理想的城市是深圳、广州或上海。他希望能进一家外企，将来申请驻外。“我希望孩子上高中时，我和她一起在美国或别的国家。”

康杰的姐夫很快要去英国做访问学者，他的姐姐会带著孩子一起过去。康杰的母亲则会回到昆明老家呼吸好空气。一家人因为雾霾分散在了各地。

前一段时间，赵亚楠想生二胎。因为初九每天一个人在客厅玩耍实在太寂寞了。丈夫说，“你要再生一个，那咱们就得走，这个环境让孩子怎么待？”赵亚楠想想有道理，便把生二胎的计划也搁置了。

和二胎计划一同搁置的还有对雾霾的怨念。春天来了，雾霾和逃离北京的念头纷纷被温暖的空气融化了。城市里的人们埋起头，继续赚钱、生活。

“我思想特别混乱，”赵亚楠说，“每个妈妈都在抱怨，但每个妈妈都在等。”

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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