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吸霾，我們抱怨，但我們都在等，直至無法離開

3月的北京，藍天持續。好天氣裏人們似乎忘了霧霾曾帶給他們的憤怒、痛苦和掙扎。

趙亞楠家的空氣淨化器已閒置小半個月，四歲的兒子初九還總想打開機器玩一玩，但北京最近空氣質量一直不錯。這座城市剛剛走出持續一冬的霧霾，大風藍色預警也吹不滅人們對戶外活動的熱情。趙亞楠的丈夫給兒子買了旱冰鞋，父子倆每天在小區裏滑旱冰。

「有點忘記霧霾這個事了，」趙亞楠不再像冬天時每天查看空氣質量，「離開北京的慾望也弱了很多。」其實不過一個多月前，逃離北京的念頭還像緊箍咒般勒得她喘不過氣兒。

2016年冬天北京霧霾最嚴重的時刻，初九持續高燒八天，趙亞楠和丈夫已跑遍北京各大醫院。大夫說空氣太髒了，查不出初九感染的是什麼病毒，也無法開出對症的藥物。病中的初九嘴脣沒有一點血色，八天裏，他幾乎粒米未進。

從醫院回家的路上，趙亞楠一邊開車一邊哭。她再也不想忍受北京的霧霾了，她要帶著兒子離開這座城市，明天就走！

2016年，北京歷經了167個空氣不達標的日夜，其中39天是重度污染。最嚴重的一次，霧霾持續了整整九天。從2016年12月30日到2017年1月7日，霧霾像漫長的鎖鏈捆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的61個城市，多地啟動了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PM2.5頻頻「爆表」。

「有時候真的覺得生無可戀，我們為什麼活著啊？我們連作為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呼吸都不行，」趙亞楠說。

霧霾造就的那根刺

大概從三年前開始，一到霧霾天趙亞楠就會渾身起疙瘩。一片一片的紅，「鑽心地癢」，晚上根本無法入睡。

「一開始特別難受，後來就癢習慣了」。但不久前，趙亞楠的丈夫也開始過敏。

趙亞楠今年33歲，夫妻倆都是獨生子女，又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家裏經濟條件都不錯。丈夫家因拆遷分了兩套房，其中一套在寸土寸金的二環內。趙亞楠在一家廣告公司做公關，事業發展順利。兒子初九誕生後，兩家的老人負擔起照顧小孩和這個三口之家的任務，趙亞楠連飯都不用做。

霧霾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缺憾。

每天早起，趙亞楠都要上美國大使館網站查看當天空氣質量，和很多媽媽一樣，趙亞楠不信任國內平台的數據。她給家裏添置了空氣淨化器，在車上擺著車載淨化器，還給車內的空調換上據說能過濾 PM2.5 的濾網。

即使這樣，每次進出停車場，要開窗拿卡、交費時，趙亞楠心裏都會咯噔一下——哎呀這車裏空氣又不好了——儘管她每次都只開一個小縫。

霧霾最嚴重的時候，趙亞楠甚至會懷念北京的沙塵暴。從她的青少年時期起，漫天的沙塵將北京城染成土黃色，吹得嘴巴裏面都是土。但那樣也比現在好，「至少沒有 PM2.5 」。

「我在霧霾天打一個呵欠都覺得好罪過呀，就覺得我吸了好大一口（霾），」談到自己對抗霧霾的經驗時，趙亞楠還會開玩笑，聊到兒子時，眼眶就一次一次泛紅。

初九三歲開始去幼兒園。「一個月病三次，」趙亞楠說，全班的小朋友都這樣。幼兒園要求孩子們自己發語音跟老師請假。在班級微信群裏，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孩子啞著嗓子請假。趙亞楠聽了「心裏特別揪」。

家裏的老人並不理解趙亞楠和丈夫的焦慮。「他們覺得我們矯情、有病」。上一輩的人展現出超強的適應能力，趙亞楠常常看到小區裏的老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霧霾天帶孩子出來玩，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老人們還說這代孩子真幸福，但趙亞楠覺得兒子一點都不幸福。兩歲多開始，初九每天早晨都會打開趙亞楠的手機裏監測空氣質量的 APP 。「哎呀，重度霧霾，」他指著屏幕上的骷髏頭說，「我今天又不能出去玩了。」趙亞楠有時叫兒子出去玩，初九的第一反應是：「今天空氣髒不髒？」

這是一個生長在霧霾中的孩子。每次戴口罩，他總是眼淚巴巴地看著趙亞楠：「媽媽我能不能摘了，太難受了，我喘不上氣兒了。」

趙亞楠覺得對不起兒子。在應該接觸大自然、瘋跑瘋鬧的年齡，兒子的遊樂天地卻是家裏的客廳。不久前，趙亞楠看新聞說霧霾治理至少要50年。她悲傷地對丈夫說：「50年就是你兒子的一輩子啊。」

趙亞楠想到了離開。逃離北京的念頭像一根刺在心裏紮根，在一次又一次霧霾爆表中刺痛著她的神經。

當無力感變成生活的常態

北京因其首都身份，糟糕天氣備受關注。但實際上，2016年全國霧霾城市排行榜，北京僅位列第26名。在整個大陸北方地區，尤其河北、山東的多個城市，霧霾以幾倍於北京的濃度侵蝕著當地居民。

2016年12月10日，在美國洛杉磯某醫院的產房裏，中國西安市民康傑陪妻子經歷了整個分娩過程，並親自剪斷臍帶。當通體紫紅、啼哭不止的女嬰被毛巾包裹著遞到康傑懷裏時，這位31歲的「新手」爸爸熱淚盈眶。他感到幸福又緊張，懷裏的嬰兒是那麼軟、那麼小，「你覺得把生命給這個傢伙都可以」。

那一刻，康傑更加堅定了搬離西安的想法。在那大洋彼岸的家鄉，霧霾像連綿的線頭，將城市的街道、建築和行人織進厚厚密密的灰色海綿中。2016年整個12月，西安市只有3天優良天氣，而此前的2015年12月，優良天氣的數量有9天。顯然，空氣質量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是不斷在惡化。

2017年初，經濟學家汪丁丁的《霧霾長期圍城，我們生活的城市將發生什麼？》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文章預估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移，如果環境持續惡化，勢必誘致中高收入群體移民海外。

這一趨勢正在發生。每逢冬季，特別是霧霾嚴重的時候，北方地區移民中介的諮詢量就會明顯增多。據大陸媒體《華夏時報》報導，北京一家移民中介在冬季的諮詢量比春、夏、秋三個季節翻了一倍。

在洛杉磯待產的十多天裏，康傑和妻子每日都在討論搬離西安。從他們租住的房間望出去，是藍色天空下覆蓋著白雪的洛磯山脈。這般敞亮的洛杉磯，仍是美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曾在上個世紀歷經幾十年的霧霾治理。

康傑開始蒐集洛杉磯治理霧霾的經驗、閲讀外媒對中國霧霾的報導，並從各類報告、統計中查找中國政府對治霾的投入，然後得出一個結論——沒希望。他在朋友圈寫下一段話：洛杉磯35年治理霧霾，30年對抗政客，5年解決煙霾。我們呢？除了不敢觸及的各級政客，還要面對愚昧的勇敢、魯莽的愛國、無知的洞見、頑固的自私、膽怯的點頭……

康傑和妻子都是西安人，都曾赴海外留學。2014年，康傑回到西安創業，夫婦倆在西安一高檔小區買下一套兩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霧霾令康傑重新審視家鄉和家鄉的人。「周圍的人麻木不仁，真的相信炒菜會影響，真的相信汽車尾氣是主要原因」。在官方口徑裏，汽車尾氣和燃煤是造成霧霾的兩大「元兇」。

和康傑一樣對此說法表示不信任的還有家住北京的王欣。

「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新聞源，」36歲的王欣和丈夫在北京經營一家廣告公司。她2000年到北京讀大學，奮鬥17年，終於有了自己的公司、房子和家庭。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霧霾變成王欣和客戶之間的談資。每次去別的城市出差，都要調侃自己「又從重災區來了」。她覺得激憤又無奈——關於霧霾的討論總是止步於調侃。

王欣第一次關注霧霾是因為紀錄片《穹頂之下》。

在這部103分鐘的紀錄片中，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柴靜第一次全面揭示了霧霾的嚴重程度和危害，並將成因指向了能源結構、工業發展的矛盾、懶散漠然的監管，以及盲目逐利的發展觀念。紀錄片於2015年2月發布，在大陸引燃現象級的討論熱潮，旋即被官方全面封鎖。

「我看完特別氣憤，」王欣把紀錄片的鏈接發到自己所在的每一個微信群裏，從不在群裏發言的她特地叮囑大家一定要看。

柴靜在紀錄片中建議大家「從我做起」，看到不符合環保標準的工地、工廠要打電話舉報。

王欣特地記下了舉報電話的號碼。但她從來沒有撥過那個號碼。在《穹底之下》被封鎖之後，她更是鮮少關注霧霾相關的新聞。

「你關注也看不到改變，你也不相信它能夠在短期內改變，就覺得關心這個沒有太大實際意義，」王欣說，「主要是沒有途徑，不知道勁兒往哪兒使。」

康傑和王欣都在體會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當這種無力感變成常態時，康傑決定離開，王欣則選擇了漠視。

趙亞楠則一直在糾結，無論哪個選擇都會讓她痛苦不堪。

為什麼留下，靠什麼逃離？

持續高燒八天後的第九天清晨，兒子初九奇跡般地退燒了。趙亞楠的「逃離北京計劃」再次擱淺。

從2013年正月初九兒子出生至今，逃離北京的念頭就像發燒一般，燒起來無法無天，消退時無影無蹤。趙亞楠在燒起燒退中反轉糾結。

她不是沒有實踐過。2016年7月，趙亞楠從工作六年的公司辭了職，「就覺得不行了，我要帶孩子走」。

她曾計劃在京郊開個民宿，但發現那邊的空氣也好不到哪裏去。不如搬去小城市？趙亞楠在空氣檢測 APP 裏關注了浙江麗水、雲南大理……但冷靜下來想一想，小城市的生活怎麼過下去？「我們這種做公關的，到了二三線城市，工作都不好找。」

趙亞楠捨不得北京。

趙亞楠的爺爺十幾歲從山東來到北京，算起來，她是第三代北京人了。

「多少還是有點北京人的優越感，這兒是你的家，你熟悉這兒所有的東西，你也享受這兒的生活，」趙亞楠特別不喜歡外地人說北京不好，「不喜歡為什麼要來？為什麼不回去建設你的家鄉？」有時候脾氣上來了，也會在網上向外地人「開火」。

「但這兩年，我也開始罵北京了，」初九出生之前，趙亞楠從沒想過離開北京，「我已經生活在北京了，如果我想去中國別的地方，還有哪裏可以替代北京呢？」

即使不工作，北京的兩套房子也足以養活趙亞楠一家三口。2015到2016年，北京樓市經歷了長達18月的飆升，在東城區，新房均價已超過12萬元每平米。

可趙亞楠不甘心：「朋友圈裏每個人都在努力工作、賺錢，你會覺得自己不上進，不能踏實地享受安逸的生活。」趙亞楠的一個朋友幾年前賣了北京的房子到雲南大理開客棧，外人看起來很安逸，朋友卻跟趙亞楠說，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北京發展太快，她已經跟不上了。

這是一個奮進忙碌的城市，人們談論著房價、創業、融資、上市，每個人都在打拼，都想從湧動的巨大財富中分一杯羹。北京有太多令人不捨的東西：除了夫妻倆的親友、事業、人脈和財富，還有兒子初九的教育資源和作為北京人極其寬鬆的大學門檻。

教育部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按照戶籍所在地就近安排入學。但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家長們不惜重金購買名校附近的房產，「學區房」的概念應運而生。就在不久前，北京一間面積39.1平方米的學區房賣出了930萬人民幣的天價。

初九的戶口在北京海淀區，定點學校是北大附小、北師大附中。「海淀區對於一個小孩就學的資源，花多少錢都買不到。我要放棄這樣的資源，去深圳找一個學校？」

趙亞楠在網上看一些搬離北京的父母寫的心得，有人抱怨深圳醫療差、有人抱怨雲南教育落後……她顧慮重重：「孩子的身體固然重要，但未來呢？他的競爭力呢？中國這幾年發展這麼快，又不想孩子輸了。」

趙亞楠也想過移民。把家裏的房產變賣了，緊緊巴巴，剛夠移民。「你在這邊衣食無憂，你在外國怎麼活呢？」趙亞楠更擔心兒子受到歧視，「你是黃種人，你永遠是二等人。」

公司同事勸她：「移民有什麼好？除了有口好空氣、吃得乾淨，還有什麼啊？」

一個留美十年的母親曾在微信公眾號上探討中產的移民困境：「賣了北京的房子就夠投資移民。敢移民嗎？好像又不敢。因為就這麼一套值錢的房子。我們普通人，必須得合計，這步棋如果這麼走，會帶來什麼後果，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再後退的機會了。」

在反覆糾結中，趙亞楠再次擱淺了逃離計劃：「忍著吧，我覺得還沒到那個點，一旦到了我容忍的最高點，我可能買一張票就走了，什麼也不管。」

都在抱怨，都在等

辭職幾個月後，她在北京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還是做她最拿手的公關。新公司承諾有機會就把她調到廣州分部去，趙亞楠覺得挺好。

同在北京的王欣計劃在家鄉上海開一家分公司。等以後生了小孩，「如果北京的空氣沒有明顯改善的話」，她就搬回上海居住。

家在西安的康傑，已經退出了和同伴共創的公司，開始找工作，比較理想的城市是深圳、廣州或上海。他希望能進一家外企，將來申請駐外。「我希望孩子上高中時，我和她一起在美國或別的國家。」

康傑的姐夫很快要去英國做訪問學者，他的姐姐會帶著孩子一起過去。康傑的母親則會回到昆明老家呼吸好空氣。一家人因為霧霾分散在了各地。

前一段時間，趙亞楠想生二胎。因為初九每天一個人在客廳玩耍實在太寂寞了。丈夫說，「你要再生一個，那咱們就得走，這個環境讓孩子怎麼待？」趙亞楠想想有道理，便把生二胎的計劃也擱置了。

和二胎計劃一同擱置的還有對霧霾的怨念。春天來了，霧霾和逃離北京的念頭紛紛被温暖的空氣融化了。城市裏的人們埋起頭，繼續賺錢、生活。

「我思想特別混亂，」趙亞楠說，「每個媽媽都在抱怨，但每個媽媽都在等。」

在等什麼？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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