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在没有马尔克斯的波哥大

我远不是第一个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前往哥伦比亚的中国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70年前，20岁的马尔克斯来到波哥大，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进修法律的同时，读卡夫卡。

1948年，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盖坦遇刺，哥伦比亚再次陷入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内战之中。国立大学被迫停课，马尔克斯也离开了波哥大。波哥大与老马，彼此都是过客般的存在。

波哥大每周日的早上7点到下午2点，会关闭一定数量的机动车道，供热爱骑行的市民们运动；这个时候的林荫路，是最热闹的。小贩们推来卖牛油果的车子，滑旱冰的小女孩高声尖叫；横躺在长椅上的年轻人专心读书，灵魂早已去了别处。

波哥大与我，又何尝不是过客；我本想去哥伦比亚北部的卡塔赫纳，在马尔克斯长眠的地方，献上一支黄色的玫瑰。去过卡塔赫纳的友人说那里过度商业化，而8月的加勒比海地区又正值飓风季。我想起老马谈写作的话；读者往往对他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避重就轻，只看到了魔幻，却没有看到现实——而这两者又不可分割。我于是改变计划，把全部行程献给波哥大，在这座老马短暂生活过的城市里，对着南美洲的现实捕风捉影。

波哥大有20个区，我住在中部的Teusaquillo；这里遍布教育机构与政府部门，在波哥大，算得上是闹中取静。附近有个叫“独孤（La Soledad）”的地方，一条欧式林荫路从中穿过，两旁有不少咖啡厅与餐馆。波哥大每周日的早上7点到下午2点，会关闭一定数量的机动车道，供热爱骑行的市民们运动；这个时候的林荫路，是最热闹的。小贩们推来卖牛油果的车子，滑旱冰的小女孩高声尖叫；横躺在长椅上的年轻人专心读书，灵魂早已去了别处。

我曾在林荫路上被一个卖艺的老吉他手拦下，问我想不想听音乐；老吉他手西装革履，不懂英语，身旁的一位女士负责翻译。几首据说是哥伦比亚的名曲弹下来，我问女士，该给老者多少小费，女士说2000个比索。如今美元强势，一个美元能换3000个比索；只是我一介天朝子民，向来不忘提高革命警惕，就明知故问，“2000比索等于多少个美元？”女士被问得措手不及，不得不向周围的人群求助；七嘴八舌过后，女士一脸诚恳地说：

“9美元。”

在热门旅游景点玻利瓦尔广场附近的餐厅，用9500个比索，吃过一顿包含鲜榨果汁、水果头盘与烧烤牛肉的丰盛午餐。

接过2000比索的老者笑开了花，双手捂脸，做出“受之不起”的样子，又狠狠的跟我握了握手。

回民宿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比葛朗台还小气。民宿老板听了，表示习以为常；工薪阶层去最普通的小餐馆吃饭，一顿也就吃6000个比索。对卖艺人来说，2000个比索，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了。

波哥大的物价确实是低。我未曾去过6000个比索一顿的馆子，但在热门旅游景点玻利瓦尔广场附近的餐厅，用9500个比索，吃过一顿包含鲜榨果汁、水果头盘与烧烤牛肉的丰盛午餐。

高档餐厅也是去过的，当地朋友带我去了一间哪怕放在纽约或香港、也不显得掉价的牛排馆。“这是波哥大最贵的餐厅之一，一般人来不起的。”朋友伸着脖子朝我大喊，试图盖过一旁正在演奏骚莎音乐的乐队。酒足饭饱，我接过数额上万的账单，用计算器把金额转换成美金：一共是14块钱。

奢侈品也是有的；奔驰汽车、路易威登、四季酒店——波哥大不缺让人花钱的地方。进口汽车的价位，和国内不分伯仲。当地朋友家住北边富人区的高档公寓，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要价50万美金——而如今早已翻倍。如果投胎到了波哥大的寻常人家，不知要到哪辈子才能享受到这些东西。

地处高原的波哥大四面环山，山上的房子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不是富豪的别墅，就是穷人的寮屋。到了晚上，从城里看山上的万家灯火，不知哪家在品高级红酒，哪家还在为生计发愁。

这就是波哥大最典型的特征：一座充满了反差的城市。 “北富南穷”是当地普遍的说法，可只要随意在城里走几个街区，就可以从独门独院的精致住宅区，走到遍地站街女与流浪汉的贫民窟。地处高原的波哥大四面环山，山上的房子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不是富豪的别墅，就是穷人的寮屋。到了晚上，从城里看山上的万家灯火，不知哪家在品高级红酒，哪家还在为生计发愁。

从民宿步行到景点云集的老城区La Candelaria，大概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这途中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景致，我却尤其喜欢看波哥大普通的一面。这段步行的经历，也是波哥大最让我觉得舒服的一点——我这张在当地少见的亚洲面孔，哪怕走在游人罕至的街道，也从不曾招来任何异样的目光。在人群中，我近乎隐形。

我往往会从Santa Fe穿过；只要不下大雨，街上总是特别热闹。在路边演奏的摇滚乐团引得行人驻足，却不曾让一旁在国际象棋的世界里激战正酣的棋友们分神片刻。如果嫌吵，只消随意走进一间天主教堂，整个波哥大就安静了下来。原住民模样的信徒跪在祭坛前，一言不发。

最多的当属摆地摊的小贩，向路人兜售背包、手机壳和抱枕。卖小雕像的小贩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为会是国父玻利瓦尔与桑坦德尔将军，近看却发觉他们叫贝多芬与莫扎特，而且看上去都有义乌血统。

这份热闹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绪；我们中国人讲究“人气儿”，在美国生活久了，已经对这份“人气儿”有了几分生疏。这街市上近乎混乱的喧嚣，是潜伏在我骨子里的乡愁。

有许多卖盗版光盘与书籍的小摊。我想起访华时被中国人“肆无忌惮”的盗版所激怒的马尔克斯——“诸位都是盗版贩子啊，”据说老马当着钱钟书与一众高官的面，半开玩笑的抛出这么一句。“我死以后150年，都不会授权中国人出版我的书籍。”老马死前4年，身为“盗版贩子”的中国人还是和他的经纪人谈妥了出版条件。就是不知老马本人对祖国首都这随处可见的盗版贩子们，又是怎样一番看法——可有人盗版莫言的书么？

旧书摊也很常见。波哥大教育机构林立，素有“南美雅典”的美誉；跟“旧世界”沾边的东西，都不自觉地显得“高级”了起来——“欧洲波哥大”又在哪呢？旧书摊的摊主看上去和卖盗版的小贩们明显不是一类人，哪怕没打领带，也多半套件不合身的西装，脸上写满落魄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书摊上有不少宣传左派思想的书籍，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的脸频繁出镜——哥伦比亚向来是美国在南美洲最坚定的盟友，可这里毕竟还是南美洲；特产香蕉，也特产革命者。

Tinto 是哥伦比亚的黑咖啡，也有人说这是哥伦比亚内销咖啡里的残次品——这话不算全错，因为这个国家质量最上乘的咖啡，都拿去出口了。

在黄金博物馆前的桑坦德尔公园，不论是在写字楼上班的高级白领，还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会在这里花上500个比索，让小贩给自己倒一杯用暖壶装着的tinto。Tinto是哥伦比亚的黑咖啡，也有人说这是哥伦比亚内销咖啡里的残次品——这话不算全错，因为这个国家质量最上乘的咖啡，都拿去出口了。我学起当地人的样子，从小贩手里接过tinto。这独特的哥伦比亚黑咖啡在我的口腔里持续发酵——这味道，也太像板蓝根了。

2014年，星巴克在哥伦比亚开设了第一家店面；这家星巴克据说是全世界第一家全部使用当地咖啡豆的星巴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星巴克的美国身份，就足以让年轻人趋之若慕。在波哥大街头看见两家发廊，一家叫“曼哈顿发廊（也不管曼哈顿地铁里到处跑老鼠）”，另一家叫“Facelook（商标都和Facebook一样，谁说只有中国人搞山寨）”，这“崇洋媚外”的大潮，还是刘瑜总结的精辟；哪有什么全球化，明明就是“美国化”。

在货币博物馆附近，有座加西亚.马尔克斯中心；这栋落成于2008年的建筑，集图书馆与文化中心于一身，是当地知识分子出没的场所。店里有两个老马作品的专柜，分别卖老马著作的西班牙语及英语版本。墙上挂了好看的绘本插画，我问店员是否有存货，再次被语言关所难倒，要旁边好心又懂英语的顾客帮我解围。语言是桥，不懂就是墙。次日再去，店员认出了我，主动用蹩脚的英语与我交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很有名”，我算是把这句话的意思给传达过去了，店员露出开心的样子。临走前，碰到正在布置讲座的员工，用流利的英语邀请我参加接下来的免费短片放映活动，我又忍不住和他说起了老马；“马尔克斯在中国很受欢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员工的语气中透出一丝骄傲，却让我感到欢喜。

临行前，在林荫路吃最后的晚餐。餐厅老板一样不擅英语，还是得请出马尔克斯先生，帮我们在语言不通之间，寻找几分默契。听到老马的大名，老板掏出纸笔。片刻过后，就有了这么一张字条，上面用英语写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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