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为〈两个重要的年度十佳电影榜单，以及为什么爱榜单的人都怕死〉，刊登于《虹膜》。经作者范范与《虹膜》授权端传媒编修转载，文章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辑所拟。
时至年末，欧美各大媒体的“年度十佳电影”榜单纷纷出炉。通常我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些“榜单”本身，我们热衷于探讨分析这次又是哪些影片上榜了，什么佳作遗憾落榜，今天在介绍两个重要的十佳之前，我想和大家说说对“评选年度十佳”这件事本身的看法。
与关注度最高的《电影手册》（Les Cahiers du cinéma，台译《电影笔记》）抛出榜单的“高冷”画风不同，《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影评人就很爱在榜单之前的“附言”中跟读者唠唠嗑。大多数时候，这些“附言”的中心思想都只有一个：影评人列出一个个年度榜单，到底有什么意义？
比如，《纽约时报》的影评人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2015年年度榜单的“附言”中，就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形而上的层面：她引用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无尽的名单》（The Infinity of Lists）一书中的名言“清单是一切文化的起源”，来为自己列出年度电影榜单这一行为“正名”。
康德式理性榜单已无法满足大众？
这位影评人极力赞同艾柯的论述，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列出各式“榜单”，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努力在有限的人生中，用有限的理智来理解这个无限的世界。人们渴望通过列“榜单”这个行为，在这个未知，甚至不可知的庞大世界中建立自己的秩序——这个过程正是文明的诞生。“人们热爱榜单，正如人们惧怕死亡。”艾柯如是说。
《纽约时报》影评人所引述的这些话看起来玄妙抽象，其中包含的自傲和焦虑实则非常分明。
一方面，这种对“榜单”与“文明”关系的理解显然是康德式的，其中蕴含的是对人类“理性”的崇尚，即是在宣导用“理性”来解决“美学”的问题。这样的观点背后，无疑深藏着这位《纽约时报》影评人的精英主义式骄傲。她作为久经训练的专业影评人，拥有了逻辑缜密地分析电影美学的能力，自然就有“权威”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套判断电影好坏的“秩序”，也有“权威”来定义和塑造所谓的“电影文化”。
人们之所以喜欢列出各式“榜单”，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努力在有限的人生中，用有限的理智来理解这个无限的世界。人们渴望通过列“榜单”这个行为，在这个未知，甚至不可知的庞大世界中建立自己的秩序。
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位影评人毫无回避地承认自己的榜单就是在用“理性”和“秩序”来理解无限且不可知的“电影美”，其实也隐隐地是一种自嘲和自疑。因为我们早已经远离了单纯崇尚理性的“启蒙”时代。
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康德已被尼采、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轮番吊打，即使是对哲学界思潮更迭毫不关心的吃瓜群众，也已经能随口说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既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就不好再强求大家都认同同一个十佳榜单”这样的大白话，来彰显他们本质反权威、去中心化，拒绝在电影美学上建立“理性秩序”的思维方式。
个人偏好仍具有社会标准？
那么，《纽约时报》的影评人如此急切地要在年度电影榜单的附言中，用艾柯为自己列榜单的理性权威正名，也正是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正在失去这种理性权威的焦虑。换句话说，即使影迷们看起来都对这些电影媒体的年度榜单翘首以盼，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在看完之后对之嗤之以鼻，再跑去各式社交媒体上“吐槽”。
已经有越来越多影迷对这些“十佳榜单”的热切关注不再是为了单纯照着榜单来拉片，而是将其当做了一个质疑和辩论的物件，用来对照出每个人自己对电影优劣的判断。因为我们大都开始意识到，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本质就是与任何单一的，绝对的“理性秩序”相矛盾的。在界定电影的优劣这件事上，我们渐渐不再愿意相信任何所谓权威的“标准”。
许多关于电影审美“标准”的树立，并没有专业影评人每到年底列出“年度十佳榜单”这么显眼，而是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
然而，如果我们一竿子把所有来自专业影评人的“年度电影榜单”都打成精英主义傲慢且无用的理性权威，转而盲目推崇每个影迷所谓“私人”、“独立”的审美判断，其实也是堕入了一种相当值得质疑的陈词滥调。
因为我们作为所谓“无权威”的大众影迷，其实也需要认真反思，不断询问自己：我们自认为的“独立思维”和“个人喜好”，有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独立”和“个人”的呢？我们怎么确保自己在做出“个人审美”时，没有经过主流意识形态中种种“偏见”的浸泡，没有受到资本主导下媒体行销的花式洗脑？
换句话说，许多关于电影审美“标准”的树立，并没有专业影评人每到年底列出“年度十佳榜单”这么显眼，而是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在我们刷的每一条微博，电视里看到的每一条广告，进电影院看的每一部爆米花爽片中，我们的审美已经受到了这些隐形的社会审美“标准”的洗礼，不可能再绝对“私人”，绝对“独立”。
看见好莱坞之外的遗海遗珠
在今年的榜单附文中，《纽约时报》的这位影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自己列出年度电影榜单的意义。这一次，她认为自己的榜单与其说是在重塑一种精英的“秩序”和“权威”，不如说是意在消解另一个长久地存在于电影界的“权威”，那就是好莱坞大型制片公司依靠资本的隐形“控场”。
她坚持，之所以专业影评人青睐有加的年度影片，往往与大众影迷这一年里看过的影片差别甚大，并不完全源于大家通常爱谈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二元论，或者说是“精英”和“平民”在电影“品味”上对立。
很大程度上，这种影评人与大众影迷之间的鸿沟，是当今以资本为纲的电影市场下的无奈：好莱坞的六大制片厂在美国电影市场占有率高达夸张的83.4%；其中迪士尼的市场占比，在年底大招《侠盗一号》（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上映之前，就已经有24.2%。“这是迪士尼的世界。”这位影评人慨叹道，其中的讽刺与悲悯不言而喻。
一份“年度佳片榜单”不止是宣扬自己在“电影审美”上的权威性那么简单。很大程度上，这些来自所谓专业影评人的佳片“榜单”是一种为独立，小众电影发声的“政治话语”。
《纽约客》的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也在今年用一种相当煽情的方式重申了自己推出这份年度榜单的意义。他提到今年美国观众突然对一位名叫朱莉．黛许（Julie Dash）的黑人女性电影人25年前的处女作《尘埃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Dust，199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因为这部电影在当年非常不卖座，这位天赋极佳的独立电影人在此之后没有再得到任何资源筹拍更多的电影，《尘埃的女儿》被迫成为她的绝唱。
理查德．布罗迪于是写道：“我常常禁不住在想，如果那一年影评人们整理年度佳片的工作能做得更细致认真些，也许就不会让这样的作品石沉大海。这位天才电影人也能多拍些片，不止对她自己是件好事，对于所有的电影观众也将是一件幸事。”
也就是说，也许对于大多数供职于传统媒体的专业影评人而言，一份“年度佳片榜单”不止是宣扬自己在“电影审美”上的权威性那么简单。很大程度上，这些来自所谓专业影评人的佳片“榜单”是一种为独立，小众电影发声的“政治话语”。
即使他们会多番重申自己对“政治”的厌恶和对“艺术”本身的崇尚，即使他们也不会就此彻底否定好莱坞大制作中出现的佳作，但并不是说这些榜单真的能做到与“政治”毫不相关。无论有意识或是无意识，这些榜单都在各式各样“政治话语”的相互博弈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发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在名单下被重定义的电影
“年度佳片榜单”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在今年政坛的多事之秋中，显得尤为特殊。《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影评人在列榜单前都不约而同地大谈特谈起“特朗普当选”的大事件。虽然他们仍然拒绝就此将电影的“政治相关性”凌驾于“艺术成就”之上，他们也都承认在今年评选“年度佳片”，要想彻底回避“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文艺界大地震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纽约时报》的曼诺拉．达吉斯认为，她选出的这些年度电影不可能也不应该直白地映照出所谓的“真相”，来简单地解开我们对当前政局的困惑。这些电影只会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各式各样的现实，从中我们只可以得到一些难解却深刻的启发，或者寻得一些短暂的慰藉。
《纽约客》的影评人则更尖锐地指出，一些主流的政治题材电影过于露骨的“政治正确”，不过是这些政治群体内部的自我欣赏与自我满足，造成的不仅是电影美学上的粗糙，也更是政治上的肤浅轻率。因此他所列的年度榜单，既不意图在政治观念上多激进，也不抱有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社会的政治幻想。他榜单中的电影，只会悄无声息地改变人的情绪、情调和情感的“温度”，给人们的内心世界带来微小但深远的振动与变革。
“清单”虽然看起来是在建立一种秩序，却也是颠覆某一事物正统定义的最好方式。
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为例，我们已经大致得以看出这些电影媒体推出“年度电影榜单”的意义何在：无疑，这些榜单代表了电影界精英主义正在日渐衰落的权威，传统的影评机制即使用“榜单”来强行量化电影审美，也不再可能得到一个举世认同的单一审美标准。然而，这些来自专业影评人的“年度电影榜单”同时也有“潜力”成为对抗主流审美的“政治话语”，来为一些相对边缘的电影审美诉求发声。
在艾柯《无尽的名单》一书没被引用到的部分中，他指出列“清单”虽然看起来是在建立一种秩序，却也是颠覆某一事物正统定义的最好方式。关于“电影是什么”，好莱坞，学院派以及种种资本市场下的喉舌早已抢占先机进行“定义”，这些各大电影媒体的“年度电影榜单”能做到的，大概也就是通过列“清单”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除开最常规的定义，“电影还可以是什么”。
（范范，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硕士）
謝謝端傳媒的整理! 好電影應該多一點人知道的
那又为何要局限在“十大”的“十”里面，这个数字再大一些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