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式的现代东亚乐园︰选读《残酷剧场》

【编者按】被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票选为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荷兰裔作家 Ian Buruma，曾先后于荷兰莱顿大学和东京日本大学修读中国文学与日本电影，及后更以记者身分在亚洲各地游历书写，文章散见于欧美报章杂志。《残酷剧场：艺术、电影、战争阴影》结集了作者历年来在《纽约书评》所发表的一系列艺文评论与历史散文，更荣获2015年美国笔会颁发年度艺术评论奖（Diamonstein-Spielvogel Award）。

是次选来《残酷剧场》当中的篇章主要讨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新加坡与台湾的现代化转型，犹以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现代化时期为主。面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大势和与其他现代国家接轨的迫切，复制西方国家经验成了最快捷的现代化方法，但却不一定能与自身文化历史契合，形成了既非西方，又不能保有传统特色的吊诡状态。

这些国家像是要把世界各地的特色都浓缩在一隅，一如作者所言，把自身改造成像“主题乐园”般的大都会。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政治权威脉落，与西方的现代民主转型出现大相径庭的情况，更甚或出现特殊经济区域用以区隔开西方文化与社会的交流。作者从建筑物和景观变迁为切入点，结合历史阐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揉合领导者的权威实践与海外商业资本流动，打造出现代中国的大都会。

以下节选自《残酷剧场：艺术、电影、战争阴影》的第28篇〈亚洲主题乐园〉，获红桌文化授权刊出。文章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辑所拟。

《残酷剧场：艺术、电影、战争阴影》（Theater of Cruelty: Art, Film, and the Shadows of War）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社：红桌文化

作者：Ian Buruma

译者：周如怡

站在任何一个东亚大都会的中心，如首尔，或广州好了，你会面对一个奇怪的文化难题。除了广告看板上的文字之外，目光所及的事物大部分都和亚洲传统无关。一些提供当地饮食的餐厅会摆上看似传统的门面，如日本竹帘、中国金龙、韩国农村围墙，不过这些你在伦敦和纽约也都看得到。建筑物大多是后现代或现代主义晚期风格，高耸入云的玻璃帷幕建筑、水泥办公室、购物商城、以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旅馆。你大有可能身处辛辛那堤。这些城市有一种言语难以形容的非西方，甚至是非常东亚的氛围。

或许是广告，或许是喧闹繁忙的娱乐区，或是在高楼大厦旁群聚、像依附树干而生的蘑菇般的小店。东京或多或少保持了旧时的街道规划，让这个城市有种幽灵般的历史感。但北京和武汉就不是如此了。或许它们的特别之处正是因为缺乏可见的历史，但美国有许多城市也是如此。不过不知为什么，釜山、名古屋、重庆，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却和克里夫兰、纽约，不是那么相像。这些不断兴起的大都会，是现代亚洲生活的见证。

现代亚洲风格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深圳在二十年前，只是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小村子，现在已是有三百万人口、不断扩张的大都会（注：现在已成长至一千万人）。从深圳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何特质？我想其中一条线索，是在东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主题乐园。他们对东亚资本主义而言，就像是民俗舞蹈节之于共产主义。[…]

把自身打造为被凝视的观光乐园

北京中央有数个亚洲著名庙宇的模型，广州附近的小镇有个白宫复制品，西藏僧院、义大利宫殿、埃及金字塔和法国酒庄，东京附近有迪士尼乐园，香港也正在计划兴建迪士尼乐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奇怪的是，不只是对幻想建筑永无止尽的追求，更希望这些建筑能不着痕迹的融入真实的都会结构中。在深圳有个全新的建案，取名为“欧洲城市住宅”，可以眺望“世界之窗”主题乐园，内有艾菲尔铁塔、罗马竞技场、布达拉宫。

主题乐园之外还有高尔夫球场，这同样是受到人为控制的地理景观。在东亚，高尔夫球场兴起的速度几乎可以赶上主题乐园。澳门对面的城市珠海，被打造成类似高尔夫球场住宅区。这个休闲城市，补足了香港和深圳繁忙的工作环境，用观光取代了都市文化。对那些在东亚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人来说，高尔夫球就是他们可以期待的幸福。

所有伟大的城市都是因梦想而活，但很少有像东亚一样，虚拟现实是如此普遍、如此精致。

如果说芝加哥和纽约是1920年代上海的模范，中国和日本战后的城市，和洛杉矶一些古怪的地区有更高的相似性。你放眼所及的事物，多是其他地方的复制品：长得像法国城堡的旅馆；在水泥大厦十五楼的精致中式茶楼；地铁站旁的咖啡馆，装潢成德式小酒馆或凡尔赛宫的房间。许多亚洲城市，其中以东京为最，看起来像是巨大的舞台布景，充满了历史象征、外国地点，或是对未来的幻想。所有伟大的城市都是因梦想而活，但很少有像东亚一样，虚拟现实是如此普遍、如此精致。

中国城市里尚有一些传统建筑，但多是以现代建材重建。有些建筑原本不是在现在的位置，而是仿造其他的庙宇，或是从中国不同地区收集来不同庙宇的部分，再精心重新打造的骨董。[…] 许多现代建筑甚至是外来的。中国建筑师的标准作业程序，是先给客户看样品书，里面有美国、香港、日本，或新加坡的建筑照片，再让客户从中选择。荷兰建筑师雷・库哈斯（Rem Koolhaas）说：“我们可以说旧有的亚洲正在消失，亚洲变得有点像是个巨大的主题乐园。亚洲人自己在亚洲成了观光客。”

删除旧城，再复杂贴上都会模范

[…] 18世纪的中式庭园有精雕细琢的造景，经常企图重现真实或是虚构的地点。这些庭园成了英国花园的模范，这些精彩的花园充满了仿哥德式及古典式的遗迹，以及中式桥梁和宝塔。清朝皇帝真的在北京附近建了一座有主题乐园味道的“圆明园”，里头有欧式花园和房屋，有些是由义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乔瑟普・卡斯地隆（Giuseppe Castiglione）所设计，有些则是取自中国神话的灵感。1860年英国军队在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知名大理石像的本尊）的率领下，严重损毁了这个特别的皇宫花园。之后又经过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洗劫和破坏。最近有人在讨论重建圆明园，这不就是一个“复制主题乐园的主题乐园”的概念吗？

如果美国人是用主题乐园来弥补历史的不足，中国人则是出于自愿，用主题乐园来毁灭历史。

正如我之前所言，洛杉矶可以作为所有这些现代都会的模范，不过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在美国，创造虚拟历史世界是因为没有久远的都会文化历史。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却不乏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们似乎比较喜欢虚拟历史呢？对西式主题乐园的爱好，在国内创造虚假的外国风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美国人是用主题乐园来弥补历史的不足，中国人则是出于自愿，用主题乐园来毁灭历史。

这里我们同样可用传统做出部分解释。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都在重建旧地标。所谓的“旧”指的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地点。因此中国导游会指着去年才盖好上漆的水泥宝塔，盛赞它悠久的历史。但我相信中国人喜欢主题乐园，有其政治意涵。

东亚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末。和欧洲相比，是个一直被打断、充满毁灭性的过程。在过去现代化被等同于西化，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经常代表要全盘拒绝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撇开战争和自然灾害对这两个国家的蹂躏不说，大部分对历史文化的伤害，都是自己人造成的。

毛式主题乐园︰幻想的权威蓝图

在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经常在反对进步的属地主义和完全西化之间摆荡。1919年的五四运动包罗万象，从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到美式实用主义不一而足，但一贯的主题是知识分子试图将中国从过去解放。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被认为是陈腐僵化，阻碍进步，限制中国人的心智。当时认为解决之道是扫去这些丑恶的蜘蛛网，吸收约翰・杜威（John Dewey）或是卡尔・马克思的观念。在世界各地，很少有像这个世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这么热切地要将自己的文化连根拔起。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废墟上，长出了许多奇怪的事物。

毛泽东将反传统文化推向极致。他发起了摧毁一切旧文物的运动：传统庙宇、传统艺术、传统书籍、传统语言、传统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持有明代花瓶就足以被贴上反对进步的臭名，而被殴打致死。毛泽东虽然热中于历史，却想要把中国变成一张白纸，让他可以用自己的想法重新打造中国。而他的想法多来自于苏联。[…]

毛泽东把全中国变成了一个荒谬的主题乐园；公园里所见、所闻、所做的事情，都必须听命于他的幻想。

毛泽东想要完全控制人民：控制都会、乡村环境、人民心智。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强迫接受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以及他所理解的中国史。从某种程度来说，毛泽东把全中国变成了一个荒谬的主题乐园；公园里所见、所闻、所做的事情，都必须听命于他的幻想。这种比较听起来可能太过火、太过奇怪，毕竟主题乐园是一种无害的娱乐，通常不会和大屠杀联想在一起。但我的确相信，主题乐园有一种内在的权威性，特别是那些打造乐园的人。

每一个主题乐园都是受到控制的乌托邦，一个迷你世界，里头每一件事都可以看起来非常完美。那位在长崎附近打造了一尘不染的荷兰城的日本商人，他的动机是因为他不喜欢日本城市生活的脏乱、不可预测的人类行为。在这个虚拟城市里，他最得意的成就，是建造了一个可以将厕所污水变成饮用水的机器。在主题乐园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沿海城市成抽离的铁幕都会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共产中国注入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用他自己的观点取代了毛泽东极端的愿景，他喊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邓小平也是一个不同情传统文化、不推崇自由思考、不赞同自由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他需要被共产党严格控制的私人企业助他一臂之力，才得以将中国现代化，让这个国家重现当年的荣耀。在他的执政之下，1980年代竖起了许多广告看板，上头是另一种乌托邦理想的图像：中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点缀着巨大的广场和设计刻板的公园。这个愿景大部分仍是来自苏联理想，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亚洲典范，如香港，特别是新加坡。

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让这些城市和中国其他地区隔离，以免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被圈了起来，周围划上界线，像是资本主义主题乐园。

邓小平决定，由政府制定政策在沿海地区建立资本主义城市典范。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和西方文化有一些接触。因此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让这些城市和中国其他地区隔离，以免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被圈了起来，周围划上界线，像是资本主义主题乐园，其中的建筑物和景观，只因应了部分的经济和社会需求。首先，得让这些被圈起来的区域，看起来像是伟大、富裕的商业城市，即便有一半的摩天大楼都是空的，高速公路上也是车流量稀少。

伟大的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是通往外界事物的窗口。当地人和外国人在这儿交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交换商品和资讯。有人说，要知道一个城市是否为国际大都会，只要看看城里有没有中国城就知道了，中国城象征了文化多元性和移民。香港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城，一个充满中国移民的城市。不管怎么说，政府难以控管港口大城所接触到的外来影响，若要施行全面的控制，必会导致这些城市的衰败。

上海成了通往日本和西方的特别窗口，成了现代生活的舞台，这里没有什么历史感，几乎像是一张白纸。

20世纪的中国大城大部分都在南方沿海：广州、香港、偏北的上海。外国知识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思想家和艺术家在这里功成名就，外国人来这里贸易。中国移民从这些城市一路来到东南亚、欧洲、美国。外国观念提供了中国传统之外的政治和哲学选项，政治革命活络于广东和上海的街头。中国共和革命之父孙逸仙就是来自广东地区。满清政府之所以会在南方抵抗英国鸦片商人，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想要控制中国商人和中间商，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得到太多利益而不服从。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天朝来说是一大耻辱，但其结果并非总是对中国政府不利。贸易港口成了封闭的半殖民地，外来影响不至于扩散。上海成了通往日本和西方的特别窗口，成了现代生活的舞台，这里没有什么历史感，几乎像是一张白纸。在这样的外国环境中，可以尝试或扬弃任何新事物。上海和其他沿岸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舞台，而现代化很大一部分即是西化。知名的上海外滩现在看起来仍有些像是1920年代西方风格的主题乐园：新古典主义、新洛可可、新文艺复兴等“新”风格。

空有表皮的世界之窗

西方帝国主义或许傲慢剥削，但由于租界区受外国法令管辖，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人在这儿有较多思想行事的自由。正是这种新气象和知识风气，以及资本主义粗鄙的象征如妓女，惹恼了毛泽东革命成员中的清教徒光头党。他们遵循毛版的共产主义，希望化解城乡之别。因此在革命之后，上海必须被整顿一番。资源被移至乡下未发展的地区，没有新的基础建设，刻意将这个向来以外来事物知名的城市和外界隔绝。这上海看起来愈来愈像是破烂的博物馆城，冻结在时空里。空有大都会的外表，却没有大都会的实质。

1980年代邓小平的中央控管资本主义，其重要的任务不只是在复兴上海，更是在南方沿海重建都市租界，重振经济，将中国现代化。深圳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类似1920年代的上海。不同的是这一次主导的是中国人，而非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同的是，在战前的上海，所有事物，包括各种观念，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新的经济特区则没有这么自由。老香港和上海的确称不上是民主，但这里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这两项权利是所有公民权益的基础。

上海看起来愈来愈像是破烂的博物馆城，冻结在时空里。空有大都会的外表，却没有大都会的实质。

邓小平对现代社会的愿景并不包括这一项。他在南方的新城市，仍以每年十九平方公里的速度缓慢成长。这里有商业自由，但和法律相比，共产党官员及其同党所形成的腐败网路更有权力，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不存在。而在这些世界之窗里，我们看不到大量外国人，或是任何大都会文化。

我们看到的是主题乐园，世界各地的景点都可以在严格控管的方式下看见。在深圳、上海、广州，我们可以找到所有满足生活享受的商品：东京和纽约的最新时尚、世界各地的佳肴、豪华公寓、高级饭店、炫目的购物城，但却找不到弥尔心目中可以自由交换各种观念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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