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记者、警察、律师，持续21年的洗冤之战（三）

2016年6月，最高法宣布将重审聂案之后，端传媒记者来到了下聂村聂家，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了聂家洗冤的“最后一役”，被聂树斌一案深刻改变的家庭和人生。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此为第三篇，第一篇、第二篇点击可阅。

等等……再等等！

曾被2005年那一根线索点燃的所有人，在充满希望地了两年之后，发现所有努力，都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毫无声息。

在漫长的等待中，原本有抑郁症病史的李树亭律师苦闷无法自拔，2007年一度出家。

郑成月，曾经风光的公安局副局长，在2009年、49岁时被停职。在马云龙的介绍下，他到了北京李和平律师的事务所帮忙，接待来自全国的伸冤人士，以丰富的刑侦经验提供刑法建议。

马云龙，2006年因为连续发表了几篇得罪中央和河南宣传部门的稿子，被《河南商报》解聘，该报也因此停刊整顿一个月。 宣传部发出指令，从此全国任何新闻单位，不可再任用马云龙。马云龙举家迁居海南。但他每年回石家庄看老母亲的时候，会跟张焕枝联系一下。时不时也会打电话，给张焕枝鼓劲。

关心聂树斌案的人们，默默寻找让此案重回公共视野、重回司法轨道的可能。

消息人士透露，聂树斌案的快审、快杀、甚至“必须杀”，和许永跃主政时坚持“严打”有关。曾有媒体曝光，张越明确说过，只要自己在，“聂树斌案就不能翻。”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直关注中国司法改革和死刑废除问题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从2005年就开始撰写评论，呼吁彻底纠正聂案错误。

此后的十几年的日子里，贺卫方形容自己：“关注聂树斌案，没事就为聂树斌喊两嗓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所有平台上讨论和呼吁聂案的最终解决，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在报纸上写评论，网络上写博客，参加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并在每年的五六十场校园和公共讲座上，用一切机会讨论聂树斌案。但2008年之后，贺卫方的个人际遇也逐年恶化，2013年以后，与几乎所有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所有公共表达空间都萎缩到近似于无。

另一位著名的法学界知识分子徐昕，从2012年起，他会在微博上每晚定点推送关于聂树斌案的帖子。他有超过3000万微博粉丝，那些关于聂案的帖子，累计被转发60多万次，直至2016年6月，确定聂案再审才停止。1200天的“每日一呼”， 徐昕自己在微博上写：“经常感到绝望，不想再转了，但总算坚持下来。”

斗转星移，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南方周末》持续报导聂案的记者，换了三届。

在最高法院，几乎无人不知聂树斌案，但是什么力量让案件如此陷入死寂？

有熟悉中国政治格局的人，关注着与聂案有关的河北官场人士变动。

1995至1998年河北省副省长、政法委书记是许永跃，聂案正是在他的主政时发生。他后来调任国家安全部，官至正部长，直至2007年8月被免职。消息人士透露，聂树斌案的快审、快杀、甚至“必须杀”，和许主政时坚持“严打”有关。

而2007年起，主政河北公安政法工作的张越，公安出身，在官场中有“河北王”之称，并被认为与周本顺、周永康关系密切。曾有媒体曝光，张越明确说过，只要自己在，“聂树斌案就不能翻。”

此时乌云还未散去。等待中的张焕枝和律师们，从各级法院法官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等等！”

逼供王书金：我不翻供！

2013年6月17日下午，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王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刘志廷打来的。刘志廷说，王案将在6月下旬再次开庭，并补充：“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在磁县看守所。”

彼时的朱爱民有些困惑。两个半月前，他还去过广平县看守所，那是2007年起律师们唯一知道的王书金羁押地。但发现人早被转去不知何处。两三天后，准确消息来了：6月25日上午9点，河北高院主持的王书金案件二审，将被发回到邯郸中院进行。

6月23日，马云龙说自己得到“确切内部消息”，称王书金已经被做通工作，要改口供，全面否认自己与康菊花案有关。情急之下，当晚马云龙就在博客上发表《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冒险公开呼吁。

后来，他这样解释过自己的举动：“打排球有一个动作叫封网，即看到对方攻击点的时候，先把那个点给他拦住，让他不敢从此过。”

6月24日上午9点30分， 律师朱爱民和彭思源在磁县看守所会见了王书金。这一次，王书金透露自己曾在审讯中被逼翻供。

“我如果承认是我干的此案，他们就打我，我说不是我做的，他们就好好待我，不让睡觉，用四五厘米宽小板子打脚心，手心。”

根据端传媒得到的两位律师笔录，王书金说，2012年1月17日，自己被押到保定市顺平县看守所呆了一个多月，随后又被带到石家庄郊区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审讯过程中，调查组的人没有做笔录，但做了录音录像。

“他们问了我的成长经历，并提了一些我没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提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子，我如果承认是我干的此案，他们就打我，我说不是我做的，他们就好好待我，”王书金说，“不让睡觉，用四五厘米宽小板子打脚心，手心”。调查组劝他只要“不趟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的浑水”，就可以“给你的女人和你的孩子办低保”，还说“你的律师达到目的，早就不管你了。”

见到律师时，王书金专门问起聂家的情况，还对自己一度被打得坚持不住就被迫改了口的行为有些懊悔：“朱律师，我实在挺不住了，没事吧？”

但是会见的最后，王书金说，不管自己是死是活，都要求法院实事求是。他告诉律师：“ 我没有翻供，也不会翻供！”

2013年6月25日上午，消失于公众视线多年的王书金出现在邯郸中院公开庭审现场。他穿着黄色看守所马甲，比被捕前照片上黑瘦的样子胖了很多，说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思维清晰。邯郸中院采取了微博直播，中央电视台等数家官方媒体到场。

在庭审中，检方认为王书金关于被害人尸体特征、杀人手段、作案具体时间、被害人身高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实际情况不符，王书金并非聂树斌案的“真凶”。而令人惊讶的是，检方提交的证据，来源于聂树斌的案卷，而不是对王书金供述的案情本身的侦查。其逻辑就是，因为聂案已定，王案自然不成立。

“这不是同一件衣服！证据有假！”

这荒诞的审讯中，聂树斌案的申诉律师们第一次在检方的投影仪上，看到了自己8年来一直求取不得的案卷资料：包括康菊花遇害现场的勘验笔录、尸检报告、还有康菊花家属的报案材料，等等。

坐在旁听席上的张焕枝，当看到屏幕上出现一件花衬衫——检察官认定是聂树斌勒死康菊花的物证时，突然爆发了。

“这不是同一件衣服！证据有假！”她想起了1995年9月，警察到她家让她辨认的那张照片上的衬衣。她失控地大声喊了出来，但立刻被法警制止。

庭审进行到一半，两位律师觉得案卷资料有重大纰漏，检察官的质证也有明显诱导，以案卷资料不是原件为由，要求查看聂案全部证据原件。在此请求下，合议庭宣布休庭。

终于在河北高院看到了聂树斌案的原始案卷时，两位律师发现，130多页的案卷竟被提前用鱼嘴夹分叠夹住，法官直接翻到准备好的页码，只给他们展示其中的26页， 除了几张受害人尸体照片之外，都是已在庭审投影仪上展示过的内容。朱爱民回忆，从案卷陈旧的状态来看，之前应该有很多人查阅过。

两周后，7月10日王书金案二审再次开庭。 辩控双方依然持续着之前的滑稽逻辑：辩护方想方设法证明当事人就是真凶，公诉方则尽全力阻止他交代罪行。

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在邯郸宣判，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死刑原判。河北高院表示，虽然王书金能够供述出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现场的部分情况，但其供述与庭审中检察员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相关证据不符，再次否认了王书金作为康菊花一案“真凶”的身份。

随后，王书金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至今未有结论。

聂树斌案：异地复查，20年后案卷见天日

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开启对聂树斌案的“异地复查”，并指定山东省高院承担，山东高院负责复查的合议庭由5名资深刑事法官和2名书记员组成。5名法官中，审判长朱云三，是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法学博士，曾是薄熙来案二审法官。案件的具体承办法官是孟健，曾担任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副庭长多年。

3天后，另一起著名的“一案两凶”案件，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被终审无罪，尘封多年的冤案得以平反。呼格的母亲给张焕枝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坚持下去，你也能等到那一天！”这给了张焕枝很大鼓舞。

公众的视线也再次回到聂案上。

2014年12月17日，马云龙召集了这些年来参与过聂案申诉的所有核心人员，在石家庄开了一次“动员会”。几路人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聂案十年积累下的核心证据，分析各路律师的风格与擅长，讨论这一步最关键的“硬仗”该怎么打，媒体和法律策略。

郑成月和马云龙力主李树亭再次出任复查阶段的聂家律师，同时一并委托了老成的陈光武。朱爱民和彭思源仍是王书金的律师，两个案子继续一起推进。

2015年3月17日, 山东高院通知张焕枝和律师们，可以进入法院，审阅聂树斌案卷了。当涉及聂树斌的3本案卷，王书金的8本案卷，以及之后多年河北法院、公安复查的6本相关卷宗，总计17本案卷终于摆在面前时，律师们震惊了。

李树亭后来告诉端传媒，这次阅卷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而很多当年的猜测，在看到白纸黑字的案卷后，更被确证。

李树亭说：“案卷里的漏洞如山一样多。”

比如，聂树斌9月23日被抓获，但询问笔录却从28日才开始。刑事侦查中，对被抓捕人突击审问一向是最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笔录缺失，不符合侦查逻辑。后面一页笔录中，聂树斌甚至说：“前六天都是胡说的，今天说的才是真的。”那么，前六天聂树斌说了什么？ 这其中是否有刑讯逼供？

再比如，形成于1994年的现场勘察笔录中，多次出现新华西路这样地点，而李树亭实地调查发现，该路段当时的名称是“石获南路” 或”石获公路”，因此怀疑笔录涉嫌后期伪造。

至少六份案卷材料上，聂树斌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此外，卷里甚至出现一份聂树斌本人签名的上诉状，落款时间为1995年5月13日。但按照法院公告，聂树斌当年4月27日已被执行死刑。李树亭从笔迹上发现，这份上诉状上的笔迹一笔一划，足见签名者的认真程度，“事关生死，他一定认真，所以这个签名肯定是聂树斌本人的”。由此，他推断，死刑执行日期有诈。

李树亭仔细研究了案卷中出现的死刑现场照片。在雪地里，21岁的聂树斌被五花大绑。无论是现场的天气气候，还是和聂树斌一起行刑的人，种种线索汇整，执行日期都不可能是法院公告的1995年4月27日，而可能是1996年1月。

太多的错漏，太多的草菅人命，也让李树亭看完所有资料之后，决心一定要翻案。他与被解职的警察郑成月，重新原路勘查所有聂树斌案的案发地点，重访聂树斌和王书金案卷里所有证人，建立自己的证据链，并整理公布给社会各界，提交给山东高院。

2015年7月，从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开始，多家国内媒体报导，“河北帮”倒了。2016年4月，“河北王”张越被调查，随后被“双开”。河北政法委曾在聂案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包括近期媒体揭露的张越曾主持了王书金翻供，才越来越多为人所知。

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此为第三篇，第一篇、第二篇点击可阅。敬请继续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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