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九七回归以降，香港从殖民地转为中国的边陲之地，重新思索着自身的主体性，也使社会充斥着各种探讨本土文化的公共论述。边陲有自己的声音，同样地，中央也有。在探求自身定位与独特性的同时，或许，我们更应该暂停脚步，听听中国对香港的理解与认知。香港浸会大学骆颕佳博士在其硕士论文回顾爬梳了过去五四运动至九七回归，中国人民以香港为题的影视、文艺创作，尝试理解中国人是如何以不同的国族论述来理解“香港”——作为一个“亲密的他者”。今由印象文字翻译成中文出版，骆博士也补充了九七至今的观察，让中国对香港的文化论述更为完整，也点出了回归前后的转变。

这节选部分带出回归初期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国族主义者，视香港为一个高度消费城市——充斥着各式玩乐与生活风格浓厚的商品，只要维持经济的繁荣，香港便仍会认为自己“自由”。认知与现实的差异，与后来一连串的社会议题争议有脱不了的关系。重新了解中国如何认识香港，或能找出未来可行的路向。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善恶的彼岸》说道：“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骆博士在新书书序中提到，当今香港社会着眼于与中央政权斡旋，而不自知地跟随了对方的逻辑运作。这书的出版或能成为一种善意的提醒，香港不只是“中国香港”，也能是面向东南亚、亚洲，乃至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以下节选自《边缘上的香港：国族论述中的（后）殖民想像》的第五章〈快感的回归政治：新自由主义国族论述中对中港融合的想像〉，获印象文字授权刊出。

《边缘上的香港：国族论述中的（后）殖民想像》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出版社：印象文字

作者：骆颕佳

译者︰黄大业

香港：新自由国族主义者的消费乐土

在新自由国族主义者眼中，多元混杂及消费不再是万恶的，反而成为中国新生代的消费乐土。在过往的香港文化研究里，特别喜爱强调香港文化的多元混杂性（例如早年的陈冠中），认为那种不中不西的杂质，正好对抗强调血统纯粹论的同质化国族主义。

被国族主义者“消费”的香港混杂性

当然，香港文化带有多元混杂性是一回事，但如何将之转化成一种颠覆国族主义的文化政治资源，却是另一回事。而聪明的新自由国族主义者，亦会转而“消费”这种多元混杂性，尝试淡化它的政治颠覆性，并将之转化成某种消费的多元选择，以此证明九七后的香港仍是“自由”和“文明”的地方。但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新自由主义社会都爱推崇一种多元的消费选择，但当中未必真个是多元，因所谓多元选择，往往只是同一东西的变种，例如可乐有健怡可乐、无糖可乐、云呢拿味可乐、樱桃可乐……

此外，新自由主义社会往往将“自由享乐”视为某种控制性的道德律令，即不断鼓励人消费，令人觉得自己能“自由”消费多元商品，乃代表着拥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殊不知这只是倒错的伪解放（perverse pseudo-liberating），将一种压制自由的法则，装扮／倒错成一种“伪消费自由”，以生产一种以为自己“拥有自由”的幻觉，这终究只是权力体制的把戏。当然，很多人并非不知道这种“伪消费自由”的虚假性，但他们大部分人却如齐泽克所言，“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在追寻着幻觉，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自欺地过着一种洁身自爱的犬儒生活（某些香港人被叫作“港猪”，便是这类错以为可以自由消费就代表拥有真自由，并抗拒一切政治改革的犬儒主义者）。

新自由主义社会都爱推崇一种多元的消费选择，但当中未必真个是多元，因所谓多元选择，往往只是同一东西的变种，例如可乐有健怡可乐、无糖可乐、云呢拿味可乐、樱桃可乐……

为了证明回归后一切不变，香港人仍然拥有“自由”，新自由国族主义特别强调消费上的享乐自由（言论自由在回归后日益收窄、传媒在自我审查、政制改革裹足不前等则没被看在眼里），好证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在九七后没有改变。在另一套2007年由深圳卫视拍摄的纪录片《魅力香港》之中，香港就被想像成一个多元混杂的消费城市。这部纪录片是回归十年后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民的了解，且尝试建构内地人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想像。

香港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典范

当香港人正在担心在中港融合之中会迷失自己之际，《魅力香港》却从经济角度，肯定中港融合的互利性。《魅力香港》文字版的序言便写道，“近10年来，因为祖国的繁荣稳定，香港与深圳在人员、资本、商品、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和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深港两地因为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在进一步尝试优势资源上的互补和更为密切的合作。它将使深圳和香港共同成为珠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枢纽和桥梁，从而大大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形成深港双赢的局面”。这是新自由主义十分典型的论述，即以市场的开拓为大前提，以利益作为中港融合的基础；当中虽有民族大义的成分，但新自由国族主义者比以往的中国国族主义者更加务实，一切以互利双赢为目标。

以市场的开拓为大前提，以利益作为中港融合的基础；当中虽有民族大义的成分，但新自由国族主义者比以往的中国国族主义者更加务实，一切以互利双赢为目标。

《魅力香港》将香港视作样板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并以此作为敍事的切入点。纪录片开首是这样介绍香港：“香港实行自由开放贸易政策，从上世纪中业开始，香港逐渐成为全球知名的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维多利亚港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大多数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香港GDP总值达14722.9亿港元，与一河之隔的深圳GDP之和占中国GDP总量的八分之一。”2016年，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更将香港的本地经济及教育，接连中国“一带一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好配合官方的对外政策。因此，香港在新自由国族主义论述的高度肯定下，被介绍各种消费生活便显得更合情合理了。

片中所见，香港人的唯一身分，仿佛就是追逐潮流的消费者身分。其中一位影片撰稿员写到，“文明在香港也是一种时尚，港人身上的小小手机就最具代表性”；“每当面对时尚狂潮的时候，你要有健康的心智和灵敏的嗅觉，不要让时尚牵着你走，而是争做一名能驾驭时尚浪潮的人，这正是港人的聪明过人之处”；“身材健美适度是香港人身形的一大特点，不知是刻意keep fit，还是常年饮食习惯所致，总之多数港人是苖条的，极具时尚身形的”；“在各项香港美食中，都能看到很多香港人的特质：随处可见的茶餐厅，就是香港人勤快、忙碌的生活的写照；而那些价格昂贵，装潢奢华的西餐厅，则体现了港人对生活品质的向往，以及对于浪漫的追求”。由此可见，“爱消费”乃是香港人的主要特性；而所谓“文明”的香港，又仅仅只是“时尚”。

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没有所谓先验的主体，只有透过身体的规训及转化，主体才得以“构成”。从这类新自由国族主义的论述里，香港人就是一群被自由消费社会规训得相当成熟的消费人：他们的身体及心智，已被消费社会规训成一种能驾驭各种潮流符号、并接受各类消费法则（苖条身形）规训的消费人，而所谓“文明”的体现就只是各种消费体验。是以，这类论述表面上是在介绍香港，实际上却是召唤内地人学效港人，好叫他们规训自己成为一个像香港人的新自由消费主体，以完成新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文明大业”。

从这类新自由国族主义的论述里，香港人就是一群被自由消费社会规训得相当成熟的消费人：他们的身体及心智，已被消费社会规训成一种能驾驭各种潮流符号、并接受各类消费法则（苖条身形）规训的消费人，而所谓“文明”的体现就只是各种消费体验。

九七回归后，中国民族主义者仍是用英国殖民者的目光（the colonizer’s gaze），把香港人视为一纯消费的经济主体。正如罗永生指出，中国“为了安稳人心，平稳过渡，也对殖民地的过去讳莫如深……在与英国人同一调子地赞扬香港经济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国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为一群‘经济动物’，只是今后要令香港人懂得‘饮水思源’，承认‘祖国’一直以来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贡献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荣安定。”这正是之前所指的，香港回归后根本不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解殖，反而是再殖民，因北京仍是沿用过往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框架来管治香港人。

透过貌似客观的纪录片，新自由国族主义者不断扩散及深化香港这一纯粹的消费城市的形象，且更规训内地人以一种如厄里（John Urry）所言的“观光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来观看香港人。今天内地自由行旅客来港，除了消费之外，便仿佛没什么事情可干，这与上述提及的这类内地媒体的“香港想像”不无关系。

商品拜物教的倒置：消费自由即生活自由

自此，香港的中西混杂，不再是不道德的民族背叛，反倒是中西文明的结晶。正如片中一位创作人说道：“踏上香港的土地，能够很强烈地感到香港文化根植于中华，深受5,000年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此同时，她处处又存在着西方文化留下来的烙印，从而造就了香港中西文明交融的独特风貌。”

香港的中西混杂文化，在以前的五四国族主义者眼中，代表着对国家的不忠，甚至是一种向西方投诚的卖国文化。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国族论述里，混杂文化却是某种崇高的文化和文明体认，甚至令人想像香港为狂喜的“风情万种的国际大都会”，而不是以前叫人“忧郁”的殖民地都市。

在节庆方面，“在香港的法定节假日中，不仅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还有西方的一些宗教节日带来的休闲与享受，不同的节日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涵义和精神享受，使香港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融会中西”；在饮食方面，香港的“饮食文化为东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汇所在，发展出了一个糅合中国菜和西餐的饮食习惯，因而被誉为‘美食天堂’……这些外来饮食文化也丰富了香港本地饮食文化……香港的美食，就是这么风情万种，这么迷人”；当中“‘鸳鸯奶茶’可能算是‘最港式茶餐厅’的饮料，最具体现香港融汇东西文化的地方特色”。

香港的中西混杂文化，在以前的五四国族主义者眼中，代表着对国家的不忠，甚至是一种向西方投诚的卖国文化。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国族论述里，混杂文化却是某种崇高的文化和文明体认，甚至令人想像香港为狂喜的“风情万种的国际大都会”，而不是以前叫人“忧郁”的殖民地都市。但正如之前的分析所指，新自由主义国族论述将香港的多元／中西混杂的消费生活等同於惟一的“自由”，视港人为一群精于拜物的消费者，无视他们对政治或言论自由（各种公民权益）的诉求。

新自由国族主义者变得自信满满，不但不视混杂香港为一种感胁，还蛮自信地认为可给这个混血的、有点外国风情的孩子可能连做梦也没想过的机会，而此际中国的“自由”和“开放”，正好与“自由”的香港融合。

这种视而不见本身，就是齐泽克所指的由商品拜物教倒置而成的幻觉，一种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幻觉式建构。这里所提到的“混杂”，只是一种空洞及浮动的能指，供新自由国族主义者任意使用及“消费”，以此来“引证”香港在九七后仍然安定繁荣。新华社记者曾这样引述西方传媒的看法，借以印证中国的成就：“此时此刻，中国内地正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可以给予香港——这个混血的，有点外国风情的孩子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机会。”新自由国族主义者变得自信满满，不但不视混杂香港为一种感胁，还蛮自信地认为可给这个混血的、有点外国风情的孩子可能连做梦也没想过的机会，而此际中国的“自由”和“开放”，正好与“自由”的香港融合。当然，他所指的“机会”，就是中港融合能带来各适其适的经济商机，例如自由行。

新自由国族主义者的自信，明显地，是建基于一种由经济带动的民族自信，以为可以用国家的经济实力，收服香港这个他者。但对于本土意识渐浓的香港人来说，这只是某种吞噬本土经济及文化的经济殖民，而今天忧郁起来的反而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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