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密蓬时代终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泰王？

普密蓬自1946年登基以来，在位时间逾70年，是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同时，他也是泰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亲民实干的作风深受国民爱戴，享有超然的“半神”（semi-deity）地位。

虽然泰国宪法限制了国王的实权，但普密蓬在任期间多次出面介入、调停国内政乱，影响力无远弗届，其“仲裁者”角色令国民之为称道。

然而，批评者认为普密蓬的形象乃皇室与军政权贵精心打造、用以维持建制利益的政治工程，这些声音普遍认为皇室的特权、与军政府的亲和关系，是泰国现代宪政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再加上泰国刑法第112条“冒犯君主罪”（Lèse Majesté）明文禁止公开讨论皇室成员，这等同为国内外媒体报导皇室事务设限，这都令泰王普密蓬其人的评价存在不少争议。
 

普密蓬意外登基 缩影民主化难产宿命

普密蓬于1927年12月5日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Cambridge），早在1933年、亦即年仅5岁时便随母亲移居瑞士并于当地升学。其时，泰国于1932年一场政变后实行君主立宪制，限制王室地位，实质由军方主政。但普密蓬长兄阿南塔（Ananda Mahidol）、亦即时任泰王拉玛八世于1946年离奇死于皇宫，意外造就当时年仅18岁的普密蓬继任登基，成为泰王拉玛九世，并在瑞士完成学业后，于1952年回国正式接掌王权。
 

后世分析认为，阿南塔之死所开启的政局动荡，是泰国宪政民主化难产于雏型的关键。
 

后世分析认为，阿南塔之死所开启的政局动荡，是泰国宪政民主化难产于雏型的关键。
 当时的前任总理、具军方背景的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乘乱与皇室旧势力结盟、发动政变，推翻当时就任不够一年的总理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帕侬荣早年留学法国，深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又在二战时坚守抗日立场为人敬重。帕侬荣在政变后被迫出逃，保守势力与军事独裁得以回归，帕侬荣与其象征的现代民主愿景，被视为是阿南塔驾崩的真正“牺牲者”。

因此，普密蓬继位初期，新旧势力与派系斗争不止，泰国政局异常混乱；在1947年至1951年短短四年之间，泰国就出现了六次政变，泰王地位几近可有可无。转捩点是在1957年，沙立·他那叻元帅（Sarit Dhanarajata）在皇室的默许下策动政变夺权，期后获普密蓬任命为军方最高长官，泰王与军政之间建立不明言的默契，自此主导泰国政局主旋律。

在沙立废宪、行独裁管治的同时，普密蓬开始积极恢复皇室的影响力。他鲜见与政治领袖一同亮相，却会高调出席各种公共庆典活动，又出巡各省偏远地区接触平民、主持农业及基建等发展项目，赢得民众爱戴。暹罗历史深远的佛教传统，也有助普密蓬宣导一种强调尊卑纪律、以皇权为中心的现代国家想像。

事实上，无论是沙立所代表的军政府，以至二战后积极在亚洲扩张国防利益的美国，都对普密蓬无私爱民的形象、及其致力重建的皇室威望表示欢迎，因为这都为军方的“强人领导”提供了一种超然于民粹政府的正当性。普密蓬甚至在1967年接受访问时声称：“我事实上是一个人民选出来的国王。如果人民不要我，他们可以赶我下台，不是吗？那我就会失业了（“I really am an elected king. If the people do not want me, they can throw me out, eh? Then I will be out of a job”）”。

“我事实上是一个人民选出来的国王。如果人民不要我，他们可以赶我下台，不是吗？那我就会失业了（“I really am an elected king. If the people do not want me, they can throw me out, eh? Then I will be out of a job”）”。

但民众反对军事独裁的求变呼声终在1973年爆发，普密蓬在宫殿接见学生领袖与抗议民众，开腔支持结束军方专政，是为他第一次公开介入朝政。此举造就了普密蓬“只身平乱、重建民主”的英雄叙述，令他此后声望有增无减。

然而三年后、亦即1976年，普密蓬无视民情，高调允许前独裁者他侬·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返国，激化民怨升温，最终促成武装力量于同年10月6日向学生展开血腥镇压，亦即震惊国际的“法政大学屠杀事件”。直至今天，事件仍令普密蓬的政治地位蒙污，有反对派认为他当时默许军警屠杀左翼学生，以巩固他与军方及美国的关系。

“民选国王”的神话

此后四十年，普密蓬一直在担当维护泰国稳定的基石、凝聚民心的精神象征。普密蓬任内泰国发生过无数次的军事政变，修宪、换总理近20次，民众多归功他出手调停政治危机、减低人命伤亡，这包括1992年5月的“黑色五月事件”。唯一例外，是民选总理他信于2006年在国会面对领导危机时，普密蓬拒绝介入调停，甚至默许军方于同年发动政变推翻他信。

在2000年之后，普密蓬大大减少公开露面，甚至迁入位于华欣的海滨宫殿，远离宫廷政局纷争。但这也无损其影响力。就连他的爱犬通丹（Tongdaeng），都成了全国最畅销书的主角。

在2002年，普密蓬出版共84页、英泰双语的故事书《通丹的故事》（The Story of Tongdaeng），讲述通丹如何被收养，从流浪狗跃身成为忠诚、乖巧的皇室爱犬。《通丹的故事》面世后在全国销量近五十万，成为泰国历来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更在全国引起热潮，有商家乘势推出以通丹为肖像的产品。但《通丹的故事》热潮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普密蓬似是藉著赞颂爱犬品德向国民喊话，而民众亦欣然接受由泰王爱犬充当国民模范。

与此同时，普密蓬真正的私人生活却迷雾重重，包括外界遥传他与诗丽吉皇后之间同床异枕的龃龉、他对独子哇集拉隆功的不满等。普密蓬四度出版官方著作，以神话叙事的形式述说泰皇生平与国家精神，其中包括在1999年於伦敦出版、委托英籍作家William Stevenson撰写的英语官方传记《The Revolutionary King: The True-Life Sequel to “The King and I”》。

但此书面世后，却因为资料失实、误揭宫廷内部秘闻等问题，令皇室上下尴尬，以致在泰国国内被限制销售。而同时，公开谈论皇室与军政内幕、批评泰国时局的著作，如英国记者安德鲁•麦格里高•马歇尔（Andrew MacGregor Marshall）于2014年写成的《泰王的新衣：从神话到红衫军，泰国王室不让你知道的秘密》（A Kingdom in Crisis: Thailand’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则在泰国遭到禁止。

明显地，如此维持下来的“国家稳定”是有代价的。政局长期动荡撕裂，死伤与经济损失罄竹难书；军方主政大力制约异议空间，仅是因触犯泰国刑法“冒犯君主罪”而被定罪入狱者已不计其数。讽刺的是，其中一个被控“冒犯君主罪”的案例，就是在2015年，一名泰国男子就因为在脸书上贴了一张涉嫌讽刺通丹的照片而被起诉，一度被指须面临15年的监禁。

皇室继任危机 彰显“泰式民主”局限

这也徒添了“泰国模式”应对新世代的挑战。随著泰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普密蓬上山下乡的朴实形象不再是有效巩固民情的公关策略，新兴中产阶级与年轻学生受益于发达与多元的资讯，对军政府的恶行、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更有全面觉识；王储哇集拉隆功的贪腐与淫乱丑闻，更加令新一代质疑皇室特权的合法性。

随著泰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普密蓬上山下乡的朴实形象不再是有有效巩固民情的公关策略，新兴中产阶级与年轻学生受益于发达与多元的资讯，对军政府的恶行、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更有全面觉识；王储哇集拉隆功的贪腐与淫乱丑闻，更加令新一代质疑皇室特权的合法性。

普密蓬到底是缔造泰国现代君主宪政模式的先驱，还是默许特权利益长年主导政局、制造经年动荡、阻碍代议民主制度成熟的共犯？孰是孰非，当由后世定断。广大泰国人对普密蓬的爱戴与敬畏也许是发自内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普密蓬所建立的国家神话无可持续，其政治资本亦难以由继任王储传承，军方主政下所累积、激化的民怨与矛盾，将更难以借助皇室的传统威望平息调解。

普密蓬的逝世，象征的似是一个世纪的结束。皇室继任在即，会是宫廷权斗政争的序幕？会促使军方伺机针对政敌异己、加强打压言论？还是会启发新一代反思特权垄断与代议民主失效、争取变革的契机？在举国同哀的人群里头，有谁为泰王驾崩痛哭垂泪，有谁为政局前景忧心忡忡，又有谁会决志迎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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