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选举9月4日举行,端传媒推出专题网页,全方位报导立法会动态:《擂台》中议员比拼;《时报》呈现议会最新动向;《精读》带你认识立法会;《焦点》追踪最热政题。
今日起,请紧贴。
拉布、点人数、流会、对骂,曾钰成(立法会主席)、长毛(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香港的立法会中,天天上演的这些剧目,与剧中人物,与我这般“老百姓”的日常这么远,但其实又那么近。
今年3月,立法会通过高铁追加拨款,加上之前的拨款,累计从库房掏出了 952 亿港元——这意味着,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香港市民都为高铁埋单 13,000 元。2015/16年度政府说要宣传《基本法》,就又花了 382 万元。对于买楼遥遥无期的我来说,那可是沙田大型屋苑一个两房单位的售价(心里暗骂)。
这些政府开支,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审批,议员的每一个决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除此以外,立法会还有权力制定法律、监察政府工作、甚至可以弹劾那位自报“我是梁特首”的特区行政长官。
所以,立法会与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有着“非常关系”。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各路人马正蠢蠢欲动、准备出战。在这个时刻,是时候我要走进立法会。
登记、登记、登记
“你好,这里是立法会大楼。有什么可以帮忙呢?”一把听起来很年轻的女声问。4月5日我致电立法会,拿著电话结结巴巴地问:“如果我明天想到立法会参观,请问要办什么手续呢? ”
这是我第二次致电立法会。上一次致电也是为了查询参观事宜。当时是2014年夏天,我在大学做暑期工,正帮忙筹办一个立法会参观团。不过两年以来,香港经历过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表决后,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和立法会都加强保安: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不再开放、立法会大楼多个出入口加设围栏⋯⋯
在这情况下,我再次致电查询能否参观立法会。女职员似乎司空见惯,她不慌不忙、语气平淡地背诵那套标准答案:“如果你想参观地下大堂,你可以明天来登记;若你要来旁听的话,那你同样可以明天登记。明天九点有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得带身分证登记,否则不能进来。”
短短几句话里,她说了三次“登记”。
根据立法会规定,不论是香港市民或旅客,只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登记,都可以到立法会旁听会议。
挂线后,我回忆两年前参加立法会导赏团时,不单可以走访各大会议室,更可模拟议员开会,于是我赶紧回拨立法会。
“很抱歉,若要参加导赏团,你需要七天前预约登记的。”又是“登记”,不打紧,明天我依然决意走走。
“请先过来安检”
4月6日上午,回南天,潮湿。
我来到位于金钟的立法会,站在访客登记处门外,只见那里安放着两部巨型的安检机,如同左右门神或镇宅铜狮。我相当肯定,上次到访时并没有“安检”。门口站著三名西装笔挺的保安,其中一名一见到我,二话不说就走近问道:“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呢?”
我表明想来旁听后,他便跟我说:“你要登记,不过请先过来做安检。”他徐徐走到安检机前,示意我把背包放在运输带上,掏空裤袋,从金属探测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每次在机场做安检时,我都难免会有点紧张,生怕探测机哔哔作响,要被职员用金属探测棒打量全身。幸好,这次探测机没有响,保安着我收拾好个人物品,把东西放在储物柜内。
我把手机、钱包放回裤袋,接著将相机挂在颈上。女保安顿时面有难色,拦住我说:“先生,旁听时不准拍照。”尽管我连忙解释没有打算在会议厅内拍照,只是想把贵重物品带在身上,但她坚决要我将相机留在储物柜。我唯有放下相机,走到旁听登记处,交出身分证办理登记手续。
犹如紫禁城的立法会
取了旁听证后,一名女保安已悄悄站在我旁边。她领着我走,然后打开了进入立法会的木门,低声跟我说:“请往前行,转右,然后你会看到我的同事。”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进了“紫禁城”,通往皇殿的秘道上,守卫森严,每隔几步就有一名“大内侍卫”站岗。从登记处到会议室短短两分钟的路程内,七名保安沿途监察我。他们似乎深怕我是“叛军来使”,绝不让我离开他们视线半步。
当我乘扶手电梯到二楼时,想停下步看看,岂料三楼旋即有把声音喊下来对我说:“先生,你要去的地方是三楼。”她就这样一直盯着我,催促我继续路程。
我心里暗骂自己:“真糊涂,皇宫内是不可以乱走的。”经过重兵把守的重重关卡,我才终于抵达会议厅。
我在会议厅的旁听席上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来,除我外只有三个人。财务委员会这时正审核 2016/17 年度开支预算的特别会议,讨论工商与旅游的相关事宜。原来旅游发展局申请了 8400 万元拨款,向旅客推广香港活力之都的形象,其中包括 1200 万元的广告制作费。
在席议员谢伟俊却质疑这笔钱并不划算:“电影《十年》仅用了五十万制作费,就达到如此广泛的宣传效果,为何政府要耗费24部《十年》的制作费用呢?” 政府官员不断重申他们审慎理财的原则,重复又重复,话题就此轻轻带过,纳税人于是又“被支付”了1200万元拍一条广告片。
正午时份,财委会主席陈健波宣布这节讨论结束,休会。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动身离开时,一名女保安已在门外守候,问我之后是否立即离开。我跟她说还想到地下大堂逛一逛,她眨了眨眼,然后几番提醒我,要先去旁听登记处拿回东西,才能到正门大堂登记。我点一点头,然后就从三楼回到地下。
立法会内的“一地两检”
到了地下,另一名女保安已在扶手电梯旁“迎接”我。她一开口就问:“先生,你打算待会参观大堂吗?”显然,刚才会议厅当值的那名女保安已通报了我的行踪。之后,又有另一名男保安迎面走来,带我回旁听登记处,拿回背包和相机等。
离开了旁听登记处,我转到立法会地下大堂,一张告示清晰地贴在当眼处:“由2015年5月1日起,到访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访客须接受安全检查及出示身分证明文件。谨请遵从立法会秘书处人员的指示。”尽管我之前已经在立法会另一个出入口完成安检,来到这边又要安检。
近月来,立法会有一群议员用尽千方百计,想要在香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想不到在立法会内,“一地两检”原来已经以另一种形式率先实行。
《人物》
又一次安检,又一张导赏证,我终于可以在立法会地下大堂逛逛。
抬头一看,墙上挂著名为《人物》的艺术装置,是艺术家Cornelia Erdmann的作品。我看著这些作品,勾起了两年前第一次来参观的零碎记忆,当时带领导赏团的职员来到这个艺术装置下,曾用骄傲的声调说:“它描绘的是社会百态,同时显示这座城市属于公众的,包括立法会。”今天,我环顾四周,整个大堂除了我,就只有五个保安、两个职员,以及一部安检机。
十二时半,我情绪带点失落,离开立法会大楼。我在想,今届选举我一定要投票,是时候,改变香港立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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