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两年一度的“国际诗歌之夜”将在11月26日再次举行，邀请了18个地区的21位诗人来港。主题是“诗歌与冲突”，可以说，这与当今的世界时势正好应合。我们在“国际诗歌之夜”到来之前，独家专访部分要来港的诗人，谈谈在他们各自充满地区、政治、现实冲突的时空里，诗人与诗歌何为。
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国族离合，战事频发。马其顿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Nikola Madzirov）来自巴尔干战争的难民家庭，在动荡的局势中成长。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马其顿宣告独立，马兹洛夫虽然只有18岁，但已经深刻感受到政局跌宕的影响。此后，马兹洛夫便自我放逐，长年四海为家，他的诗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翻译家，有四十种语言的翻译版本，获得多个欧洲文学奖。趁今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机会，笔者专访马兹洛夫，看他如何以诗歌来面对冲突。诗歌是他的应对策略还是生存之道？
端传媒（下称“端”）：如何开始写作？每个作家都有独特的动机，或者故事。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马兹洛夫（下称“马”）：小时候我常常在房间的墙上乱写一通。每个夏天，父母都要花钱重新把墙刷白。墙是我自由书写的第一个手写板，听起来好像挺荒诞的。我从识字起就开始写诗，但是直到我明白何为沉默，才开始懂诗。我的祖先就是巴尔干战争的难民。当时，为了躲避战争，为了生存，他们只好藏身于地窖里，保持沉默。沉默就是母语。
端：九○年代初，巴尔干半岛打起仗来，你和祖先一样，沉默以对吗？
马：我记得当时我还睡在床上，穿着天真的睡衣，一些政客竟然把制服套在我身上。童年的玻璃墙被打碎了。厚重的窗帘被撤下了，揭开了动荡。诗人血书题壁，大家都觉得可悲。在战争时期，有人用别人的血来书写新的历史，把神话强加到人的头上。巴尔干半岛上各国有各自的真相，但是巴尔干人感受到的痛苦都是相通的，它穿越任何人为划分的界限。官方历史中的战争有战斗英雄，而非官方历史中的战争却只有受害者。我在虚假的和平中自我放逐，在两种沉默之间取暖。
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从来都不带钥匙
端：战争结束后，国家版图被从新划定，甚至地图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
马：是的。我不得不面对新世界，新地图，新旗帜。新地图是世上的痛苦所留下的皱纹，新的旗帜却并未压下拉朽摧枯的风。波兰诗人辛波丝卡有一首题为《地图》的诗，我特别喜欢：“我喜欢地图，因为它说谎╱因为它不让你接触恶毒的真相╱因为它有广阔的心胸和善意的幽默╱它在我面前展开的╱并非今天这个世界”。
端：当时的马其顿作家受到怎样的对待？
马：作家不是被捧成经典，就是被打成敌对分子，但是这种现象只造成了一种后果──没有人会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位诗人，我觉得必须切断自己与母文化之间的脐带，把自己并入欧洲文学的框架里面。
官方历史中的战争有战斗英雄，而非官方历史中的战争却只有受害者。我在虚假的和平中自我放逐，在两种沉默之间取暖。
端：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放逐吧？
马：我一直在逃避，但逃避并非“逃离”，而是“逃向”。我相信岁月在皮肤上留下的伤痕，甚于紧紧钉在制服上的勋章。我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争而离开家园，走时还会带着家的钥匙。钥匙打开的是记忆之门。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从来都不带钥匙。语言才是家园。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ć）说过：“做一个难民并不一定让我成为诗人，但是今天我成为了这样的诗人，却因为我是难民。”
我们不能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计算诗歌是否流行
端：我们谈谈诗吧。在当今世界，诗歌似乎有两种走向。一方面，它似乎越来越边缘化，甚少受到关注，而另一方面，它也有商品化的倾向。你在世界各地朗诵自己的诗，见识广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马：我们不能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计算诗歌是否流行。诗歌曾经很重要，在皇室里都有很重要的地位。现在社会很贫瘠，诗歌给出的答案就像朋克摇滚，无形地存在于国歌之中。诗歌和沉默非常接近。在酒吧和咖啡吧读诗，你听到咖啡机的声音。在火车站候车室读诗，你更加听不到诗歌。现在诗句甚至会被印在糖果的包装纸上，诗歌就像商品。有时诗集会被放在收银台前面，与剃须刀和口香糖无异。有时诗集被放在博物馆内尘封的箱子里。只要我时常想起一些精辟的诗句，没有人迫我去把它们背下来，这已是福分。
诗歌和沉默非常接近。在酒吧和咖啡吧读诗，你听到咖啡机的声音。在火车站候车室读诗，你更加听不到诗歌。
端：你自己的创作呢？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冷战时期结束的象征，对巴尔干半岛的诗人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远的不说，托马斯‧萨拉蒙（Tomaž Šalamun）就写过。萨拉蒙在《怀念一个南斯拉夫人》这首诗中写道：“它浮饰而厚重，而雄蜂密会。”你有没有写诗来回应？你有没有写过柏林墙？
马：就如萨拉蒙的诗句所言，柏林墙既有断裂的历史，也有私密的爱。他感到自己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高空杂技演员，在被自己遗弃的地方寻找亲密感。柏林墙倒塌时，人们都去拾一块石头回家。有些人把它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作为护身符。有些人把它放在书架上，分隔柏林墙倒塌前和倒塌后所买的书。我写过一首关于柏林墙的诗《迅速的是这个世纪》。
迅速的是这个世纪
迅速的是这个世纪。如果我是风
我就会把树皮扒掉
把城郊楼房的外墙刮掉。
如果我是金子，就会躲藏在地窖里
在土块深处，在破烂的玩具中
我就会被父辈们遗忘
而他们的儿子们会永远记住我。
如果我是一只狗，我就不会惧怕那些
难民，如果我是一个月亮
我就不会被处决吓倒。
如果我是墙上的钟
我就会遮盖墙上的裂痕。
迅速的是这个世纪。我们从轻微的地震中生还
目光投向天空，还没来得及看地面。
我们打开窗口让空气流入
它来自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
战争并不存在，
因为有人每天都伤着我们的心。
迅速的是这个世纪。
比话语还快。
如果我死了，所有人都会相信我
当我保持沉默。
（黄峪、Marija Todorova 合译）
我不想在自己的诗中建造一座冷冰冰的博物馆
端：萨拉蒙、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等老一辈的东欧诗人对你的评价非常高。你怎么理解自己和东欧，甚至欧洲诗歌的关系？
马：我发现自己的诗和赫伯特（George Herbert）、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和普巴（Vasko Popa），有种考古学意义上的联系。我觉得他们的诗就像尘封的破碎记忆，但是我不想在自己的诗中建造一座冷冰冰的博物馆。我觉得自己活在米沃什笔下充满空间感、充满沉思的动感之中，或者特朗斯特罗姆内心世界那种静止的风景里。美学带领诗歌穿越时间。年月会打磨每一句诗，就像海水冲刷石头。另外，我觉得自己也受到过美国诗人斯特兰（Mark Strand）的影响。
端：听说你和朋友在经营一个国际诗歌网站，叫做Lyrikline，上面有许多诗人朗诵的录音，还有诗作不同语言的翻译。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网站吗？
我祖母常常和我说，我这样四处跑一点用也没有。她一辈子每天都坐在同一张床上，政权就更迭了五次。
马：Lyrikline 让大语种和小语种的诗歌在网路上相遇。在那里，大语种不会消灭小语种。诗人朗诵的录音也让大家感受到朗诵的传统。每次听叶芝的朗诵，听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不断的重复，有时也会制造惊喜。有一次，一个小孩想要我重读，因为他想听听我有没有从中加插新的字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端：我听说你周游列国。你在外地时，会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吗？
马：最近我发现自己的姓氏 Madzirov 就是指移民，让我感到有些害怕。以后对事物的名字，还得加倍谨慎。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条街道，都尝试去了解地名和街名的来源，探索名字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们和本地文化的关系。
端：长年四海为家，你的家人怎么想？
马：我祖母常常和我说，我这样四处跑一点用也没有。她一辈子每天都坐在同一张床上，政权就更迭了五次。
端：你对自己短暂住过的房间想必感受很独特吧？
马：人在床单上留下的每一条折痕，椅脚在地毯上留下的每一道痕迹，都暗示人的存在。他也许会回来，也许不会。酒店房间中的物件都很有条理，就像暂居之所的血管。我入住又离开，就好像一场对话，追想童年时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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