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古拉格回来时，仍然记得香草冰激凌的香气。”

忘记在哪里看到这句话的，很可能是在爱沙尼亚记录片《歌唱革命》里。和那句话一样，这部纪录片感情丰沛地想要表现某种超越性，但承载意义的容器还是有点，嗯，小清新。革命本身不多说了，谁不会为那些生动投入的面庞动容呢？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革命之前所有对抗苏维埃的行动，也都被叙述为保存爱沙尼亚文化的努力，从游击了三十多年、1978年才被当局抓捕殆尽的森林兄弟，到被流放古拉格的犯人，再到1941年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前出生的人，“你知道吗？如果（苏联解体）晚10年，晚10年，那些有着1920年代独立民主记忆的老人就全部过世了，我真不知道爱沙尼亚现在会怎样。”一个前反对派领袖对我说。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 memory politics（记忆的政治），只是模模糊糊感到它的重要，也没怎么读过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不知道一个从地狱回来、还保留了表达能力的人会怎样面对世界，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第二大城市塔尔图的大巴车上，我琢磨着该问M 什么问题。M 是这个国家当年最著名的异见人士，1958年到1966年，1976年，1980年到1988 年间，三进三出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