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從古拉格回來時，仍然記得香草冰激凌的香氣。」

忘記在哪裏看到這句話的，很可能是在愛沙尼亞記錄片《歌唱革命》裏。和那句話一樣，這部紀錄片感情豐沛地想要表現某種超越性，但承載意義的容器還是有點，嗯，小清新。革命本身不多說了，誰不會為那些生動投入的面龐動容呢？有意思的地方其實是，革命之前所有對抗蘇維埃的行動，也都被敘述為保存愛沙尼亞文化的努力，從游擊了三十多年、1978年才被當局抓捕殆盡的森林兄弟，到被流放古拉格的犯人，再到1941年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前出生的人，「你知道嗎？如果（蘇聯解體）晚10年，晚10年，那些有着1920年代獨立民主記憶的老人就全部過世了，我真不知道愛沙尼亞現在會怎樣。」一個前反對派領袖對我說。

那時候我還不了解 memory politics（記憶的政治），只是模模糊糊感到它的重要，也沒怎麼讀過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不知道一個從地獄回來、還保留了表達能力的人會怎樣面對世界，從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到第二大城市塔爾圖的大巴車上，我琢磨着該問M 什麼問題。M 是這個國家當年最著名的異見人士，1958年到1966年，1976年，1980年到1988 年間，三進三出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