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從古拉格回來時，仍然記得香草冰激凌的香氣。」
忘記在哪裏看到這句話的，很可能是在愛沙尼亞記錄片《歌唱革命》裏。和那句話一樣，這部紀錄片感情豐沛地想要表現某種超越性，但承載意義的容器還是有點，嗯，小清新。革命本身不多說了，誰不會為那些生動投入的面龐動容呢？有意思的地方其實是，革命之前所有對抗蘇維埃的行動，也都被敘述為保存愛沙尼亞文化的努力，從游擊了三十多年、1978年才被當局抓捕殆盡的森林兄弟，到被流放古拉格的犯人，再到1941年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前出生的人，「你知道嗎？如果（蘇聯解體）晚10年，晚10年，那些有着1920年代獨立民主記憶的老人就全部過世了，我真不知道愛沙尼亞現在會怎樣。」一個前反對派領袖對我說。
那時候我還不了解 memory politics（記憶的政治），只是模模糊糊感到它的重要，也沒怎麼讀過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不知道一個從地獄回來、還保留了表達能力的人會怎樣面對世界，從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到第二大城市塔爾圖的大巴車上，我琢磨着該問M 什麼問題。M 是這個國家當年最著名的異見人士，1958年到1966年，1976年，1980年到1988 年間，三進三出古拉格。
我們通了一個電話，老人家給我的印象是爽朗、對自己的人生無比自豪、以及（大人物容易表現出來的）有點誇張的親切。他開車來塔爾圖車站接我，帶我參觀這座大學城，講解每座建築的歷史，包括一個叫 zenzen 的中餐館。我們在中餐館裏各喝了一碗湯，他一口氣講了好幾個笑話，每一次都把自己逗得前仰後合。有一個說的是以色列、愛沙尼亞和俄羅斯的民族性。話說地獄裏用大鍋煮人，也有煮人的規矩：以色列人的鍋要蓋緊，不然他們會互相幫助然後逃走，愛沙尼亞人的鍋不用蓋子，因為他們雖然也想逃走，但都看不得別人先走，俄羅斯人的鍋也沒蓋，「因為他們看到這麼大的鍋就被迷住了，心甘情願去挨煮！」
那天月亮不圓，但是挺亮，我看着他突然有點害怕，開始胡思亂想，老宅啊，狼人啊什麼的。他終身未婚，至今獨居，我問他孤獨嗎，問他人生的意義，他都不回答，他不回答的方式就是答非所問。
M 在德國文化中心彈起鋼琴時，我依稀能想像出他當年的樣子，但從文化中心出來轉入超市，他就變回了一個只是有點好奇的普通老人，比較價格，研究各種新來的零食。他在超市買了些麵包和奶酪，邀請我去他家用餐。那顯然是個富人區，別墅和花園都整飭得乾乾淨淨，只有他家的二層小樓有點破敗，花園裏長着一小片百合樣子的植物，隨處都是暴風雪留下的殘枝敗葉。
進了屋，脫掉風衣，再換上棉拖鞋，M 又從一個只是有點好奇的普通老人變成了一個流着鼻涕的絮絮叨叨的老人。廚房長桌上擺着各種空碗空瓶，他點火燒水煮咖啡。M 當年在大學學的是動物學，他一邊切麵包一邊給我講解進化論，我準備好的所有關於古拉格的問題都插不上嘴。回到客廳，他從巨大的書架裏給我翻出幾本巨大的硬皮書，也和進化論有關，「你看這個。你看那個。」客廳裏堆滿了發黃的資料，散發出書的霉味，他終於開始回答問題了。
「我們想要的，只是在大國間延續我們的民族。（可是）那麼多民族都消失了。」
他覺得歌唱革命是一個神話，易幟而已，共產主義者並沒有被清洗。「去蘇維埃化，許多愛沙尼亞人都沒聽過這個詞！」他抱怨，「去納粹化，去殖民化……」他冒出一大串de 開頭的詞語（畢竟出身於雙教師家庭啊），「但沒人聽過去蘇維埃化！」他也不欣賞如今的民主，「以前是蘇聯的獨裁，現在是歐盟的獨裁，以前是莫斯科說了算，現在是布魯塞爾說了算。」他抱怨愛沙尼亞人奴性太強。「我們想要的，只是在大國間延續我們的民族。（可是）那麼多民族都消失了。」
他很少聽完我的問題，而是抓到一個關鍵詞就開始發表長篇大論。我有一點難過，他是永遠的異議者吧，但現在沒有媒體願意聽他說話了。說的最多的還是俄羅斯，「如果你們不喜歡愛沙尼亞，那就走唄，回俄羅斯去。」這句話他起碼說了五遍，他相信愛沙尼亞的俄羅斯族正在危害這個國家。每次提到俄羅斯時，他的眼神就變得很凶，整個臉都湧上了鼻尖。那天月亮不圓，但是挺亮，我看着他突然有點害怕，開始胡思亂想，老宅啊，狼人啊什麼的。他終身未婚，至今獨居，我問他孤獨嗎，問他人生的意義，他都不回答，他不回答的方式就是答非所問。
「你知道嗎？這個房子裏還住了一個人。」他露出神秘的微笑，半天不說話。我被這停頓嚇了一大跳。他說，是另一個年輕人，是他的保鑣和管家，「可能10點回來，也可能11點。」夜深了，他說我可以睡在他的客廳，我堅持要出去住酒店，幾個來回下來，他同意我去住店，但堅持要送我出去，「你可能會被搶劫！那些俄羅斯人！」直到11點多出門，我也沒看到那個他說的年輕人。
我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家酒店，性價比極低，沒有暖氣，wifi 也連接不上，躺在冰冷的床上，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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