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啊，中國的嬉皮之都！」從一個愛沙尼亞人口中聽到這評價多少有點魔幻。那時我們正坐着麵包車行駛在北緯60度的某個地方，目的地是芬蘭灣深處的某片海灘。
這個愛沙尼亞人叫勞爾，是個高大的小夥子，學人類學，在中國和美國都留過學。我們中英文混雜着聊天，他給我們講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歷史，塔林800年前也是漢薩同盟的一員，難怪老城和呂貝克很像，都有着漂亮的紅磚建築。老城之外有不少灰色的社會主義樓房，時值早春，發黑的積雪尚未全部融化，一些道路已經開始翻漿。考慮到我們一行的目的之一是在塔林理工大學討論信息高速公路，此景不免有些古怪。但愛沙尼亞之為全歐網絡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事實，畢竟是Skype的誕生地，塔林的免費無線網絡幾乎無處不在，手機隨時自動連網，微信反應最靈敏，會抓緊每一秒蹦出消息。
塔林東北郊是俄羅斯人聚居的地方，蘇聯解體後他們就成了真正的少數族裔。那些單元樓看着眼熟，勞爾說，樓板不隔音，鄰里說話吵架聽得一清二楚，「沒有一點隱私！」我們的車從旁邊飛馳而過，這段高速是塔林-聖彼得堡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如今這只是跨國旅遊的基礎設施，當年建它可是為了「方便開坦克」。
二十多年前蘇聯的坦克已經開往塔林，卻受阻於一場「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對同樣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卻了解有限。
二十多年前蘇聯的坦克已經開往塔林，卻受阻於一場「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對同樣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卻了解有限。從1987年起，有着民歌傳統的愛沙尼亞人利用各種音樂會，以歌唱本民族歌曲來抗議蘇聯統治，1988年9月11日，30萬人（超過當時愛沙尼亞人口的1/4）聚集到塔林音樂節廣場齊唱禁歌，這樣的和平抗議持續了四年，直到1991年，蘇聯在內憂外困中放棄了武力，愛沙尼亞終獲獨立。前往愛沙尼亞前，我輾轉聯繫到三位重要親歷者，想了解更多歌唱革命的細節，女歌唱家 Silvi 是其中之一。
在電子郵件裏，Silvi 告訴了我她的手機號碼，加了一句：手機不太好用，我希望它明天能接聽電話。過了幾個小時，她又發來郵件：我的手機用不了，也許我該去直接去你的酒店？我們最終在酒店大堂見面，我比約定時間提前5分鐘到，她已經在那兒了，窩在最邊上的椅子裏，看着有點憔悴，我們點了橙汁，年輕的服務員沒認出這位1980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後來 Silvi 走後，她才反應過來：「原來是她！我說怎麼看着有點面熟！」）。
Silvi 從1972年開始唱歌，去集體農莊唱豐收，也去 club 唱爵士，「當時的 club 和 night club （夜店）沒有一點關係，更像是一個文化活動站。」Silvi 跟我解釋，她大概忘了我也來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都記得「工人俱樂部」。唱得最多的是愛沙尼亞語和英語歌曲，有時候一些幹部會到俱樂部來，要求她們多唱蘇聯歌曲，但也無所謂，歌唱本身就是愛沙尼亞民族認同的一部分，哪怕他們唱的是斯大林，記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但聽起來真是有趣的課題。Siliv 沒有參與保衛電視塔的行動，也沒有在地下室私藏愛沙尼亞國旗（蘇聯時代被禁止），「但當你有機會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唱愛國歌曲，你一定會這麼做的。你以身為愛沙尼亞人自豪，那是非常動情的時刻。」
歌唱本身就是愛沙尼亞民族認同的一部分，哪怕他們唱的是斯大林，記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
革命以後，Silvi 繼續唱歌，也教英語，她曾短暫參與政治，但坐在市議會（town council）的麥克風前，「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眼下她在塔林一個藝術學校教孩子們唱歌，4月30日學校會上演根據《簡愛》改變的音樂劇，Silvi 在劇裏扮演里德夫人，「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女人，是吧？」
她生活得不算好，「你曾經的名氣不代表任何東西，沒人會一直為你付錢。有一些音樂會、表演，但他們給得不多，我得開口向他們要。」說到這時她尷尬地笑了，「也許我應該過得稍微好一點兒，不必為第二天如何掙錢操心，很不幸，我沒做到。」
那是2013年4月21日，我離開愛沙尼亞前一天。聊了兩個多小時，Siliv 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 you never know，她說她打算退休，也許就在七天後的4月28日 ——她62歲的生日那天。「從那以後我就要靠養老金，我就是一個 pensioner 了。」但誰知道呢？分別前我們擁抱了一會兒，「給我寫信。」她說。然後我隔着大堂的玻璃窗，看著她裹着大衣，慢慢走到車站，等回家的6路車，等了很久。
Silvi 寫過一本名為 SAATUS 的自傳，翻譯過來就是「FATE（命運）」，前往芬蘭灣的車上，我們和勞爾聊起信還是不信的問題——愛沙尼亞是歐洲信教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我們的司機突然插了一大串話，勞爾努力翻譯了半天，大意是：生活是漂浮在水裏的桌子，是給你體驗更深刻東西的機會，比宗教更深刻，所以我不信教。宗教不可證明，所以會被政治利用，讓人們互相打仗。
我們嚇了一跳，勞爾笑笑：「我去中國，去美國，發現大家都不討論這些問題。在愛沙尼亞，連農民也會討論這些。每個人都是哲學家。」隔一會兒，他又說，有時候覺得還是要相信些什麼才好。
4月22日我回到北京，之後輾轉廣東、雲南，在大理又小住了幾天，每天看書寫字，聽鳥兒布穀，騎車去古城吃5塊錢的齋飯，在「嬉皮之都」過了幾天清淡的生活，5月上旬再次回京才給 Slivi寫信問好，她沒有回覆。又過了一個多月，7月1日的凌晨，躺在床上刷手機，收到一個人在上海的愛沙尼亞朋友來信：「我記得你曾經採訪過我們國家的歌手 Silvi Vrait。她昨天去世了。」我的心跳得厲害，撥通這個朋友的電話，卻一句英語也講不出來，只剩下了「哎」。她說，Silvi 是4月28日生日當天被送去醫院的，在那裏躺了兩個月，沒能挺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