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旅行 另一個國度

愛沙尼亞:一張漂浮在水中的桌子

從1987年起,有着民歌傳統的愛沙尼亞人利用各種音樂會,以歌唱本民族歌曲來抗議蘇聯統治。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攝:Jordan Mansfield/Getty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攝:Jordan Mansfield/Getty

「大理啊,中國的嬉皮之都!」從一個愛沙尼亞人口中聽到這評價多少有點魔幻。那時我們正坐着麵包車行駛在北緯60度的某個地方,目的地是芬蘭灣深處的某片海灘。

這個愛沙尼亞人叫勞爾,是個高大的小夥子,學人類學,在中國和美國都留過學。我們中英文混雜着聊天,他給我們講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歷史,塔林800年前也是漢薩同盟的一員,難怪老城和呂貝克很像,都有着漂亮的紅磚建築。老城之外有不少灰色的社會主義樓房,時值早春,發黑的積雪尚未全部融化,一些道路已經開始翻漿。考慮到我們一行的目的之一是在塔林理工大學討論信息高速公路,此景不免有些古怪。但愛沙尼亞之為全歐網絡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事實,畢竟是Skype的誕生地,塔林的免費無線網絡幾乎無處不在,手機隨時自動連網,微信反應最靈敏,會抓緊每一秒蹦出消息。

塔林東北郊是俄羅斯人聚居的地方,蘇聯解體後他們就成了真正的少數族裔。那些單元樓看着眼熟,勞爾說,樓板不隔音,鄰里說話吵架聽得一清二楚,「沒有一點隱私!」我們的車從旁邊飛馳而過,這段高速是塔林-聖彼得堡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如今這只是跨國旅遊的基礎設施,當年建它可是為了「方便開坦克」。

二十多年前蘇聯的坦克已經開往塔林,卻受阻於一場「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對同樣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卻了解有限。

二十多年前蘇聯的坦克已經開往塔林,卻受阻於一場「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世人多知道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對同樣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卻了解有限。從1987年起,有着民歌傳統的愛沙尼亞人利用各種音樂會,以歌唱本民族歌曲來抗議蘇聯統治,1988年9月11日,30萬人(超過當時愛沙尼亞人口的1/4)聚集到塔林音樂節廣場齊唱禁歌,這樣的和平抗議持續了四年,直到1991年,蘇聯在內憂外困中放棄了武力,愛沙尼亞終獲獨立。前往愛沙尼亞前,我輾轉聯繫到三位重要親歷者,想了解更多歌唱革命的細節,女歌唱家 Silvi 是其中之一。

在電子郵件裏,Silvi 告訴了我她的手機號碼,加了一句:手機不太好用,我希望它明天能接聽電話。過了幾個小時,她又發來郵件:我的手機用不了,也許我該去直接去你的酒店?我們最終在酒店大堂見面,我比約定時間提前5分鐘到,她已經在那兒了,窩在最邊上的椅子裏,看着有點憔悴,我們點了橙汁,年輕的服務員沒認出這位1980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後來 Silvi 走後,她才反應過來:「原來是她!我說怎麼看着有點面熟!」)。

Silvi 從1972年開始唱歌,去集體農莊唱豐收,也去 club 唱爵士,「當時的 club 和 night club (夜店)沒有一點關係,更像是一個文化活動站。」Silvi 跟我解釋,她大概忘了我也來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都記得「工人俱樂部」。唱得最多的是愛沙尼亞語和英語歌曲,有時候一些幹部會到俱樂部來,要求她們多唱蘇聯歌曲,但也無所謂,歌唱本身就是愛沙尼亞民族認同的一部分,哪怕他們唱的是斯大林,記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但聽起來真是有趣的課題。Siliv 沒有參與保衛電視塔的行動,也沒有在地下室私藏愛沙尼亞國旗(蘇聯時代被禁止),「但當你有機會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唱愛國歌曲,你一定會這麼做的。你以身為愛沙尼亞人自豪,那是非常動情的時刻。」

歌唱本身就是愛沙尼亞民族認同的一部分,哪怕他們唱的是斯大林,記住的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身份.

革命以後,Silvi 繼續唱歌,也教英語,她曾短暫參與政治,但坐在市議會(town council)的麥克風前,「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眼下她在塔林一個藝術學校教孩子們唱歌,4月30日學校會上演根據《簡愛》改變的音樂劇,Silvi 在劇裏扮演里德夫人,「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女人,是吧?」

她生活得不算好,「你曾經的名氣不代表任何東西,沒人會一直為你付錢。有一些音樂會、表演,但他們給得不多,我得開口向他們要。」說到這時她尷尬地笑了,「也許我應該過得稍微好一點兒,不必為第二天如何掙錢操心,很不幸,我沒做到。」

那是2013年4月21日,我離開愛沙尼亞前一天。聊了兩個多小時,Siliv 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 you never know,她說她打算退休,也許就在七天後的4月28日 ——她62歲的生日那天。「從那以後我就要靠養老金,我就是一個 pensioner 了。」但誰知道呢?分別前我們擁抱了一會兒,「給我寫信。」她說。然後我隔着大堂的玻璃窗,看著她裹着大衣,慢慢走到車站,等回家的6路車,等了很久。

Silvi 寫過一本名為 SAATUS 的自傳,翻譯過來就是「FATE(命運)」,前往芬蘭灣的車上,我們和勞爾聊起信還是不信的問題——愛沙尼亞是歐洲信教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我們的司機突然插了一大串話,勞爾努力翻譯了半天,大意是:生活是漂浮在水裏的桌子,是給你體驗更深刻東西的機會,比宗教更深刻,所以我不信教。宗教不可證明,所以會被政治利用,讓人們互相打仗。

我們嚇了一跳,勞爾笑笑:「我去中國,去美國,發現大家都不討論這些問題。在愛沙尼亞,連農民也會討論這些。每個人都是哲學家。」隔一會兒,他又說,有時候覺得還是要相信些什麼才好。

4月22日我回到北京,之後輾轉廣東、雲南,在大理又小住了幾天,每天看書寫字,聽鳥兒布穀,騎車去古城吃5塊錢的齋飯,在「嬉皮之都」過了幾天清淡的生活,5月上旬再次回京才給 Slivi寫信問好,她沒有回覆。又過了一個多月,7月1日的凌晨,躺在床上刷手機,收到一個人在上海的愛沙尼亞朋友來信:「我記得你曾經採訪過我們國家的歌手 Silvi Vrait。她昨天去世了。」我的心跳得厲害,撥通這個朋友的電話,卻一句英語也講不出來,只剩下了「哎」。她說,Silvi 是4月28日生日當天被送去醫院的,在那裏躺了兩個月,沒能挺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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