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场浮出水面的记忆之争(上)

细雨霏霏，苏格兰风笛声中，市民鱼贯走向纪念碑献花。

2015年8月30日，香港西湾军人纪念坟场举行悼念仪式，一百多位市民正装到来，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不同国籍抗日军人。

相比起北京9月3日将进行的盛大阅兵礼，或者香港政府将举行的抗战胜利周年仪式，西湾的这一幕，肃穆却渺小。

而究其所以，又显得意味深长：8月30日是港英政府在1946年设立的“香港重光”纪念日──纪念3年零8个月的香港日占时期结束，英国恢复统治香港，以及在香港保卫战中殉难的各国军士。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重光日”一直是公众假期，1999年取消，逐渐不再有人提。而2014年，香港政府宣布以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日，每年举行仪式，2015年更设定特别假期，放假一天。在主流社会纪念9月3日时，香港西湾的830纪念，又在一个什么情境呢？

组织这次纪念活动的是8月刚成立的组织“时代思进”。“投石问路于时代，慎思奋进待回响”，“时代思进”的创始成员是一群希望从历史中发掘未来的香港年轻人，其中包括因提出“香港民族论”而成为舆论焦点的香港大学《学苑》杂志前总编辑梁继平、编辑李启迪等。

梁继平一身黑衣在西湾的纪念仪式上发言，他说：“不同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演绎”，对历史处理越细致，代表一个城市越进步，“今天重光悼念就是为了更细致看待本土历史。认识尊重自己的历史是香港人的责任。”李启迪则强调：这个纪念是政府以外的另一条storyline，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只是和特区政府纪念的“侧重点”不同──“9月3日的纪念重点是中国抗战胜利；830是纪念香港重光。”

重光纪念日纪念仪式。摄：Keith Tsuji/ 端传媒 — 重光纪念日纪念仪式。

记忆即政治。历史记忆，从来也不只是经历那一刻的复制，而是因应需要，重新提取时的建构。9月3日是记忆，8月30日也是记忆。活泼有趣的风物掌故是记忆，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记忆。2014年在震动了整座城市的雨伞运动之后，重述香港历史的讨论不绝于耳──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位置：前路迷茫，便在历史里寻找主体性与能量。而不同的讨论者，选择，或是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记忆脉络。

中资书店大量出版香港风物掌故、城市历史、人类学志；独立小书店则聚焦在民主运动、社会运动以及本土论述的演变史。有人谈中华民族，有人谈香港民族；有人谈一国两制，有人谈城邦自治；有人说我城历史是荒岛渔村变身国际都会，有人却把这时间倒推了一万年，在远古寻找本土主体性。“时代思进”的创立宣言中写到：“吾辈惟望唤起记忆，有资正本清源。”在时间、血统、民族、文化、价值交错而成的座标图上，香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已经开始。

女王荣光VS百年屈辱

过去三十年，当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往哪里去，就有人开始回望香港从哪里来。“荒岛渔村──难民社会──经济起飞──国际大都会”是香港历史最经典的版本，也是香港以外的人，对这个城市历史的基本印象。

这个版本最早来自英国人。专业、高效率管治，英国人讲的香港故事，处处显示殖民政府的优越性。相比之下，过去百年，中国大陆经历了战争、文革等种种动荡，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之时，香港却在英国管治下繁荣稳定。

中方并不认同这个版本。勤劳勇敢的香港同胞，如何在百年中反英抗殖，才是故事重点。香港被殖民前也不是荒岛，早有一代代南下移民在这里延续着华夏文明。香港得以在八十年代像灰姑娘般华丽转身，经济迅速发展，更是因为背靠强大祖国。

从八十年代到九七回归，中英两方的香港故事，在各自的舞台上演绎。英国殖民者想以香港合理化殖民统治，中华民族主义者则要以香港终结百年屈辱史。

英国人在香港的时间进入倒数，很少再加固、宣传英方版本。一切都摆在那里，无须争辩。而即将接管香港的中方，却必须在历史上加大力气，才能唤醒香港人关于国族遗失的记忆。让模糊的东西清晰起来，接下来的融合才不会太过尴尬突兀。

然而重续断裂的记忆总是障碍重重。

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香港史课题组。当时刚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刘蜀永，开始跟随他的老师余绳武、刘存宽从事香港史研究，后来成为香港史课题负责人。“现在坊间关于香港历史比较系统的中文书，大部分都是我们编写的，”刘蜀永说。

刘蜀永研究香港史三十多年，深知其中叙述的困难。“当年关于香港历史的中文资料非常少，几乎都是英文的。我们从英国买了很多档案回来，否则根本没办法。过去香港人系统地用中文写香港史的很少。最早一本叫做《香港人之香港史》的书，作者蔡荣芳还是台湾人。”刘蜀永说。2005年，刘蜀永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生活，担任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荣誉教授，同时兼任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繁荣但缺乏确定性，在一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表现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中国、比利时混血作家韩素音(Han Suyin)六十年代的这一段话，不断被引用来讲述香港。这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搏命生存力争上游尚且赶不及，哪里得闲回望历史。

繁荣但缺乏确定性，在一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表现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

韩素音(Han Suyin)

1984年中英双方政府签署《联合声明》，“1997”成为一个清晰的时间点出现在香港未来的时间轴上。“九七大限”之下，由于香港人对前途的忧虑，学术界、文化界以至大众媒介，都兴起了一股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热潮。

英国历史学家Frank Welsh1997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与刘蜀永1998年主编的《简明香港史》（2009年再版）

1997：寻找“香港故事”

“那时，有许多关于重写香港历史的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何庆基，谈起当时的气氛，“中国大陆的学者受托重述香港历史，回应过去英国人的版本。同时，香港民间的学者，比如也斯、吴昊、鲁金和我，也努力试图从我们的角度去讲香港历史。”

1995年，也斯的文集《香港文化》出版。作为第一本以香港为主体的文化论集，这本书带动了一系列对本土文化的讨论。也斯在书中写到：“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也斯

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描绘香港，不想陷入那些宏观的大历史叙述，他们回忆父辈如何来到此地，自己怎样成长。“主要是通过对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流行文化和来自大陆的影响进行研究，尝试寻找我们的独特性，”何庆基说，“这跟今天不太一样，现在好像强烈否认与大陆的任何联系。我们当时的反殖主义精神仍然很强。”

1995年5月，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一本名为《过渡》的试刊上，写下这样一段：“这个城市，不单是一个商业化的五光十色的城市，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化的前途未卜的城市。我期待一个文本，让我跳出令人窒息的空间，创造出开展而又包容的天地，并从而应对人生。”

讲述个人经验之外，以虚构挑战、解构历史也是九七前后艺文界的一股风潮。

“当你因为任何原因而在转换中获得或失去地图，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终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权、知识、梦想，还是回忆。”董启章自己在1998年交出了这样的文本，《地图集》。这本书是他的“V城系列四部曲”中的一本，一本虚构的历史考据。〈为未来而做的考古学〉，这个系列的总序题目，已经道出了董启章的创作初衷：城市会在时间中改变，也随记忆而改变。

当你因为任何原因而在转换中获得或失去地图，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终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权、知识、梦想，还是回忆。

董启章

董启章的好友，“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艺术总监陈炳钊，曾在1997年创作话剧《飞吧！临流鸟，飞吧！》。“在九七阶段创作的人，例如董启章和我，对于虚拟历史仿佛好着迷， ”2014年8月，陈炳钊在一次题为“也斯．本土．后殖民——当我们谈九七，我们不想说的是……”的讲座上谈到当初的创作。

隐形的考古战场：海洋VS大陆

九十年代初，陈炳钊在《信报》做记者时就开始酝酿这部戏。香港开埠后，考察此地的风俗民情，既是英国政务官的分内职责，也是其中一些人的业余爱好。对香港的考古研究，也能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资料。然而许多考古据点，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有效处理。当时香港没有博物馆，文物无处存放。到了1950年代，文物归属更成了一种敏感、暧昧的政治事件。1957年，政务司搁置了第一份古物古迹草案。其中缘由，就是担心触怒中国政府，担心中方以为英国重演抢夺清朝文物的行径。

同时，面对当时两个中国国族主义代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中华民国，如何平衡，也是令英方头痛的事。一切历史之物的意义，关于香港的文化，都不免陷入三方解释、拉扯。暂时搁置，是避免争议的最好办法。

临近九七，不得不处理这些考古据点。“香港过去储了数百个历史遗址，特别是赤𫚭角机场那边。”陈炳钊说，“当时我从记者的角度观察到有两个阵营，一是由外国人领头的香港大学考古队，另一是跟国内中央考古队合作的中文大学。”两支队伍代表的两种历史态度，当时就开始争论。

强调中华传统的中大一队，认为考古发现证明了传统文化在香港源远流长；另一边，港大却提出了大胆猜想，香港的文化源头可能是未知的，更可能是与中原割裂的。也许东南亚的海洋文明对香港影响更大。只是这些考古学界的争论，并没有引起大众关注。

香港的文化身份在海洋和大陆之间拉扯。八十年代在大陆引起强烈反响的纪录片《河殇》在香港也受到关注。片中反思了中国传统“黄土文明”的保守封闭，提出了西方“海洋文明”开放、包容的优势。何庆基认为，这对当时开始探索本土文化身份的香港人也有影响，它挑战了已经存在和即将来临的权威。

几乎同时期，一个传说中的鱼人形象进入了何庆基的视野。

这个鱼头人身的角色叫“卢亭”，相传是东晋末年，起义失败后退守大屿山一带卢姓起义军。明末清初的《广东新语》中写到：“人鱼之种族有卢亭者，新安大鱼山(即大屿山)与南亭竹没老万山多有之，其长如人，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黄，面黧黑，尾长寸许，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传说卢亭也是香港原居民疍家人的祖先。

卢亭的身世和香港故事有什么关联，这个神话人物是不是正中真实历史的痛点？何庆基策划了一场展览，以伪考古学的方式，请艺术家创作与卢亭相关的“历史证据”。这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虚构历史展览，呈现出了香港故事错综复杂难以讲述的尴尬。

展览开幕的第一句就是“我们从海洋而来”。玻璃匣中有模有样地摆放着假“文物”，扮作考古人员的英国演员在一旁测量、拍照。一旁还有一部电视机，坐在书架后面的另一个演员以严肃的声音，解说“卢亭”的发现如何重要。“这些展品质素其实好差，完全看得穿的，但因为放在博物馆的箱子内，就好像很有权威，”何庆基说。

何庆基曾任香港艺术中心展览总监十多年，1984年从国外回到香港，就开始以艺术创作、展览挑战建制。“我搞‘卢亭’时好困惑，当时是想通过这展览挑战博物馆权威。”何庆基说。但现场一些观众的反应，却让他感到有些内疚：“有些观众真的被作弄到了。”一位带女儿来看展览的父亲信以为真，对女儿说：“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