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场浮出水面的记忆之争(上)

在时间、血统、民族、文化、价值交错而成的座标图上,香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已经开始。
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香港故事”,港英时期的制服、勳章已成记忆。
风物

细雨霏霏,苏格兰风笛声中,市民鱼贯走向纪念碑献花。

2015年8月30日,香港西湾军人纪念坟场举行悼念仪式,一百多位市民正装到来,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不同国籍抗日军人。

相比起北京9月3日将进行的盛大阅兵礼,或者香港政府将举行的抗战胜利周年仪式,西湾的这一幕,肃穆却渺小。

而究其所以,又显得意味深长:8月30日是港英政府在1946年设立的“香港重光”纪念日──纪念3年零8个月的香港日占时期结束,英国恢复统治香港,以及在香港保卫战中殉难的各国军士。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重光日”一直是公众假期,1999年取消,逐渐不再有人提。而2014年,香港政府宣布以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日,每年举行仪式,2015年更设定特别假期,放假一天。在主流社会纪念9月3日时,香港西湾的830纪念,又在一个什么情境呢?

组织这次纪念活动的是8月刚成立的组织“时代思进”。“投石问路于时代,慎思奋进待回响”,“时代思进”的创始成员是一群希望从历史中发掘未来的香港年轻人,其中包括因提出“香港民族论”而成为舆论焦点的香港大学《学苑》杂志前总编辑梁继平、编辑李启迪等。

梁继平一身黑衣在西湾的纪念仪式上发言,他说:“不同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演绎”,对历史处理越细致,代表一个城市越进步,“今天重光悼念就是为了更细致看待本土历史。认识尊重自己的历史是香港人的责任。”李启迪则强调:这个纪念是政府以外的另一条storyline,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只是和特区政府纪念的“侧重点”不同──“9月3日的纪念重点是中国抗战胜利;830是纪念香港重光。”

重光纪念日纪念仪式。摄:Keith Tsuji/ 端传媒
重光纪念日纪念仪式。

记忆即政治。历史记忆,从来也不只是经历那一刻的复制,而是因应需要,重新提取时的建构。9月3日是记忆,8月30日也是记忆。活泼有趣的风物掌故是记忆,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记忆。2014年在震动了整座城市的雨伞运动之后,重述香港历史的讨论不绝于耳──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位置:前路迷茫,便在历史里寻找主体性与能量。而不同的讨论者,选择,或是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记忆脉络。

中资书店大量出版香港风物掌故、城市历史、人类学志;独立小书店则聚焦在民主运动、社会运动以及本土论述的演变史。有人谈中华民族,有人谈香港民族;有人谈一国两制,有人谈城邦自治;有人说我城历史是荒岛渔村变身国际都会,有人却把这时间倒推了一万年,在远古寻找本土主体性。“时代思进”的创立宣言中写到:“吾辈惟望唤起记忆,有资正本清源。”在时间、血统、民族、文化、价值交错而成的座标图上,香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已经开始。

女王荣光VS百年屈辱

过去三十年,当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往哪里去,就有人开始回望香港从哪里来。“荒岛渔村──难民社会──经济起飞──国际大都会”是香港历史最经典的版本,也是香港以外的人,对这个城市历史的基本印象。

这个版本最早来自英国人。专业、高效率管治,英国人讲的香港故事,处处显示殖民政府的优越性。相比之下,过去百年,中国大陆经历了战争、文革等种种动荡,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之时,香港却在英国管治下繁荣稳定。

中方并不认同这个版本。勤劳勇敢的香港同胞,如何在百年中反英抗殖,才是故事重点。香港被殖民前也不是荒岛,早有一代代南下移民在这里延续着华夏文明。香港得以在八十年代像灰姑娘般华丽转身,经济迅速发展,更是因为背靠强大祖国。

从八十年代到九七回归,中英两方的香港故事,在各自的舞台上演绎。英国殖民者想以香港合理化殖民统治,中华民族主义者则要以香港终结百年屈辱史。

英国人在香港的时间进入倒数,很少再加固、宣传英方版本。一切都摆在那里,无须争辩。而即将接管香港的中方,却必须在历史上加大力气,才能唤醒香港人关于国族遗失的记忆。让模糊的东西清晰起来,接下来的融合才不会太过尴尬突兀。

然而重续断裂的记忆总是障碍重重。

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香港史课题组。当时刚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刘蜀永,开始跟随他的老师余绳武、刘存宽从事香港史研究,后来成为香港史课题负责人。“现在坊间关于香港历史比较系统的中文书,大部分都是我们编写的,”刘蜀永说。

刘蜀永研究香港史三十多年,深知其中叙述的困难。“当年关于香港历史的中文资料非常少,几乎都是英文的。我们从英国买了很多档案回来,否则根本没办法。过去香港人系统地用中文写香港史的很少。最早一本叫做《香港人之香港史》的书,作者蔡荣芳还是台湾人。”刘蜀永说。2005年,刘蜀永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生活,担任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荣誉教授,同时兼任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繁荣但缺乏确定性,在一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表现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中国、比利时混血作家韩素音(Han Suyin)六十年代的这一段话,不断被引用来讲述香港。这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搏命生存力争上游尚且赶不及,哪里得闲回望历史。

繁荣但缺乏确定性,在一处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表现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

韩素音(Han Suyin)

1984年中英双方政府签署《联合声明》,“1997”成为一个清晰的时间点出现在香港未来的时间轴上。“九七大限”之下,由于香港人对前途的忧虑,学术界、文化界以至大众媒介,都兴起了一股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热潮。

英国历史学家Frank Welsh1997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与刘蜀永1998年主编的《简明香港史》(2009年再版)
英国历史学家Frank Welsh1997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与刘蜀永1998年主编的《简明香港史》(2009年再版)

1997:寻找“香港故事”

“那时,有许多关于重写香港历史的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何庆基,谈起当时的气氛,“中国大陆的学者受托重述香港历史,回应过去英国人的版本。同时,香港民间的学者,比如也斯、 吴昊、鲁金和我,也努力试图从我们的角度去讲香港历史。”

1995年,也斯的文集《香港文化》出版。作为第一本以香港为主体的文化论集,这本书带动了一系列对本土文化的讨论。也斯在书中写到:“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也斯

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描绘香港,不想陷入那些宏观的大历史叙述,他们回忆父辈如何来到此地,自己怎样成长。“主要是通过对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流行文化和来自大陆的影响进行研究,尝试寻找我们的独特性,”何庆基说,“这跟今天不太一样,现在好像强烈否认与大陆的任何联系。我们当时的反殖主义精神仍然很强。”

1995年5月,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一本名为《过渡》的试刊上,写下这样一段:“这个城市,不单是一个商业化的五光十色的城市,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化的前途未卜的城市。我期待一个文本,让我跳出令人窒息的空间,创造出开展而又包容的天地,并从而应对人生。”

讲述个人经验之外,以虚构挑战、解构历史也是九七前后艺文界的一股风潮。

“当你因为任何原因而在转换中获得或失去地图,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终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权、知识、梦想,还是回忆。”董启章自己在1998年交出了这样的文本,《地图集》。这本书是他的“V城系列四部曲”中的一本,一本虚构的历史考据。〈为未来而做的考古学〉,这个系列的总序题目,已经道出了董启章的创作初衷:城市会在时间中改变,也随记忆而改变。

当你因为任何原因而在转换中获得或失去地图,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终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权、知识、梦想,还是回忆。

董启章

董启章的好友,“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艺术总监陈炳钊,曾在1997年创作话剧《飞吧!临流鸟,飞吧!》。“在九七阶段创作的人,例如董启章和我,对于虚拟历史仿佛好着迷, ”2014年8月,陈炳钊在一次题为“也斯.本土.后殖民——当我们谈九七,我们不想说的是……”的讲座上谈到当初的创作。

隐形的考古战场:海洋VS大陆

九十年代初,陈炳钊在《信报》做记者时就开始酝酿这部戏。香港开埠后,考察此地的风俗民情,既是英国政务官的分内职责,也是其中一些人的业余爱好。对香港的考古研究,也能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资料。然而许多考古据点,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有效处理。当时香港没有博物馆,文物无处存放。到了1950年代,文物归属更成了一种敏感、暧昧的政治事件。1957年,政务司搁置了第一份古物古迹草案。其中缘由,就是担心触怒中国政府,担心中方以为英国重演抢夺清朝文物的行径。

同时,面对当时两个中国国族主义代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中华民国,如何平衡,也是令英方头痛的事。一切历史之物的意义,关于香港的文化,都不免陷入三方解释、拉扯。暂时搁置,是避免争议的最好办法。

临近九七,不得不处理这些考古据点。“香港过去储了数百个历史遗址,特别是赤𫚭角机场那边。”陈炳钊说,“当时我从记者的角度观察到有两个阵营,一是由外国人领头的香港大学考古队,另一是跟国内中央考古队合作的中文大学。”两支队伍代表的两种历史态度,当时就开始争论。

强调中华传统的中大一队,认为考古发现证明了传统文化在香港源远流长;另一边,港大却提出了大胆猜想,香港的文化源头可能是未知的,更可能是与中原割裂的。也许东南亚的海洋文明对香港影响更大。只是这些考古学界的争论,并没有引起大众关注。

香港的文化身份在海洋和大陆之间拉扯。八十年代在大陆引起强烈反响的纪录片《河殇》在香港也受到关注。片中反思了中国传统“黄土文明”的保守封闭,提出了西方“海洋文明”开放、包容的优势。何庆基认为,这对当时开始探索本土文化身份的香港人也有影响,它挑战了已经存在和即将来临的权威。

几乎同时期,一个传说中的鱼人形象进入了何庆基的视野。

这个鱼头人身的角色叫“卢亭”,相传是东晋末年,起义失败后退守大屿山一带卢姓起义军。明末清初的《广东新语》中写到:“人鱼之种族有卢亭者,新安大鱼山(即大屿山)与南亭竹没老万山多有之,其长如人,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黄,面黧黑,尾长寸许,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传说卢亭也是香港原居民疍家人的祖先。

卢亭的身世和香港故事有什么关联,这个神话人物是不是正中真实历史的痛点?何庆基策划了一场展览,以伪考古学的方式,请艺术家创作与卢亭相关的“历史证据”。这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虚构历史展览,呈现出了香港故事错综复杂难以讲述的尴尬。

展览开幕的第一句就是“我们从海洋而来”。玻璃匣中有模有样地摆放着假“文物”,扮作考古人员的英国演员在一旁测量、拍照。一旁还有一部电视机,坐在书架后面的另一个演员以严肃的声音,解说“卢亭”的发现如何重要。“这些展品质素其实好差,完全看得穿的,但因为放在博物馆的箱子内,就好像很有权威,”何庆基说。

何庆基曾任香港艺术中心展览总监十多年,1984年从国外回到香港,就开始以艺术创作、展览挑战建制。“我搞‘卢亭’时好困惑,当时是想通过这展览挑战博物馆权威。”何庆基说。但现场一些观众的反应,却让他感到有些内疚:“有些观众真的被作弄到了。”一位带女儿来看展览的父亲信以为真,对女儿说:“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碗了。”

我其实最希望是他们见到历史的含糊性,可能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何庆基

“我其实最希望是他们见到历史的含糊性,可能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何庆基说,“建构历史的权力总是在中央或学者手上,策展’卢亭’,是想讲一个关于香港的隐喻。”

实验性的剧场、展览很快随着九七渡过而被人们淡忘。但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却作为城市日常的一部分,继续讲述“渔村变都会”的版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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