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場浮出水面的記憶之爭(上)

細雨霏霏，蘇格蘭風笛聲中，市民魚貫走向紀念碑獻花。

2015年8月30日，香港西灣軍人紀念墳場舉行悼念儀式，一百多位市民正裝到來，紀念在二戰中犧牲的不同國籍抗日軍人。

相比起北京9月3日將進行的盛大閱兵禮，或者香港政府將舉行的抗戰勝利週年儀式，西灣的這一幕，肅穆卻渺小。

而究其所以，又顯得意味深長：8月30日是港英政府在1946年設立的「香港重光」紀念日──紀念3年零8個月的香港日佔時期結束，英國恢復統治香港，以及在香港保衛戰中殉難的各國軍士。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重光日」一直是公眾假期，1999年取消，逐漸不再有人提。而2014年，香港政府宣佈以9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紀念日，每年舉行儀式，2015年更設定特別假期，放假一天。在主流社會紀念9月3日時，香港西灣的830紀念，又在一個什麼情境呢？

組織這次紀念活動的是8月剛成立的組織「時代思進」。「投石問路於時代，慎思奮進待迴響」，「時代思進」的創始成員是一群希望從歷史中發掘未來的香港年輕人，其中包括因提出「香港民族論」而成為輿論焦點的香港大學《學苑》雜誌前總編輯梁繼平、編輯李啟迪等。

梁繼平一身黑衣在西灣的紀念儀式上發言，他說：「不同人對歷史有不同的詮釋演繹」，對歷史處理越細緻，代表一個城市越進步，「今天重光悼念就是為了更細緻看待本土歷史。認識尊重自己的歷史是香港人的責任。」李啟迪則強調：這個紀念是政府以外的另一條storyline，兩者並不互相排斥，只是和特區政府紀念的「側重點」不同──「9月3日的紀念重點是中國抗戰勝利；830是紀念香港重光。」

重光紀念日紀念儀式。攝：Keith Tsuji/ 端傳媒 — 重光紀念日紀念儀式。

記憶即政治。歷史記憶，從來也不只是經歷那一刻的複製，而是因應需要，重新提取時的建構。9月3日是記憶，8月30日也是記憶。活潑有趣的風物掌故是記憶，錯綜複雜的政治事件也是記憶。2014年在震動了整座城市的雨傘運動之後，重述香港歷史的討論不絕於耳──人們似乎不約而同地來到同一個位置：前路迷茫，便在歷史裏尋找主體性與能量。而不同的討論者，選擇，或是說建構了截然不同的記憶脈絡。

中資書店大量出版香港風物掌故、城市歷史、人類學誌；獨立小書店則聚焦在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以及本土論述的演變史。有人談中華民族，有人談香港民族；有人談一國兩制，有人談城邦自治；有人說我城歷史是荒島漁村變身國際都會，有人卻把這時間倒推了一萬年。「時代思進」的創立宣言中寫到：「吾輩惟望喚起記憶，有資正本清源。」在時間、血統、民族、文化、價值交錯而成的座標圖上，香港歷史話語權的爭奪已經開始。

女王榮光VS百年屈辱

過去三十年，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往哪裏去，就有人開始回望香港從哪裏來。「荒島漁村──難民社會──經濟起飛──國際大都會」是香港歷史最經典的版本，也是香港以外的人，對這個城市歷史的基本印象。

這個版本最早來自英國人。專業、高效率管治，英國人講的香港故事，處處顯示殖民政府的優越性。相比之下，過去百年，中國大陸經歷了戰爭、文革等種種動盪，千瘡百孔百廢待興之時，香港卻在英國管治下繁榮穩定。

中方並不認同這個版本。勤勞勇敢的香港同胞，如何在百年中反英抗殖，才是故事重點。香港被殖民前也不是荒島，早有一代代南下移民在這裏延續着華夏文明。香港得以在八十年代像灰姑娘般華麗轉身，經濟迅速發展，更是因為背靠強大祖國。

從八十年代到九七回歸，中英兩方的香港故事，在各自的舞台上演繹。英國殖民者想以香港合理化殖民統治，中華民族主義者則要以香港終結百年屈辱史。

英國人在香港的時間進入倒數，很少再加固、宣傳英方版本。一切都擺在那裏，無須爭辯。而即將接管香港的中方，卻必須在歷史上加大力氣，才能喚醒香港人關於國族遺失的記憶。讓模糊的東西清晰起來，接下來的融合才不會太過尷尬突兀。

然而重續斷裂的記憶總是障礙重重。

1982年，中英談判開始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香港史課題組。當時剛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劉蜀永，開始跟隨他的老師余繩武、劉存寬從事香港史研究，後來成為香港史課題負責人。「現在坊間關於香港歷史比較系統的中文書，大部分都是我們編寫的。」劉蜀永說。

劉蜀永研究香港史三十多年，深知其中敘述的困難。「當年關於香港歷史的中文資料非常少，幾乎都是英文的。我們從英國買了很多檔案回來，否則根本沒辦法。過去香港人系統地用中文寫香港史的很少。最早一本叫做《香港人之香港史》的書，作者蔡榮芳還是台灣人。」劉蜀永說。2005年，劉蜀永通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到香港生活，擔任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榮譽教授，同時兼任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等職。

「繁榮但缺乏確定性，在一處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裏表現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中國、比利時混血作家韓素音(Han Suyin)六十年代的這一段話，不斷被引用來講述香港。這處「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裏」，搏命生存力爭上游尚且趕不及，哪裏得閒回望歷史。

繁榮但缺乏確定性，在一處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裏表現得精力充沛，那就是香港。

韓素音(Han Suyin)

1984年中英雙方政府簽署《聯合聲明》，「1997」成為一個清晰的時間點出現在香港未來的時間軸上。「九七大限」之下，由於香港人對前途的憂慮，學術界、文化界以至大眾媒介，都興起了一股尋找香港文化身份的熱潮。

英國歷史學家Frank Welsh1997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與劉蜀永1998年主編的《簡明香港史》（2009年再版）

1997：尋找「香港故事」

「那時，有許多關於重寫香港歷史的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何慶基，談起當時的氣氛，「中國大陸的學者受託重述香港歷史，回應過去英國人的版本。同時，香港民間的學者，比如也斯、吳昊、魯金和我，也努力試圖從我們的角度去講香港歷史。」

1995年，也斯的文集《香港文化》出版。作為第一本以香港為主體的文化論集，這本書帶動了一系列對本土文化的討論。也斯在書中寫到：「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也斯

九十年代，香港文化界描繪香港，不想陷入那些宏觀的大歷史敘述，他們回憶父輩如何來到此地，自己怎樣成長。「主要是通過對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流行文化和來自大陸的影響進行研究，嘗試尋找我們的獨特性。」何慶基說，「這跟今天不太一樣，現在好像強烈否認與大陸的任何聯繫。我們當時的反殖主義精神仍然很強。」

1995年5月，香港作家董啟章在一本名為《過渡》的試刊上，寫下這樣一段：「這個城市，不單是一個商業化的五光十色的城市，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化的前途未卜的城市。我期待一個文本，讓我跳出令人窒息的空間，創造出開展而又包容的天地，並從而應對人生。」

講述個人經驗之外，以虛構挑戰、解構歷史也是九七前後藝文界的一股風潮。

「當你因為任何原因而在轉換中獲得或失去地圖，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終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權、知識、夢想，還是回憶。」董啟章自己在1998年交出了這樣的文本，《地圖集》。這本書是他的「V城系列四部曲」中的一本，一本虛構的歷史考據。〈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這個系列的總序題目，已經道出了董啟章的創作初衷：城市會在時間中改變，也隨記憶而改變。

當你因為任何原因而在轉換中獲得或失去地圖，你也未必能弄清楚，究竟你最終移交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權、知識、夢想，還是回憶。

董啟章

董啟章的好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曾在1997年創作話劇《飛吧！臨流鳥，飛吧！》。「在九七階段創作的人，例如董啟章和我，對於虛擬歷史彷彿好着迷。」2014年8月，陳炳釗在一次題為「也斯．本土．後殖民——當我們談九七，我們不想說的是……」的講座上談到當初的創作。

隱形的考古戰場：海洋VS大陸

九十年代初，陳炳釗在《信報》做記者時就開始醞釀這部戲。香港開埠後，考察此地的風俗民情，既是英國政務官的分內職責，也是其中一些人的業餘愛好。對香港的考古研究，也能為他們了解中國提供資料。然而許多考古據點，卻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有效處理。當時香港沒有博物館，文物無處存放。到了1950年代，文物歸屬更成了一種敏感、曖昧的政治事件。1957年，政務司擱置了第一份古物古蹟草案。其中緣由，就是擔心觸怒中國政府，擔心中方以為英國重演搶奪清朝文物的行徑。

同時，面對當時兩個中國國族主義代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中華民國，如何平衡，也是令英方頭痛的事。一切歷史之物的意義，關於香港的文化，都不免陷入三方解釋、拉扯。暫時擱置，是避免爭議的最好辦法。

臨近九七，不得不處理這些考古據點。「香港過去儲了數百個歷史遺址，特別是赤鱲角機場那邊。」陳炳釗說，「當時我從記者的角度觀察到有兩個陣營，一是由外國人領頭的香港大學考古隊，另一是跟國內中央考古隊合作的中文大學。」兩支隊伍代表的兩種歷史態度，當時就開始爭論。

強調中華傳統的中大一隊，認為考古發現證明了傳統文化在香港源遠流長；另一邊，港大卻提出了大膽猜想，香港的文化源頭可能是未知的，更可能是與中原割裂的。也許東南亞的海洋文明對香港影響更大。只是這些考古學界的爭論，並沒有引起大眾關注。

香港的文化身份在海洋和大陸之間拉扯。八十年代在大陸引起強烈反響的紀錄片《河殤》在香港也受到關注。片中反思了中國傳統「黃土文明」的保守封閉，提出了西方「海洋文明」開放、包容的優勢。何慶基認為，這對當時開始探索本土文化身份的香港人也有影響，它挑戰了已經存在和即將來臨的權威。

幾乎同時期，一個傳說中的魚人形象進入了何慶基的視野。

這個魚頭人身的角色叫「盧亭」，相傳是東晉末年，起義失敗後退守大嶼山一帶盧姓起義軍。明末清初的《廣東新語》中寫到：「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新安大魚山(即大嶼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面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傳說盧亭也是香港原居民疍家人的祖先。

盧亭的身世和香港故事有什麼關聯，這個神話人物是不是正中真實歷史的痛點？何慶基策劃了一場展覽，以偽考古學的方式，請藝術家創作與盧亭相關的「歷史證據」。這個題為「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的虛構歷史展覽，呈現出了香港故事錯綜複雜難以講述的尷尬。

展覽開幕的第一句就是「我們從海洋而來」。玻璃匣中有模有樣地擺放着假「文物」，扮作考古人員的英國演員在一旁測量、拍照。一旁還有一部電視機，坐在書架後面的另一個演員以嚴肅的聲音，解說「盧亭」的發現如何重要。「這些展品質素其實好差，完全看得穿的，但因為放在博物館的箱子內，就好像很有權威。」何慶基說。

何慶基曾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十多年，1984年從國外回到香港，就開始以藝術創作、展覽挑戰建制。「我搞『盧亭』時好困惑，當時是想通過這展覽挑戰博物館權威。」何慶基說。但現場一些觀眾的反應，卻讓他感到有些內疚：「有些觀眾真的被作弄到了。」一位帶女兒來看展覽的父親信以為真，對女兒說：「我們的祖先就是用這些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