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中野站月台下车，不似新宿和大久保的喧嚣，这里像闲静的邻居。数分钟后，便能转上另一个“月台”——以酷儿为主题的独立书店 platform3。
位于商厦四楼，书店门前有大幅电影和漫画海报，矮小储物架放满各种活动宣传单张和免费小志。在拉开红色大门前，如同鲜明地宣告里面藏有更多艺文意趣。从当眼处的书桌及主题展览，自然知道店内主要贩售关于酷儿与性别议题的书籍、杂志，小志（zine）和绘本等，不仅限于日本，还来自亚洲其他地区。这间书店，让日本的酷儿出版空间，得以展开一道跨地域文化的风景线。
“但最初的起点其实并不是书店。”platform3店主之一潟见说。
由独立出版到独立书店
书店在二〇二四年八月开张，在此之前，分别是两个独立出版单位：潟见的loneliness books，以及由ともまつりか和丹泽弘行主理的(TT)press。据他们的说法，一切都是自然开展。
潟见活跃于东京的酷儿社群，例如每年四月举行的“TokyoPride”LGBTQ＋游行，都不缺其身影。原是设计师的他，不但制作zine，也与亚洲的创作者交流，多年来特别收集了不少亚洲地区与酷儿相关的出版物。直到二〇一九年，他决定开设一个摊位，让日本读者能够接触到这些作品，遂成了书店的雏形。
所谓书摊，其实是潟见在自己的公寓里辟出空间，以周末预约制形式开放给读者。虽然吸引不少读者，潟见始终感到，这种经营模式有不少限制，无法真正“让人们聚集起来”。
“『聚集』（集まる）是关键词。我想创造一个使人聚集的场所。”潟见说，尤其疫情结束后，人们重新聚集并交流的机会变得更加重要。
实体空间能开展与他人聚集与碰撞的可能，即使是这样的公寓小书店，也让潟见遇上了ともまつりか和丹泽弘行，成为他们首本zine的受访者。后来一起到参加韩国zine设计工作坊，谈得投契，更成为书店合伙人，在东中野开辟了这样一个让人相聚的platform。
能够和这本书成为朋友的直觉
环顾书店，这边书架上，齐集了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另一栏是日语版的缅甸诗歌和散文合集，旁边放着回顾日本堕胎历史的访谈录。酷儿题材以外，其他纯文学及流行小说，社会议题也不缺席。而且，不局限于日文书，亦有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的版本，像中英双语的《缅甸，最后一搏》，由法国漫画家斐德希克‧德波米（Frédéric Debomy）与香港漫画家柳广成共同制作。还有十多本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专书，放在阳光能照进来的一隅。
独立书店往往反映店主特立独行的作风，当谈起选书原则时，围着矮桌子坐下的三位选书人，竟一度沉默，不知如何说起。最先是丹泽弘行尝试交出一个回应：“读完之后，就会有一种『这本书放在这里正好合适』的感觉吧。”说毕，他自言似乎太抽象，众人相视而笑。
潟见思索一会，絮絮说着：“刚才提到，想要创造一个让人们聚集的地方，是我们的初衷。我觉得书籍也是一样。即使来书店的读者没有机会与其他人交流，也能透过发现一本书，与那本书产生交流。因此，我们特意摆放了许多椅子，让读者能够久留，与书相遇，共度过这段时光。所以，如果把书比喻作人，我们希望选书是能成为『朋友』的书，虽然这样说可能始终有些抽象。”
他尝试举例，譬如是不会挑选一些让人感到封闭、带有攻击性的作品，“负面情绪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分为『好的负面』与『坏的负面』，我们避免那些让人感受到『坏的负面』的书籍。”他反覆说，也许对于某位来访者来说，某本书能够与他展开对话，成为陪伴。“这是一种感觉。并不是透过明确的标准来筛选，而是根据『这本书应该是这样的作品』的直觉来挑选。”
去年，loneliness books出版了一本由男性性工作者Akira the Hustler所写的《売男日记 / 妓男日记》，潟见形容为“感受到深深的爱惜与感动”的作品，似乎正是一例。该书初版早于二〇〇〇年推出，为日英双语，已绝版，到了一八年，则发行了韩国版。潟见指，这次重新编辑，新增繁体中文版本，同时包含日、英，韩语，共四种语言。“这本书正好与我们这间书店的理念相符，希望让不同语言文化的人都能够阅读交流。虽然是二十五年前所写，即使到了今天，不论在日本还是整个亚洲，对于性工作者的歧视仍然存在。而且，因为作者是同性恋的性工作者，又牵涉到对性取向的偏见。”
潟见说，在日本，公开谈论性工作或性议题，甚至将其制作书籍出版，并不常见。“这本书虽不是禁忌，但它涉及的内容是社会上较少被谈论、也不太被人理解的议题。以日记的形式呈现，简单易读，记录了作者从事性工作时与不同顾客之间的种种经历。每一则故事都充满温度，读着读着，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惜与感动。”
像这些“陪伴读者”，“成为朋友”的书，丹泽弘行表示，书店确实有很多特定类别的书籍，例如酷儿文化，女性主义和社会运动等，相对而言，绘本、漫画等可能较少，“不过，我们并没有刻意筛选。来platform3的人，很多是酷儿族群、小众群体，或者是对亚洲文化有兴趣的人，所以自然而然选书会偏向这些主题。但我们并不会将书籍类别完全局限于这些领域，而是希望保持开放性。”
不局限于题材，也不受制于地域，platform3所搜集的zine、艺术书、杂志，小说，非虚构作品等各式各样的出版物，由日本延伸至亚洲不同地区，让前来的读者随意欢逸捡拾，在对照中开启更多连结的可能。
对照日本酷儿的社会困境与出版文化
在东京，丰富多元的艺文展览与周末市集随时可见。去年十二月，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举行了东京艺术书展（TOKYO ART BOOK FAIR），是亚洲最大型艺术书展，吸引逾三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出版社参加。在这场艺术书盛宴也见到platform3的身影，以Asia Queer Zine Library为题，他们从东中野的书店走进美术馆，把收集回来的亚洲各地酷儿出版物，让更多人看见。如同在platform3书店所见，他们的书桌书架上，往往混杂着不同语言与风格。当阅读他方的文字和影像，看到疆界开阔，同时认识局限。
“我观察到韩国和台湾对于酷儿议题的讨论更为成熟。不仅如此，关于各种社会议题的行动方式，以及为这些议题所创作和出版的内容，相较之下，日本过去还相对落后。”潟见说。
文化作为不断建构的过程，与社会相互连结。若循社会制度而言，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同性婚姻专法，于二十四日正式生效，成为亚洲首例。回看日本，目前现行法律制度仍然不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不过，全国逾三百个地方自治体实施了同性伴侣宣誓制度（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宣誓制度），自二〇二一年起，札幌、大坂、东京，名古屋及福冈等地也先后出现日本同性婚姻违宪诉讼。
根据一项涵盖二十三个国家的《LGBT+ Pride 2024》研究中，南韩和日本的LGBT+ 族群可见度，无论是同性、双性恋、跨性别或性别流动人士，都是排名最低的两国。“但韩国从事出版的创作者们所思考的方向和所做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比日本更具前瞻性，也更早开始行动。”潟见续说，独立制作zine的文化于韩国并不常见，相对而言，更倾向正式出版的书籍文化较根深蒂固。
像一套丹泽弘行很喜欢的韩国科幻小说系列“PocketStories”，该系列翻译成日文出版。丹泽弘行认为，在韩国，当代科幻作品不仅是文学类别或流派，而是呈现社会现象与议题的工具，“许多作家借以讨论女性主义或酷儿议题，甚至直接批判社会现状。当作者把想法投射进故事里，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以科幻概念来探讨社会议题的方式非常有趣，因为在日本，我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
潟见指，近年日韩出版状况有改变的迹象。在他认识的韩国朋友圈子中，有不少创作者近几年开始举办制作zine的工作坊，特别是在酷儿社群里推动zine文化。他亦提到，那些韩国平面设计师是主动把其设计和编辑能力运用在酷儿社群或相关社会运动上，而非以商业合作的形式来接案，更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相较之下，在我身边的日本设计师或艺术家几乎很少人这样做。（二〇一九年时）这种差异非常明显。不过，日本的酷儿出版风气正逐渐出现变化，虽然目前还未形成强大的浪潮或影响力，与以前相比，这类愿意投身于酷儿活动的创作者明显增加。能够看到这样的趋势，仍然是值得肯定。”
日本司法制度和社会在酷儿议题上，目前仍有不少约束，但与此同时，日本亦有开放的另一面，像酷儿题材早已渗透日本动漫、电玩，影视作品等，构成当代日本文化的多元视角；而且，从东中野坐上中央总武线，两站之距，就是新宿，那里有全日本最著名的同志街区——“新宿二丁目”，不但遍布同志酒吧和具乐部，还有提供支援服务的同志社群中心，酷儿社群可以自在地做回自己，也以别称“nichome”闻名于国际，吸引外国酷儿前往。
这种创作与社会微妙割裂的吊诡现象，似乎与过去十年来盛产酷儿题材影视作品的泰国有相似之处。热爱泰国文化的ともまつりか在platform3引进不少当地酷儿出版物，坦承要比较两地确实复杂。他认同在日本确实愈来愈多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但同时，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很多偏见和歧视，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至于泰国，虽然整体社会给人一种较为开放的印象，尤其在性别与酷儿议题上比日本更进步，另一方面，仍然有不少严峻的现实问题。例如，如果发表对国王或王室不敬的言论，可能面临法律刑责。这样看来，泰国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自由开放的氛围，但在政治或言论自由上，仍有限制与挑战。”
不过，丹泽弘行依然记得，甫踏进位于曼谷的书店SPACEBAR ZINE，便看到摆满酷儿相关的书籍，甚至酷儿摄影书，当时他感到相当震惊：“因为在日本的独立书店，通常这类书籍会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当我走进SPACEBAR ZINE的时候，心想：『大家不会感到惊讶吗？』但实际上，大家都很自然地翻阅这些书。这让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日本和这里的文化或许还是有些不同的吧。”
微小却深刻的转变
在日本，不但酷儿社群长年面临法律和社会困境，事实上，经营书店也非易事。日本的出版业与书店业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达到巅峰后，便开始萎缩。全国书店结业潮持续，二〇二四年的“新刊书店”（即出售新书的书店）数量仅剩约为十年前的七成。
纵然传统书店逐渐被淘汰，但在东京，个体经营的独立书店正在慢慢增加。三位皆表示，书店收入不稳，单靠经营书店来维持生计，相当困难，普遍独立经营出版或书店的人都需要其他兼职帮补收入。潟见甚至坦言，像书本杂志这样的纸本媒体，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力量愈来愈薄弱。
“但正因为影响力减弱，反而变得更自由了。”潟见续说。
独立出版zine的历史源远流长，本身蕴含独立自主，反抗政治的文化象征。潟见解释：“这类出版或许无法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影响，但或许能够拯救某个人，带来微小却深刻的转变。如果想要真正改变社会，可能需要参与政治运动，或者利用更具影响力的媒体来发声。但对于那些希望改变现状，却又无力疲惫的人来说，这样的出版物或空间，或许可以成为补充能量的地方。我认为，这样的场所会变得更加被需要吧。”
ともまつりか以platform3为例，尽管主打酷儿专题，开业一年以来，到访的读者实际上来自不同社群和国籍。
“每一个与书相遇的契机，或许也能带来一点希望。”他重覆着潟见的话，想起当时 (TT) press制作zine时，采访了一位韩国人，由于语言不通，需要反覆书面沟通，多重翻译，请专业人士和朋友帮忙校正，对他来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不过，透过努力，能够去理解对方，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和受访者）真的变成了朋友。现在这本书仍在首尔的书店贩售，让韩国读者也能阅读，真的使交流变得更加广阔。”
让酷儿社群安心自在交流的空间，也让不同人的想法和处境被看见，或者这点小规模流动和连结，能跨越文化地域，累积向善的更力力量，又或者，如同(TT) press那本以Sleepless in Tokyo为题的zine，只不过希望在某个孤独不安的夜里，为阅读的人带来慰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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