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4年英国大选落下帷幕。执政十四年的英国保守党收获了意料之中的败北。相比其2019年大选后持有的373席，苏纳克（Rishi Sunak）领导下的保守党这次仅斩获121个议会下院席位，获得总选票份额的24%。这可以说是其有史以来作为英国主要政党最惨的成绩。工党虽然也只获得了34%的选票，但却拿下411席的压倒性多数。
造成这个一边倒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下的单一选区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毫无疑问对此有着重大影响：这次选举中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尽管自由民主党只收获了总选票的12%左右，但是由于他们在多个竞争性选区成功翻盘保守党，最终拿到72个议席，从2015年联合政府后灾难性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全新右翼民粹政党英国改革党虽然有高达14.2%的选票支持，但其选民分布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强势选区，无法有意义地转化为下院议席，最终只收获了5个议会席位。
然而选制因素最多只能解释投票份额与席位分布不成比例地对比，无法掩盖保守党在大量选民心中彻底失去信任这一基本事实。在选举当天就走马上任的新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并不是什么魅力型政客，作为一名古板、严肃的前检察官，他介入政坛的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公共关系上的高光。如果说迄今为止的后科尔宾时代的工党向外界投射出什么最持续一致的信号，那无非就是“我们不是保守党。我们会带来秩序与稳定。”然而单单是这个没什么内容、甚至枯燥乏味的信息就足以带来惊人的选举成功，这反过来更进一步展现出执政末期的保守党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在选民眼中已经不堪到了什么程度。
保守党“蹉跎的十四年”？
英国选民的印象绝非没有根据。很多人将保守党的这次长期执政描述为“蹉跎的十四年”，从数据来看并非毫无道理。英国的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10年之后暴跌，再也没恢复1980-2000年代初的数字，与美国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虽然在金融危机和Covid-19疫情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不如美国强劲、稳健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即便抛开美国不谈，英国的经济增长在G7集团内也属于后进生，不如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隐隐有着“意大利化”的趋势。从社会层面，保守党执政末期，英国面临着生活成本提升，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老旧的公用与基础设施，人满为患的监狱，居高不下的儿童贫困率等种种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难题。将责任归到这些年间唯一负责执政的党派，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