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2024年英國大選落下帷幕。執政十四年的英國保守黨收穫了意料之中的敗北。相比其2019年大選後持有的373席，蘇納克（Rishi Sunak）領導下的保守黨這次僅斬獲121個議會下院席位，獲得總選票份額的24%。這可以說是其有史以來作為英國主要政黨最慘的成績。工黨雖然也只獲得了34%的選票，但卻拿下411席的壓倒性多數。
造成這個一邊倒結果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英國威斯敏斯特體制下的單一選區多數制（first past the post）毫無疑問對此有着重大影響：這次選舉中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儘管自由民主黨只收獲了總選票的12%左右，但是由於他們在多個競爭性選區成功翻盤保守黨，最終拿到72個議席，從2015年聯合政府後災難性的慘敗中恢復過來。而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全新右翼民粹政黨英國改革黨雖然有高達14.2%的選票支持，但其選民分布在保守黨和工黨的強勢選區，無法有意義地轉化為下院議席，最終只收獲了5個議會席位。
然而選制因素最多隻能解釋投票份額與席位分布不成比例地對比，無法掩蓋保守黨在大量選民心中徹底失去信任這一基本事實。在選舉當天就走馬上任的新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並不是什麼魅力型政客，作為一名古板、嚴肅的前檢察官，他介入政壇的時間相對較晚，既沒有政績也沒有公共關係上的高光。如果說迄今為止的後郝爾彬（Jeremy Corbyn）時代的工黨向外界投射出什麼最持續一致的信號，那無非就是「我們不是保守黨。我們會帶來秩序與穩定。」然而單單是這個沒什麼內容、甚至枯燥乏味的信息就足以帶來驚人的選舉成功，這反過來更進一步展現出執政末期的保守黨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在選民眼中已經不堪到了什麼程度。
保守黨「蹉跎的十四年」？
英國選民的印象絕非沒有根據。很多人將保守黨的這次長期執政描述為「蹉跎的十四年」，從數據來看並非毫無道理。英國的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2010年之後暴跌，再也沒恢復1980-2000年代初的數字，與美國拉開了越來越大的差距。雖然在金融危機和Covid-19疫情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恢復不如美國強勁、穩健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即便拋開美國不談，英國的經濟增長在G7集團內也屬於後進生，不如荷蘭、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隱隱有着「意大利化」的趨勢。從社會層面，保守黨執政末期，英國面臨着生活成本提升，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機，老舊的公用與基礎設施，人滿為患的監獄，居高不下的兒童貧困率等種種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難題。將責任歸到這些年間唯一負責執政的黨派，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更細緻的分析肯定可以減輕一些他們的罪責，雖然這並不能挽救他們的選舉失敗。在造成英國（以及西方發達經濟體）目前困境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謂「外生衝擊」。首先，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與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的「新保守黨」正是因為承諾從工黨手中挽救英國的財政與金融信譽才得以上台。年輕、高傲、更加擁抱氣候政治與社會自由派價值觀，這些「諾丁山圈子」（the Notting Hill set）的保守黨新血們與同樣頗具政策野心的自由民主黨領袖尼克·克萊格爵士一拍即合，在2010年組成了戰後首個聯合政府。他們繼承了工黨政府遺留下的困難，但本身並不是引發這些困難的源頭。其二，就是在2020年席捲全球的疫情。這一史詩級的新傳染病大流行對經濟活動、社會往來以及商業運作都造成了突然、劇烈且極端的影響，給公共財政施加了巨大壓力。第三，就是2022年爆發的俄烏全面衝突。這場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歐洲陸地戰爭徹底掀翻了歐洲後冷戰時期的經濟與能源格局，直接造成大量難民涌入英國和歐盟，能源與化工原材料成本暴漲，讓本就捉襟見肘的英國財政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15年來這三個巨大的衝擊毫無例外都對西方當政的建制派力量造成了巨大沖擊，不管他們是中左派還是中右派。而選民們發泄不滿的方向也多種多樣，並不侷限於所謂「民粹右翼」。澳洲的自由黨莫里森保守政權，同樣在後疫情的政治清算中被澳洲工黨擊敗。從這個角度來說，似乎把英國保守黨放入這個「執政懲罰」（incumbent penalty）的語境中，他們的失敗也就不那麼特別，並不值得特殊關注。
但這個說法也只是粗心大意的開脫而已，保守黨在這十幾年中的失腳有很多成分不能歸罪於外來挑戰的嚴苛，無法輕易地就這麼被放過。帶着事後之明看，他們的問題大概可分為兩類。其中之一是面臨困難和問題時有缺陷的回應與戰略——這多少還能用現實政治固有的難度與政客的侷限性來帶着同情之理解加以看待。另一種則是完全自我招致的，近乎不可理喻的政治災難。也正是在後一類表演中，保守黨彰顯了其自身，或許還有當代英國政治的結構性頑疾。
如前所述，卡梅倫聯合政府帶着修復英國公共財政與金融信心的任務入駐了唐寧街10號。而他和奧斯本所採取的手段就是日後爭議不斷的「緊縮」。客觀來說，任何處理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執政當局，都必須採取一些痛苦的、不受歡迎的措施。奧斯本至今都認為自己做了必要但不受感激的工作，這也並非毫無道理。保守黨的一攬子計劃確實有所成效，從2010年到2019年，英國的財政預算赤字不斷下降，佔GDP比重從工黨時期的7%下降到1%左右，與此同時，英國的就業市場也開始繁榮，失業率一直維持在低位，在卡梅倫執政的時期，英國的經濟增長也十分亮眼，達到年均1.8%左右。
但是，卡梅倫和奧斯本是受到戴卓爾神話影響起來的新一代保守派精英的代表。他們對戴卓爾主義反對福利國家、行政機關、財政支出、還有減稅的推崇與其說是一種政策傾向，更接近於信仰。反映在實際當中，就是聯合政府恢復英國財政健康的手段極端依賴於「減支」而非「加稅」。在卡梅倫政府的預算中，一些英國公共服務的門面，以及和支持者利益直接相關的部分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強——名義上，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財政資源沒有得到縮減，而養老金還獲得了與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水平掛鉤的增長鎖定。這就更讓政府把「緊縮」推到了看似沒什麼關注度，但對民衆生活有具體而實際影響的角落。
從大幅減少的地方政府經費，到空虛的道路維修基金；從不斷剋扣的兒童經濟補助，到隨時可能崩塌的學校建築；從人員凋零的警察隊伍，再到數量不斷減少的地方法院，這一長串公共支出減縮的犧牲品會在未來的歲月（也就是當下和更遠的未來）讓英國選民飽受折磨。在蘇納克從卓慧思（Elizabeth Truss）手中接管一片廢墟中的英國政府時，他面臨着如下難題：NHS的長期等待隊列已經多達300萬人；缺乏公共房屋建設導致房價居高不下；警察無力維持治安；法院判不過來案件，甚至連監獄都人滿為患，導致許多輕罪犯直接被開釋回家。以「法律與秩序」自居的保守黨，一面主張嚴刑峻法拉長罪犯的刑期，另一面竟然連足夠的監室都無法提供，不得不說頗有些諷刺。
另一方面，長期缺乏研發投入與產研結合讓英國落後於新一輪的產業革命與技術發展；缺乏維護的基礎設施與遍地危房、教師缺編的公共學校，從人力和物質資本兩方面限制了英國的發展潛力。Covid-19大流行本身或許是個意外，但保守黨政府對疫情的應對暴露了長期削減公共開支之下，整個英國的行政機器已經空虛和老朽，難以應對頻率越發頻繁的大規模突發事件。
蘇納克在作為財政大臣時就曾克服意識形態偏見，力排衆議提高公司稅。他作為首相時又不情不願地增加了NHS與公共衛生的投入，並且對低收入群體提供了住房補貼。但是減稅和減支的基因是如此頑固地印刻在保守黨的政治基因中。以至於當通貨膨脹導致更多人邁入稅收門檻，在2023年給政府帶來了預期之外的一筆財政收入時，蘇納克的肌肉反應就是宣布減少國家保險基金的要求（減稅），而非把這筆錢用在極其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公共服務補強之上。
如果說卡梅倫和蘇納克的戴卓爾主義，還算是「正常」範圍內意識形態綱領導致政策偏差的例子——如果我們極其寬容地使用正常這個詞——那麼卓慧思災難性的迷你財政則更像是漫畫中的政治走入現實，變成了真實恐怖秀。她在2022年推出的大規模減稅計劃沒有任何可信的財政來源支撐，完全建立在幻想的「刺激增長」神話之上。國際金融市場對英國國債做出了激烈的反應，如果不是英格蘭銀行的及時干預，很可能會導致英國金融信譽出現一場毫無來由的自我爆破。卓慧思「還不如捲心菜保質期」長的創紀錄首相任期（45天）與她造成的政治喜劇/驚悚劇完全相稱。英國選民面對這一政治失策，關心的重點已經不是保守黨堅守哪種意識形態、有哪些政策傾向，而是這個黨作為群體，是否還有任何嚴肅執政的能力，是否可以設計、落實任何現實的政策綱領，而不是主動把國家帶向衝向懸崖的高速路。
脫歐的災難後果
對能力、嚴肅性、還有真誠的質疑，將會貫穿另一個更加龐大和持久的保守黨自我施加的政治災難之上：脫歐公投與脫歐協議。
我們可以合理地將保守黨的14年的執政生涯以2016年的脫歐公投為分界線分為前後兩段。在這之前，是奧斯本和卡梅倫也許偏執，但卻系統、清晰、富有活力的戴卓爾主義綱領；在這之後，是英國政治階級被耗盡的注意力資源與帶寬，是混亂與困惑，是保守黨內部愈發醜陋的權力傾軋，是脫歐神話與現實之間的事與願違。
脫歐是個過於複雜和被太多討論過的話題。筆者無意在這裏系統分析這一事件和過程的方方面面。單從保守黨政治的角度出發，脫歐對保守黨人而言就已經造成了無數兩難困境。從傳統上來說，保守黨是所謂「倫敦城與平民」（city and the mob）的聯合。倫敦城的金融精英、商業領袖與傳統的保守派貴人的帝國視野與全球主義，與鄉村英格蘭質樸頑固的本土主義和英格蘭民族主義形成雖不完美但也算和諧的聯盟。但是脫歐公投以極端粗暴的二選一的方式在英國選民，尤其是保守黨選民內部人為製造了要歐洲還是要英國、要「人民」還是要「精英」的非此即彼的斷層線。撕裂了保守黨政治的生態與團結。
戴卓爾夫人或許是一位自豪、張揚的英國愛國者與傳統價值觀維護者，但她同時也是歐洲共同市場的奠基人之一。根據喬治·奧斯本的說法，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或許從來內心深處並不支持脫歐，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以脫歐作為抓手，在選民中製造分裂和極化，於2019年大選中從工黨的傳統強勢陣地英格蘭北部獲得席位突破（這些席位在2024年選舉中全部被工黨收回）。
保守黨內「留歐」陣營受到排擠和邊緣化導致大量「脫歐」陣營中之前不甚得志的人物紛紛崛起。如果說「留歐」政客的刻板印象是精英的、自由派的、高高在上的，而「脫歐派」政客則走向了反面。他們/她們是民粹的、熱情的、隨性的，熱衷於《每日郵報》由花邊新聞和陰謀論思維塑造出的另類世界。
這樣的保守黨是一個大多數人陌生的保守黨，充滿了混亂和衝突。鮑里斯·約翰遜為了獲得選舉勝利可以承諾各種不切實際、前後矛盾的綱領。他為了爭取工黨選民把保守黨視若珍寶的緊縮原則丟入一旁，然而他所承諾的「向上提升」（leveling up）最終也不是任何堅實的投資和開支計劃，而是一堆頗有拉美色彩的一次性的、隨意政治獎賞與煙花。
比起嚴肅地落實執政責任和帶領國家前進，約翰遜的保守黨似乎更在乎享受權力帶來的聲望與歡呼。在宣布嚴格的疫情封鎖措施之後，唐寧街10號卻宴會不斷，這一醜聞引起公衆極度憤怒，並最終（和另一件醜聞一起）推動了約翰遜下台。
公衆或許從中認識到這就是約翰遜和他的保守黨小圈子的行事作風，而非孤立事件。他們的懷疑很可能是對的。當2023年底內政部長蘇拉·布雷弗曼關於巴勒斯坦遊行的發言終於引起不可挽回的政治譴責，蘇納克也只能當機立斷把這位火熱的議員開除出內閣，將本來已經退出政治的大衛·卡梅倫請回來臨時封為上議院貴族，來讓他有資格繼續在內閣擔任外交大臣。蘇納克或許是一位高高在上、脫離現實的精英分子，或許他缺乏行政部門工作經驗的缺陷，讓他無法很好的掌握英國公共部門的運作邏輯，但是他在執政晚期陷入「無人可用」的內外交困，也確實反映了脫歐多年以來，保守黨內部的人才流失與士氣低落。
事已至此，即便是在原則上曾經支持脫歐理想的選民也不得不面對現實。脫歐派所承諾的經濟好處全部落空。脫歐帶來的流動壁壘和不確定性嚴重打擊了外部投資與英國的製造業機會。試圖依賴英聯邦國家實現「全球不列顛」貿易共同體的設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由於看護服務的需求隨着老齡化加重猛增，外加基礎勞動力的短缺，脫歐之後移民數量只增不減。
鮑里斯·約翰遜曾經靠輕浮的競選承諾疊加「把脫歐做成」（Get Brexit Done）從英國獨立黨（UKIP）選民那裏租借來了信任。但是面對如此脫軌的保守黨和所實現的如此慘淡的脫歐現實，這些選民憤怒地收回他們的援手也就不足為奇了：哪怕選民抽象地認同保守黨的口頭綱領，他們也不再對保守黨人落實政策抱有幻想。對比之下，2015年大選中UKIP的的票比率（12.9%）與2024年改革黨（14.2%）相比相當穩定。站在這個角度來看，此次保守黨大敗，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是在償還約翰遜的無抵押政治貸款。
保守黨還有未來麼？
這就自然而言引向最後的重大問題：保守黨前路何方？前文提到的「城市」與「平民」之間的分裂在原則上並非無法彌合。畢竟英國的選舉制度會傾向於讓可以彼此容忍的不同利益團體，凝結於有競爭力的一個大黨身上。許多右翼保守黨人已經在幻想和改革黨合併，重塑英國政治右翼的榮光。
然而此次選舉暴露了一個更加嚴重的隱患：民調顯示，按照年齡比例劃分，只有在65歲以上的群體中保守黨的得票數排第一。越是年輕的群體，就越是不會給保守黨投票。這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不論是在美國激盪的60年代，還是戴卓爾主義高歌猛進的時期，政治立場的分野在不同年齡段都差不多是按比例分配的。
如今，隨着保守黨在年輕人中愈發喪失吸引力，他們越來越需要老年選民的支持。這帶來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保守黨當下的各種政策，不管是擴大養老金支出還是維持房地產價格，都在圍繞養老金領取者的利益，鞏固他們的選票。老年選民更加擔心移民和醫護，更看重消費而輕視投資，更看重維持而不在乎增長——這不但與較為年輕的選民的政治關切相反，也不利於推行更加有利於長期社會活力於發展的政策。
也許保守黨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加強力度吸引退休金領取者，利用工黨由於執政地位必然會遭遇的幻滅與失望情緒捲土重來——畢竟隨着選民的碎片化，這次選舉中很多選區的席位獲勝票數差距微乎其微。但是，支持者的年齡分布暗示着一個政治陣營的未來。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不出幾次大選，我們如今所知道的英國保守黨將不再能扮演一支實質性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