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莫斯科“番红花市政厅”（Crocus City Hall）商场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已过去三天，截至发稿，官方统计的袭击遇难和受伤人数已分别上升至139和182人，使得这次事件成为2004年导致333人死亡的别斯兰人质危机以后俄罗斯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由于袭击核心区剧院屋顶因大火完全坍塌，现场清理难度较大，且尚有几十人下落不明，死难人数恐还会攀升。
3月23日早晨，直接参与袭击的4人驾车至莫斯科西南约400公里的布良斯克州（Bryanskaya）后被拦截并抓获。根据官方信息，4人年龄从19到32岁不等，均系在俄罗斯务工的塔吉克斯坦公民。此外，据俄联邦安全局（FSB）局长博尔特尼科夫（Alexander Bortnikov）向普京的汇报，总共有11名涉案人员被拘捕，尽管其他被捕者在案件中的角色外界仍几乎一无所知。
袭击发生后不久，“伊斯兰国”即通过其 Amaq 通讯社迅速发布了认领声明和袭击者对其旗帜效忠的照片。24日凌晨，该机构又发布了一段袭击者自己记录的现场视频，其中显示了他们呼喊“圣战”口号，并在音乐厅外杀戮民众的残忍画面。
尽管“伊斯兰国”认领恐袭并出示证据，但俄罗斯当局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这可能是因为认可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承认情报部门反恐工作不力，还要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3月7日美国发出的恐袭警告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普京当众称作破坏俄罗斯稳定的“公然敲诈”。
更重要的是，一旦承认“伊斯兰国”的责任，依照普京的逻辑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报复。但深陷战争泥潭的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力量可供“浪费”在反恐之上。《欧洲新报》的数据表明，2022年以来，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刑案数量急剧增加，但“反恐”的重点方向几乎都放在了对乌战争和镇压国内异见之上。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就在莫斯科恐袭发生当天，俄当局将实际并不存在的“国际LGBT社会运动”列入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的财政监控清单。因此，当局将恐袭的责任推给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尽管俄国内外安全专家普遍认定，这起袭击与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惯用手法毫无相似之处，乌克兰国内也没有“圣战”者网络运行的痕迹，但这并不妨碍俄罗斯的宣传媒体捏造各种乌克兰参与其中的阴谋论。独立媒体亦报导称，总统办公厅向忠于政权的媒体下达宣传指令，要求渲染袭击背后的“乌克兰痕迹”。
在袭击发生后19个小时，普京才首次公开露面发表讲话。当时他尚有所保留地指责乌克兰为袭击者越境“备了一扇窗”。但在25日与安全部队进行的工作会议上，他开始直接宣称“借新纳粹基辅政权之手与我国作战的”“美国及其卫星国”是恐袭的罪魁祸首。
讽刺的是，俄当局目前唯一能用来暗示袭击与乌克兰有关的“证据”——袭击者被捕时正开往乌克兰方向——也显得极为可疑。独立媒体“重要故事”网梳理发现，最初媒体通报的抓捕地点其实位于通往白罗斯的公路上，且距边境仅16公里，白驻俄大使当时也对此跟进表态；一个半小时后，一位议员通报的抓捕地点已经位于通往乌克兰的公路上，但距离俄乌边境尚有150公里（独立媒体美杜莎查核发现此后流传的抓捕视频定位到了这一地点）；又过了一个半小时，FSB发布的官方声明中的抓捕地点已经“挺近”到了“俄乌边境附近”。
由于战争状态，俄乌边境早已成了剑拔弩张的前线，难以想象四名通缉要犯可以从中穿越过去。而俄白边境由于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没有任何管制，因此白罗斯素来是俄罗斯活动人士逃脱当局追捕、前往欧洲的重要枢纽，将其设想为四人逃亡的方向显然更为合理。
俄罗斯的安全专家普遍认为，袭击经过了周密的策划：袭击选定的周五晚上正是商场所在的莫斯科外环路堵车最严重的时候，再加上该地区复杂的行政片区划分，足以让安全部队的出动受到最大程度阻挠，而袭击者则可以仅用20分钟完成袭击，随后轻松地全身而退。
然而，四名恐怖分子在袭击视频中的冷酷无情与被擒后审讯视频中茫然无措、语无伦次的状态形成鲜明反差。一名嫌犯在审讯视频中供述的作案动机——为了某个匿名“布道者助理”提供的100万卢布（约合1.1万美元）答应无差别杀人——甚至引起了视频中审讯者的怀疑。而此前部分俄媒提供的嫌疑人信息亦明显错误，甚至受到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反驳。这些疑点都为一种逆向阴谋论提供了土壤——此次恐袭系克里姆林宫自导自演的“假旗”行动。
为了回应克里姆林宫提出的乌克兰阴谋论，乌克兰军情局和总统办公室的代表都使用“有计划、有意识地挑拨离间”、“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风格”之类的措辞来暗示“假旗”阴谋论。而在俄罗斯自由派政论中，通常用“梁赞砂糖2.0”来形容这种可能。所谓“梁赞砂糖”是1999年俄罗斯公寓楼连环爆炸事件后民间质疑官方结论的主要论据，后来也成了克里姆林宫“假旗”行动的代名词。
不过，此次莫斯科袭击后提出的支持“假旗”理论的论据远没有“梁赞砂糖1.0”的论据有说服力。就连引起最多质疑的被捕者身份问题也已被证伪——《纽约时报》和多家俄罗斯独立媒体的图像核查都表明，四名被捕者确实就是“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和照片中的武装分子。
然而，阴谋论的横行也是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所导致的。且不论这次俄罗斯当局亲自下场传播反乌克兰阴谋论，FSB 审理案件的过程向来完全不透明，其对外公布的材料也经常充满疑点——哪怕一些不涉及“假旗”猜测的恐袭案件也是如此。更令人咂舌的是，这次四名主犯归案后，与俄当局有密切联系的电报频道开始大肆传播执法者对嫌犯施以血腥酷刑或羞辱的视频，而四人第一次出席庭审时，脸上也都有遭严重殴打的痕迹。如此不加掩饰的系统性酷刑更让人对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调查、审理无法抱持信心。
尽管各类阴谋论尘嚣之上，但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和研究者开始将关注转向这次袭击最大的嫌疑对象——“伊斯兰国”（ISIS），尤其是其在南亚活动的“呼罗珊省”分支（ISKP 或 IS-K）。这一分支于2015年由一批脱离巴基斯坦塔利班（TTP）的“圣战者”与ISIS本部派出的指挥官协调建立。因此，反极端主义项目（CEP）资深研究院辛德勒（Hans-Jakob Schindler）指出，ISKP 与其他许多自行声称加入 ISIS 的外围组织有根本不同，它与中心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而也能获得更为充足的资金。
在 ISKP 成立不久以后，中亚老牌“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脱离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塔利班）加入 ISKP，不仅助长了其声势，还为其带来更大的“国际视野”。到2010年代末，驻阿美军已经觉察到了该组织的巨大潜能和威胁，甚至开始秘密帮助对手塔利班打击 ISKP，以至于美军内部谑称自己为“塔利班空军”。
ISKP与塔利班不仅激烈争夺地区“圣战事务”的主导权，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本质性分歧——后者的关切局限于阿富汗国境之内，而前者则具有在全球发动“圣战”的野心。根据著名“圣战”观察者、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院泽林（Aaron Zelin）的观察，2021年塔利班夺取政权后，加大了对 ISKP 的打击，使得后者在南亚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但与此同时，它加快了自己向海外扩张的步伐。长期跟踪 ISKP 发展的 Militant Wire 网站联合创始人韦伯（Lucas Webber）强调，ISKP 对外宣传使用的语言数量已经仅次于鼎盛时期的 ISIS 本部。
为了应对普什图中心主义色彩强烈的塔利班，ISKP积极招募阿富汗境内受其歧视的少数族裔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随后招募范围更迅速扩展到了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中亚元素，尤其塔吉克元素在 ISKP 中的扩张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塔利班开始在针对 ISKP 的宣传攻势中将后者称为塔吉克斯坦境外势力。
而无论对于 ISIS 本部还是 ISKP ，因阿富汗、车臣和叙利亚战争“手上沾满穆斯林鲜血”的俄罗斯都是头号敌人之一。对 ISKP 而言，由于塔利班在夺取政权后与俄罗斯继续保持暧昧关系，因此反俄宣传也自动带上了反塔利班色彩，这种一石二鸟的宣传叙事对其在阿富汗的生存变得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出于类似的逻辑，反中叙事也成了 ISKP 宣传的一个重点。
就在莫斯科袭击发生前两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布了年度 ISIS 世界活动报告，报告最后直截了当地指出：ISKP 应被视为 ISIS 现今在全球构成的“最大威胁”。该分支去年在全球范围策划了21次袭击，而此前4年仅有3起。此外，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极端分子已成为 ISKP 关系网中的关键节点——过去一年，他们参与了这21袭击中的6起。
2024年1月，伊朗克尔曼的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逝世纪念遭受连环爆炸袭击，共导致近百人死亡。这被认为是 ISKP 首次在其传统势力范围（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外发动重大袭击。讽刺的是，在这次袭击前，美国同样向伊朗发出了警告，但伊朗当局也没有重视。袭击发生后，德黑兰也一度坚持其宿敌以色列为罪魁祸首的阴谋论，直到 ISIS 认领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最终仍给一名袭击者赋予了“塔吉克斯坦与以色列双重国籍”。
此外，根据媒体的梳理，近半年来，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吉尔吉斯斯坦都报告了ISKP的未遂袭击，而在土耳其，甚至已有一起袭击成功导致1人死亡。所有国家的被捕者中几乎都有中亚国家公民。此外，3月俄罗斯也曾通报挫败了两起与 ISIS 相关的袭击图谋，3月7日 FSB 更称挫败了 ISKP 袭击莫斯科一座犹太会堂的计划，并击毙了两名哈萨克斯坦公民。
长期跟踪 ISKP 活动的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客座教授菲尔杜斯（Iftikhar Firdous）在《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表示，ISKP 最具破坏性的特征在于它能够根据局势灵活收放自己的活动，而不同国家”圣战者“的加入使其具有建立大型跨国网络的能力，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塔吉克斯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是加大了国际合作打击该组织的难度。
目前无法确定此次莫斯科恐怖袭击后，国际社会能否加大协调反恐的力度。不过对于俄罗斯当局而言，制造更多阴谋论，忽视现实中真正给自己带来威胁的敌人恐怕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