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评梅西事件：当“中国”为“香港”讨回公道，是香港故事的成功还是失败？

2月4日下午，是国际迈亚密对阵香港联队的友谊赛。非球迷如我无聊开电视，才知道这场全城瞩目的盛事直播。

节奏明快，互有进球，上半场比赛很精彩，我看了半场好球，后来要出门便忍痛割爱下半场。到再看手机时，剧情峰回路转，梅西不但缺席赛事，赛后也没有颁奖、发言、合影，引来高价买票的球迷嘘声四起，高呼“回水”“Refund”；港府同样不满，一夜连发两个声明，表示对主办单位感到极度失望，指他们“欠球迷一个解释”，或会扣减赞助款项。

港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场国际球星的商业表演赛，为今不如昔的城市地位和低迷的经济增添信心，岂料这盛事竟以“好事变成坏事”的方式结束。更火上加油的是，数天后的日本之行，梅西不但笑容满面出席不同活动，还在友谊赛中后备披甲30分钟，其态度和表现判若两人。

在日本上场后，这件事慢慢从发生在香港的商业事件，上升到中国舆论圈的民族主义事件：中国舆论声援香港，官方亦取消梅西中国行活动。这种方式前所未见，且有“讨回公道”的效果——原本未透露退款的主办方 Tatler Asia 终于将提供50%的退款。吊诡的是，中国以这种方式声援香港，真的是港府所乐见的吗？与香港眼下重新打造“亚洲国际都会”的策略一致吗？

在政府角度，港府希望藉梅西之行说好香港故事，宣扬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和“国际盛事之都”的定位，事情发展至今却是重新确认和突出香港是“中国香港”的形象。可以说，这是政治正确的胜利，同时也是政治宣传的失败。

说好香港故事：亚洲盛事之都

在如今看来，梅西事件已被高度政治化，但从一开始，梅西访港就有政治意味，这是理解整个事件的起点。在后国安法、疫后经济不似如期之际，港府的施政重点是“说好香港故事”，提升香港的形象，宣扬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而球王梅西访港，既是“非政治化”的站台，也能造势 ，无疑能带来正面的香港形象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梅西访港要突出的香港形象是“亚洲盛事之都”。在1月的记招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这次旅程将会是国际迈阿密首次出访亚洲，香港很荣幸可以成为其中一站的城市，反映了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吸引力。我知道不少来自大湾区以至东南亚的朋友将会专程来港欣赏这场比赛。”2月份梅西抵港时，杨局长同样表示，国际迈阿密是次访港，正反映香港是一个举办大型盛事的好地方，也反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我希望可以再次让更多人注意到，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国际盛事之都的位置。”

虽然杨的发言提及大湾区，也将活动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联系起来，而活动也必然吸引中国内地的球迷，但政府的整体宣传基调似乎并非要突出香港的“中国性”，而是强调其“国际性”，希望籍国际巨星的国际关注，吸引外界留意香港是“亚洲盛事之都”、“国际盛事之都”。

在这种宣传目标下，港府高度重视，不敢怠慢，极力打响这项盛事头炮。这次活动获港府的“M”品牌认可，政府向主办方 Tatler Asia 提供 1,600 万港元的配对拨款、直接场地资助和一系列配套支援。根据指引，涉及“M”品牌资助活动应至少提前6个月申请，但国际迈亚密在去年12月才决定来港，政府亦“特事特办”，很快就完成审批。据《香港01》报导指，港府在赛事前更要求梅西在维多利亚港游船河、参观启德体育园等活动向国际宣传香港，只是国际迈阿密拒绝。

在梅西失场之前，球赛活动可谓成功，亦在一定程度向国际受众宣传香港。虽然表演赛门票价钱由港币 800 元至 4880 元不等，被指是天价门票，但仍吸引高达 200 万名球迷抢购，并在开售1小时内售罄。这速度更令脸书专页有约 6000 万追踪者、IG有 8600 多万人的国际迈亚密老板碧咸在社交网站上作惊讶和肯定之状，并上传多张在港参加活动照片——这种国际名人的香港曝光，胜过官员的千言万语。

从问责逻辑到政治逻辑

然而，梅西的不上场、不发言、不领奖扭转了整个事件的走势。在比赛结束之后，港府和球迷站在同一阵线，严词追究责任，并检视是否扣减赞助款项。而外国传媒和网民，也大多同情球迷的遭遇。

在事件的初期，舆论主要遵循的是问责的逻辑，公众关注梅西是否真的受伤；梅西、主办方和球队的责任谁属；主办方和球队何时确认受伤的消息，有没知情不报和欺瞒。更具体地说，梅西缺席有没有违背商业合约。

主办方 Tatler Asia 是矛头所向，被指无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借此活动赚大钱。在2月5日的记招上，Tatler Asia 也只是宣读新闻稿，表示撤回 1600 万港元公帑申请，并未就事件道歉，亦并无退款安排。

梅西之心无人知，不过在香港舆论中，不少声音有幸灾乐祸的意味，指梅西是“软对抗”，因为他不与特首李家超握手，是故意不给面子特区政府；又有人翻出2017年梅西寄过一张亲笔签名照给刘晓波的往事。反驳“软对抗”的观点则指梅西过往亦有“不良心”的表现，政治洗白需要大价钱，港府大概是没有给够钱罢了。同样有政治化联系的，在亲北京的报刊见到，如《大公报》在2月5日的社评质疑：“梅西到底为何无法出场、是否受到什么压力，现在还是个谜，但事件再次提醒各界，香港发展往往受制于外部因素。”——这些声音在梅西日本出战之后更加放大。

在抵达日本后，梅西曾在2月6日出席记者会，表示在香港友谊赛缺阵实属不幸，他早前于沙特踢友谊赛时感到大腿肌肉不适，没有受伤，但来港出席公开操练后，持续感到不适，因此未能于比赛当日上阵；他对未能参赛表示遗憾，希望有机会再来港比赛。在2月7日的日本友谊赛前，梅西又在微博发文，再次表示他的腹股沟有伤，遗憾因伤没能出场，期望有机会回来为港球迷倾力比赛。

这些回应在梅西上场后显然无法平息众怒，亦令舆论继续发酵，而且事件慢慢从问责逻辑升温至政治逻辑。中国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渐多，并伴随个别地方政府的抵制行动。到了这个时候，梅西事件已不单是香港的商业纠纷和舆论事件，而是一宗中国简中圈的民族主义事件。

“中国”声援“香港”

《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率先打响舆论战幔，将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在2月7日晚接近午夜，《环球时报》发社评，指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的做法罕见，解释无法服众，不排除其做法“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

虽然《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同时指出，声援香港需要，但要把握量级，梅西的事配不上大规模发酵，但内地社交媒体随后出现一波收割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量文，矛头指向梅西事件背后有反华的政治动机。例如，《球星梅西，沦为美帝的一颗子弹》、《梅西背后的惊天博弈》、《梅西惹怒中国球迷，凸显反华势力4个特征》这些文章都是微信公众号的10万+爆款文章。从微信指数来看，讨论梅西事件在2月8日后大增，达到顶峰。

随著内地舆论风向转变，香港亦出现狙击梅西的政治化言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7日晚于社交平台Ｘ发文，批评梅西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以后不应让梅西再来港，“港人憎恨梅西、国际迈阿密及幕后黑手有计算地冷待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亦在网上发文，称梅西明显是落特首的面，侮辱特区政府，反问“如果这不是辱华，又是甚么？”

另外，中联办迂回控制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同在8日凌晨加入舆论狙击，前者表示“回顾国际迈亚密及梅西在港的种种不正常表现，不能不令人质疑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后者则指，“说不是有神秘而巨大的幕后黑手在精心布局，恐怕无人相信。此幕后黑手为打击香港，无所不用其极。”

在2月8日的头版，《大公报》更报道国际迈亚密的老板之父亲曾效力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有所指。无独有偶，同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刊登文章，标题为《梅西老板的身世曝光！和中情局有关？》

事已至此，尽管中国并无官方大报大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狙击梅西，且简中舆论尚算多元，很多文章认为“让商业的归商业”，“违约就说违约，扯辱华就太扯了”，但中港两地上纲上线的舆论已呼应、合流、放大。就算政治化的言论不是主流，但上纲上线的声量巨大，构成庞大的舆论压力。梅西代言品牌受压，蒙牛微博撤梅西海报，而赤水河酒的社交帐号和直播间亦被留言“洗版”，有网民表示不与梅西解约就抵制。

除此之外，政府亦取消梅西的访华行动。在2月9日晚，杭州市体育局宣布，阿根廷国家队 3月杭州行取消，原因“众所周知”，“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2月10日，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称，近期不少球迷和网民查询阿根廷球王梅西到北京比赛的消息，协会表明，北京目前“没有举办梅西参加的相关比赛计划。”

一场发生在香港的商业事件，随著“中国”的声援，已成为一起民族主义事件。

到底是“中国香港”

从球迷和消费者来看，事件扯上政治后似乎威力大增，成功施压主办方回水。在2月5日的记招，Tatler Asia 并未就事件道歉，仅称感到遗憾，会退回政府1600万资助。若不是中国舆论声援，梅西事件可能停留于此。但在2月9日，Tatler Asia 的态度转变，向球迷道歉，宣布将向观众提供 50% 的退款，并公开举办这次活动的损益表，显示从净赚 1300 万倒蚀 4300 万。

尽管港府在事件的初期姿态较高，但相信在政府的情景计划（Scenario planning）里未预料事件最终演变成中国声援香港、帮助香港取回公道的事件。但这件事吊诡之处是，事情升温至成“民族主义事件”未必是港府所乐见，而中国声援香港亦从未思考香港方面的意愿。

根据政情报导，政府内部有声音认为，不宜在此事上狙击力度过猛，若对主办方和球会反应太激烈，对往后其他机构承办在港盛事的意欲，亦可能有打击。 另外，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亦表示，“如果郁下就将事件提升至政治层面，咁就无可避免，一定会影响到香港喺国际间嘅名声啦，呢方面我哋系要留意嘅。”（“如果动辄就将事件提升至政治层面，那无可避免，一定会影响到香港在国际间的名声啦，这方面我们是要留意的。”）

这些声音对现任政府官员来说当然不能公开明说，但相信政府内部或多或少都有此顾虑。然而正如2019年路透社公布的林郑录音所言，一旦一个问题被提升到国家层面，行政长官的操纵空间非常有限——港府在事件初期的高调发声之后，只能主力跟进消费者权益问题，其余能做之事就未必全在自己算盘之中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梅西访港的初衷。这次活动本来是宣扬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国际盛事之都”的位置，但事件变成民族主义事件后，无疑重新确认和突出香港是“中国香港”的形象。在2020年，政府委托顾问做了一份“香港重新出发”研究，用意是在反修例运动、港版国安法立法和新冠疫情后，推广城市品牌，使香港重新与世界接轨。这份报告有个有趣的发现，“中国”是重塑香港形象的双刃剑：联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市场入口（market access）是正面，联系到“政治影响”同“（国家）安全”就是负面。也就是说，港府当然要在某些政治语境中强调“香港”是“中国香港”，但有时也要在国际形象中与“中国政治”保持微妙的不同和距离。

在这次事件中，香港显然和“中国”的“政治影响”硬挂钩。在这个意义上，梅西失场事件是政治正确的胜利，但也是政治宣传的失利。而这个事件并非影响一时，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中留下深刻的印记。